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性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
对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把它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和科技优势，把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资源，甚至直接将各种污染物和废弃产品输送到这些国家，从而转移国内生态矛盾，使生态不公正扩展到了全球。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福斯特在《脆弱的星球》中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对全球的资源掠夺、污染输出、能源战争等方面呈现出合法化、制度化、手段多样化诸特点，并用大量事实证明生态帝国主义损害了社会和环境公正，是全球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佩珀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维系本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就会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尽可能地剥削和抢占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并竭力宣扬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继续买单。佩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残酷手段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以此来维持和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戴维•佩珀，1993）。奥康纳则用“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的概念来说明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对生态危机的影响，指出当代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污染、资源的枯竭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奥康纳的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他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毁坏、能源及矿藏的减少，土地流失等等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詹姆斯•奥康纳，2003）。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局限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为我们全面地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理论资源。但是笔者认为，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有把生态危机根源论“一元化”的局限。面对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和危害，各国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如罗马俱乐部出版的震惊世界并畅销全球的著作《增长的极限》（1972），就把经济增长和人口激增归结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中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口爆炸、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使科技异化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这些有关生态危机理论的探讨角度多种多样，得出的结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又相互补充，不断丰富了生态危机理论体系，并为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维度出发，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扩张的结果，是对生态危机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不能全面地反映生态危机的实质。其次，把全球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过度夸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输出，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生产方式上的自主选择。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社会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其先进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对各国的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并非无可替代。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用市场调节加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用三十多年时间创造出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从此来看，我们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同根同源，演变机理也如出一辙（曹顺仙，2012）。否则，把中国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还难免有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之嫌。第三，把全球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还可能导致对各国自身生态问题的忽视，把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卸给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无法真正地肩负起化解本国生态危机的历史使命。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环境的加剧破坏，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程同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生态危机的化解需要全人类打破国家界限和民族界限来共同应对。因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及社会制度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都难以独自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也不可能在生态危机中独善其身。这就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化解，既需要生活在地球生物圈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挑战面前携手合作，在平等的原则上共同设计和筹划出整体的、战略性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通过深度合作使这些方案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又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切实地担负起本国、本地区的生态重建责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化解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重建贡献各自的力量。
三、资本逻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超越
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看作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解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笔者以为，资本逻辑可以实现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首先，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众所周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在于驱使资本家们将更多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新的生产活动之中，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限度增值。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可以说，资本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它的本性就驱使他不择手段地吮吸活劳动从而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增值。显然在资本的逻辑里，整个自然界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的不费分文的自然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其他价值。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动机，使得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突破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气候变暖、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矿藏资源日益枯竭、水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由此观之，是资本逻辑的存在和横行，才使自然界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使生态危机成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命运。其次，资本作为生产的要素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从资本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范畴。“把资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就必然会把‘资本’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否认‘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李为民，1987）。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都把资本看成是与压迫、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概念高度相关。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资本的概念才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才出现了最早作为社会主义的“资本”范畴。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资本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或通过外资引进，加速了由资本原始积累向资本积累发展的周期等，从而激活了市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资本逻辑可以解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现代国家，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只要投入和运用，就必然会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相应地，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资本的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得一览无余。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的生产，都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而从经济体制层面来看，只要是市场经济，表现出商品的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卖而买的资本运动就必然发生。放眼全球，由资本所导致的种种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看来，资本逻辑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所共有的，它不仅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可以解释非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说，资本逻辑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四、结语
总体而言，与一般的绿色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将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因于工业化、科学技术、人的自私品性、基督教观念或其他传统观念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透过人与自然的表面冲突，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为我们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制度，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为首要的批判目标，线性地、单向度地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理论片面性和局限性。相反，资本的逻辑很好地解释了全球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运用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可以说，只要有资本的地方，生态环境的厄运就开始了。那么，为了保护人类世代的共同家园，当今人类又能否告别资本逻辑，创造一个没有资本的世界呢？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对此，陈学明教授在《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一文中借用罗骞的话说：“资本并不是我们说取消就能够取消掉的，只要它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为地把它取消掉”（陈学明，2012）。这里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意即它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陈学明，2012）。就今天的中国而言，依然需要利用资本，而且资本在当今中国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需要确立的是要在资本的利用和限制之间保持平衡，以此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平衡。当然，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仅仅对资本的逻辑进行限制是不够的，最终还得超越资本。“只有到了人类真正超越资本之时，才是生态文明真正建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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