一、语言符号的传播原理
符号的传播的前提条件是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是同一个符号系统下交流，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最关键是打破语言障碍，通过对符号的传播规律的研究分析，发现语言符号的传播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现象的本质规律。按照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世界属于人类创造的符号世界，人类通过创造、使用符号进行交流，同样人际传播活动其实就是符号的互动传播。人创造了各种语言、非语言的符号赋予相应的意义来进行交流，因此在人际传播中，传受双方在传播过程中都相应的执行编码、解码的功能。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信息通过语言表达，同样解码过程就是将相关符号转换成具有意义内容的过程，就是接受者理解语言意义的内容。显然，在传播过程中关键的因素在于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彼此认可既定意义内容。文化传播中，符号存在社会属性，代表经验、传统，因而属于社会所共同所有的内容。
二、跨文化中的语言传播
在传播学中，定义文化交流是一种复杂的、有目的的存在供求关系的交流互动，并且随着交流的深入，传受双方拥有的信息量会随着增加、积累，这种信息的传播交流是无限循环的过程。文化与语言之间存在互动性关系，虽然语言是文化的子部分，但是语言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人们可以在语言中按照文化的发展需要去设计文化、诠释文化，通过语言把文化变成可以加以改造的内容、加以制造的部分。［1］在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汉语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明显存在这种特性，彼此之间相互借鉴、吸收，形成新的语言改造、融合现象。
（一）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融合”
“在语言频繁接触的地区，来源于不同的成分可能混在一起，产生一种与这些语言都不同的新的交际工具，这就是语言混合现象。”［2］这种现象在新疆汉语方言中经常出现，新疆的汉民族长期在多民族地区混居，跨文化交流，彼此影响，相互融入了对方语言中的词汇，是自己的语言相近对方语言。根据贾尔斯的“言语调节理论”中的“同化现象”，即讲话者试图模仿对话者的语言，以便表达相似内容。例如，“巴郎子”是维语里孩子的意思，“巴郎”已经深入到新疆地方汉语中，多次在新闻媒体中出现“新疆巴郎的见义勇为”、“好巴郎心系灾区”的标题。还有“哈马斯”是维语“himas”，在汉语里表示“所有的”，经常在新疆街头水果摊听到“哈马斯多少钱了？”。以上都是存在于汉语中的使用现象，在少数民族中也存在融入汉语词汇的语言。例如，“筷子”、“洋芋”、“电视”、“沙发”都是汉语发音。
（二）跨文化现象中的语言“调节”
如贾尔斯的“言语调节理论”中的“趋异现象”所说，即讲话者在有些情况下把自己的讲话与其对话者的语言相异时调整状态。也就是说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遇到解码困难时，试图修正或重新解构以便双方理解。通过这种语言调节，人们把整个文化变成可以修正、再造的存在。例如，在非语言符号中表达没有或者否定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一般借助摇头动作借以说明，新疆地处边陲，接壤中亚五国以及俄罗斯，所以在新疆还可以用耸肩，双手摊开来表示没有或否定意义。
三、语言符号对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语言是制约跨文化传播的关键要素，如果在同一个语境内交流相对就容易许多，但是在多民族地区，面对不同语系就比较复杂。首先是传播产生在语言相通的基础上，并且带有明显主观性语言。因此，掌握任何一个民族语言符号，不仅仅是掌握了一个符号体系或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掌握了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此外任何一种民族的历史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都体现在语言中。在跨文化传播的实际领域内，差异往往体现在人们的符号化行为中，其中以语言符号的行为差异最为常见。首先，语言具有表达思想情感作用。人们通常既是视觉思考又是语言的思考者，并依据自己的活动进行这两种形式的思考，通过语言，你能够表达内心的情感。显然，语言在人际交流中成为情感思想的载体，寄予在言语中。如果不明白言语者的语言，就很难理解其情感和思想。其次，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具有交际作用，维系人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只有交际才会产生跨文化交流。在新疆汉民族集中的城市，汉语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在大街随处可见在运用汉语交谈的人们，维吾尔族哪怕用蹩脚的汉语，也能够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而在哈萨克人居住的牧区，许多在这里生活的汉民族则学会哈萨克语言。例如，在新疆的阿勒泰、伊犁的牧区，生活在这里的汉民族基本上都会说哈萨克语。语言的跨文化必然引起不同语言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本文通过对语言符号对跨文化的影响，诠释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跨文化现象相关背景、内容，方便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民族团结史的了解，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古那尔·艾则孜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