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方法
1．1对象选取:本研究对我院2014－03～06就诊的500名四维彩超候诊孕妇进行问卷调查。对500名候检孕妇的测评情况筛查，剔除全否定、全肯定，不认真作答20份，共回收有效数据480份，回收率为96．0%。
1．2研究工具:运用心理健康测查表(PHI)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健康测查表是宋维真［2］修订而成。该量表共168题，含3个效度量表(Q无法回答的题目数，L说谎分，F诈病或装坏分数)，7个临床量表(SOM躯体化，DEP抑郁，ANX焦虑，PSD精神病性，HYP疑心，UNＲ脱离现实，HMA兴奋状态)。运用应付方式问卷(CSQ)进行调查。通过艾森克人格问卷(EPQ)［3］评估人格特征。EPQ由88个条目组成，结果分为精神质(P)、内外倾(E)、神经质(N)和掩饰性(L)得分。应付方式问卷是由肖计划等［4］编制，共包含62题，构成6个应付因子。因子1:问题解决;因子2:自责;因子3:求助;因子4:幻想;因子5:退避;因子6:合理化。其中解决问题、求助表示成熟型应付方式，退避、幻想和自责表示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合理化表示混合型应付方式。对每个项目进行“是”或“否”判断，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使用该种应付方式。
1．3数据收集与分析:对四维彩超技师进行测评指导，告知孕妇保密原则，在此对候检孕妇进行心理健康调查。所有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均数用F检验，用Pearson系数表示2个变量的相关关系，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
2结果与分析
2．1四维彩超候诊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测查表(PHI)各项目标准分T≥70分，表明存在严重心理问题，各项目的构成比:躯体化(39人，8．1%)、抑郁(18人，3．8%)、焦虑(13人，2．7%)、精神病性(24人，5．0%)、疑心(8人，1．7%)、脱离现实(12人，2．5%)、兴奋状态(26人，5．4%);60≤T＜70，表明存在心理问题。各项目的构成比:躯体化(83人，17．3%)、抑郁(102人，21．2%)、焦虑(43人，9．0%)、精神病性(36人，7．5%)、疑心(17人，3．5%)、脱离现实(25人，5．2%)、兴奋状态(67人，14．0%)。兴奋状态存在学历差异，即中专、大专、本科、硕博士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中专得分最低，且与大专、本科、硕博士都存在显著差异(F=3．276，P＜0．05)。抑郁、脱离现实存在收入差异，对月收入＜2000、2000～5000、＞5000人员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2000人员得分最低，与月收入＞5000人员存在显著差异，抑郁(F=4．824，P＜0．01)、脱离现实(F=3．276，P＜0．05)。
2．2四维彩超候检孕妇心理健康与人格、应付方式的关系:四维彩超候检孕妇心理健康与人格、应付方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解决问题与兴奋状态呈显著正相关，与PHI其余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合理化、自责、幻想与PHI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求助、退避与PHI各因子相关不显著。精神质、神经质与PHI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内外向与躯体化、抑郁、焦虑、兴奋状态呈显著负相关，与精神病性、疑心、脱离现实相关不显著;掩饰程度与PHI各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HI各项目为因变量，应付方式与PHI各项目显著相关的因子、人格与PHI各项目显著相关的因子为自变量逐步回归分析。以躯体化做因变量时，神经质、精神质、自责逐步进入回归方程;抑郁为因变量时，神经质、内外向、自责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焦虑为自变量时，神经质、自责、精神质、内外向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精神病性为因变量时，神经质、自责、掩饰程度、精神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疑心为因变量时，自责、神经质、精神质、幻想逐步进入回归方程;脱离现实为因变量时，神经质、精神质、自责、掩饰程度逐步进入回归方程;兴奋状态为因变量时，内外向、神经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
3讨论
孕妇在妊娠的过程中承受社会、经济、家庭及自身角色转换带来的各种压力，容易出现心理不适症状，加之四维彩超主要筛查胎儿是否存在畸形，候检期间的孕妇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本研究中比较严重的心理症状是躯体化、兴奋状态、精神病性;可能存在的心理症状主要是抑郁、躯体化、兴奋状态，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5］。兴奋状态高分表示受试者对行为受到限制时易表现出性急、易怒。精神病性高分表示受试者比较关注争端。候检孕妇本身处在高度应激状态，容易导致孕妇出现上述较突出的心理症状。且在研究中发现，中专学历的孕妇兴奋状态得分显著高于硕博士，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专学历孕妇年龄主要在22岁左右，对孕期知识的掌握不是很充分，在没有很好准备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性急、易怒的情况。月收入＜2000的孕妇在抑郁、脱离现实2项的得分显著低于月收入＞5000的孕妇。访谈过程中发现，高收入人群得分较高的原因在于担忧工作环境、长期压力导致胎儿畸形的概率较高，故在孕期易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尤其在四维彩超候检时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研究中，四维彩超候检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付方式、人格关系密切，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6－8］。关系探讨中发现除兴奋状态外，自责对心理健康各因子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习惯采用自责方式面对问题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幻想对疑心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时常通过幻想面对困境的人更容易出现疑心。与已有研究有一致性，消极的应对方式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9－11］。神经质与心理健康各因子有显著的正相关，且对心理健康各因子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类似［12－14］。神经质是个体情绪稳定性的一个指标，此项得分较高者表明情绪稳定性较差，情绪大起大落是心理不健康的一种表现，也会导致心理症状出现。内外向对抑郁、焦虑有负向预测作用，内外向得分较高者表现出善于与人交往，比较活跃，得分越高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概率越小。
综上所述，四维彩超候检孕妇易出现躯体化、抑郁等心理症状，而神经质是最为直接的人格影响因素，采用消极的应付方式也可引发孕妇心理问题。因此家属或者医生在前期对孕妇的人格特质、应付方式有所评估，发现有性格缺陷或习惯性采用消极应付方式的孕妇及时采取心理干预措施，以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保障在四维彩超候检的高应激环境中，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等待、接受检查。
作者：吕建红 闫瑞玲 付晓燕 曹敏丽 任小龙 单位：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超声诊断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