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运用得最为普遍
是暗含了中共政党强烈启蒙救世意识的革命战争伴侣式情爱叙事模式，它包含了伙伴/同学式、战友式和师生式三种次级模式。这三种次级模式的话语板块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合现象，而板块与板块组合安装的叙事策略，也正是我们解读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文本症候。伙伴/同学式。这一次级模式承传了解放区文学“王贵和李香香”式的叙事模式。此类革命战争伴侣有:牛大水与杨小梅(《新儿女英雄传》②，春儿与芒种(《风云初记》)，铁木尔与斯琴(《茫茫的草原》)，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红旗谱》)，德强与杏莉(《苦菜花》)等。在这种叙事模式中，还没有成为革命战士的男女主人公最初是被动适应传统生活轨迹的生存者，在蒙昧的原初生活状态下萌发了情爱，但这种情爱仅是心理层面的好感和默契，并无伦理、宗法层面的保障。这种朴素的情爱状态中还暗含着经济窘迫、战争动乱的威胁、恶的“他者”的觊觎、情侣之间的思想分歧等不和谐伏笔。这类伏笔是对一种不确定隐患的铺垫，暗示着情爱叙事的变动性可能。比如杨小梅喜欢牛大水，但却因为贫穷听从了母亲的话嫁给了中产阶级的富户张金龙;铁木尔和斯琴青梅竹马的爱情遭到了扎冷贡廓尔的破坏;春兰的父亲受地主冯老兰的唆使而不准她与运涛来往。在这种情爱叙事的模式开端，情爱双方仅仅具有实现情爱理想的意愿，但在缺乏现代启蒙理性或革命理性引导的情况下，他们既想不出拯救情爱的办法，也找不到改变这种境遇的思想资源，处于现代主体意识和改变现实能力的双重匮乏状态。不过，这种匮乏状态却在逻辑上积蓄起了叙事势能，形成了叙事张力。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这种叙事势能的渲泻和匮乏状态的改变，是在革命战争进入文本“实域”叙述视野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阶级、民族战争颠覆了旧有的社会等级秩序，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以异质的阶级本质论话语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有恶势力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伦理基础，赋予了被压抑的个体情爱话语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思想引导着他们为实现被压迫阶级与全民族的解放而战斗，引导他们在战火的淬炼中成长为具有革命理性和主体意识的现代“新人”，实现了生存与情爱的双重解放。他们朴素的伙伴型情爱也由此转化成为革命伴侣型的现代情爱。以城市知识分子革命历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及其后续四卷，讲述了周榕、陈文娣与区苏、周炳与区桃/陈文婷/胡柳/胡杏/何守礼等人之间的情爱纠葛和革命历程。它通过多角情爱关系格局中的人物对不同阶级出身的情爱对象的选择变换叙事策略，来体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战争语法对于两性私爱语义的强制性规约。这种多角情爱叙事模式因其深层的意识形态隐喻意义和强大的文化阐释功能，在当代革命战争文学尤其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具有极深的结构性辐射力。战友式。这种模式是指属于同一战斗阵营中军事、行政组织体系内的革命者，在战争过程中产生了情爱。属于此种类型的革命战争伴侣有:高山与雷震霖(《踏平东海万顷浪》)，王老虎与冬梅(《保卫延安》)，少剑波与白茹(《林海雪原》)，梁波与华静(《红日》)，娟子与姜永泉(《苦菜花》)，杨晓冬与银环、梁队长与金环(《野火春风斗古城》)，许凤与李铁、江丽与陆平(《战斗的青春》)，魏强与汪霞(《敌后武工队》)等。这类战友式情爱叙事的萌生、发展、转折及结局，具有更浓重的硝烟气息，体现出了更强的战争文化思维特质。“现代花木兰”高山和雷震霖之间的情爱故事进行得格外沉重艰辛，也格外坚实深沉，具有着生离死别、曲折迂回的传奇性特质。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是在“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应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①所以，在存亡须臾间的战争年代，生离死别的情爱故事反而是最真实的存在，而在战争血与火中生长的情爱之花，也必然会绽放出奇特的绚烂之美。我们不能否认它在本质和审美上的真实性。战争结束后，胜利者需要叙述战争历程，确立自身拥有国家现代性方案支配权局势的历史合理性，要求对战争话语的讲述具有开端、结局和意义阐释的意识形态一致性。这就造成了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话语的叙事起源、发展历程和结局设置，都具有千音一腔的定制性相似面目。其基本叙事模式通常都是:战争中相识相恋→一方被捕、受伤或牺牲(情爱受挫)→另一方等待、解救至其伤好归队或承担起对方的战斗任务(推动情爱实现的行为)→双方怀着更加深厚的爱恋或活着的一方怀着强烈的复仇愿望投入新的战斗(两种不同形式的情爱实现)。这类作品最生动和精彩之处则常常就存在于叙事模式中那些担任故事起承转合、发展转折功能的中间环节中，如两性情感萌动的最初情形、战斗中对异性的关注细节、情爱受挫时的思念、猜疑等微妙情绪等等。这些宏大话语中的细微之笔，以“呢喃低语”的方式在宏大话语的缝隙中书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幽深之处，彰显出作品对战争、情爱和人性的深层思索。可以说，正是这些不同程度偏离了意识形态规约的情爱描写构成了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生动细腻、深刻丰富的部分，实现了作品的最高艺术成就。“师生”式。这里所说的“师生”既是通常意义上知识层面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也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现代革命思想的引导者和被引导者;后者通常是具有朴素革命意识和成长为“卡里斯马”②潜质的“准英雄”③。这一模式的革命战争伴侣有:老周/苏荣(《茫茫的草原》)、张玉克/清莲(《英雄的乐章》)、纪铁功/赵星梅(《苦菜花》)等。失去父母的苏荣跟着在北京图书馆管理蒙文书籍的叔叔生活，与地下共产党员、图书馆馆员老周相爱，老周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婚后，苏荣入了党，在老周的帮助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八路军女政委;赵星梅因为家庭困苦在兵工厂当小工，与地下共产党员纪铁功结识相恋，并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八路军。这种启蒙与被启蒙的情爱组合模式是中国当代英雄叙事文学中“长者引路”模式①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话语书写中的变形。“长者引路”模式能够极好地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世”情怀，并具有良好的弹性表意效果和结构变形特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际遇下，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启蒙情结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的一个母题性结构范型。这一模式及其变形能把政治、文化、伦理诸多层面的意义加以化约性的编码处理，能够很好地贯彻创作主体的叙述意图，具有强烈的象征隐喻功能。在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红旗谱》)，姜永泉与娟子、德强与杏莉(《苦菜花》)，杨晓冬与银环(《野火春风斗古城》)，许凤与李铁(《战斗的青春》)等许多“伙伴”式和“战友”式革命伴侣情爱叙事模式当中，都能够看到它的模式变形。如《红旗谱》中江涛就把得到严萍的情爱，看作是与地主阶级出身的国家主义者冯登龙的政治斗争，情敌关系被他以阶级斗争理论转变成政治思想启蒙者对于启蒙对象的争夺关系。这种情况下，严萍作为现代知识青年和情爱主体的存在意义都受到了遮蔽，成为了意识形态接受者的符码性存在。这几种模式之间出现交叉和重合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将过多的内涵附加在了其关系格局中。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赋值行为却在遮蔽的同时凸显出了伙伴、战友、师生这些社会关系的本原状态，形成了一种叙述的逻辑张力。这种逻辑张力的遮蔽与彰显的叙事博弈反而成为对个体情爱伦理与群体政治伦理的相容相悖状态的话语言说，成为我们解读文本的缝隙和入口。
二、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情爱叙事模式
有两种次级模式:“天神+地母”式和“仙女+凡夫”式。“天神+地母”式。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需要大地的滋养一样，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经常运用这种情爱叙事模式，来表达执政党希望被民众认可、接纳和包容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说，在伙伴式、战友式和师生式的革命伴侣式情爱模式里，女性多处于仰望和跟随男性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爱叙事模式当中，民间女子对于男性战斗英雄则多为包容与承担状态。芳林嫂与刘洪(《铁道游击队》)、阿菊与杨军(《红日》)、金环与梁队长(《野火春风斗古城》)、花子与王东海(《苦菜花》)、莱波尔玛与沙克蒂尔(《茫茫的草原》)、秋分与高庆山(《风云初记》)等就属于种情况。寡妇芳林嫂(《铁道游击队》)敬爱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在民族正义感和情爱意愿的鼓舞下，她带着女儿帮助游击队打击敌人、掩护救助伤员、进据点侦察。和游击队失去联系时，她怀着坚定的信念坚持着;被捕后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金环②(《野火春风斗古城》)因日军攻陷城垣而带着妹妹银环流落到农村，为养活银环和躲避地主逼婚而嫁给了一个乡下长工。但她没有因此消沉，而是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带领丈夫和银环走上了革命道路。丈夫牺牲后，她侦察敌情，感化伪军，带着孩子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她与梁队长互相爱慕，为敌后武工队员们烧水做饭、缝衣做鞋;但又常常泼辣地训斥他们，既像情人又像母亲。地母神式的民间女子“是生殖力的象征，也是生命顽强和神圣的象征。”她“可以吸纳污浊而呈现净洁，消解罪恶而供奉福祉，具有包容和宽恕的力量。……既疗救自己，也照耀别人”③。与伙伴型革命伴侣情爱模式中年轻单纯的女性形象不同，她们多属民间大嫂类型，是丰腴土地与广大民众的代表，在生存和情爱层面历经了沧桑，却仍像大地一般有着泼辣的生命力、坚强的苦难承受力和博大包容的胸怀。与此同时，地母神式的民间女子还具有激发对方身体本能欲望的旺盛力量，是情人与母亲的角色混合体。再者，与革命伴侣式情爱叙事模式相比，这类情爱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故事传奇性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这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民间女子所带来的热辣生命力和民间品质;二是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情爱话语模式暗合了“天神+地母”的远古神话原型，具有粗犷旺盛的文化再生力和瑰奇的想象力。因此，如同人类远古神话里的主神一般，这类模式里的男性大多具有高强的战斗本领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在群体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属于超人式的“卡里斯马”战斗英雄，刘洪、王东海、梁队长等人皆是如此。这种“天神+地母”的叙事搭配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叙事里都比较普遍。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一模式本身蕴涵着人类强烈的赋予世界以安稳秩序的普泛性愿望;其次，通常情况下，民间的优秀女子总是会属于男性之中的强者，这是人类与动物界配偶搭配行为的普遍规律;第三，从深层文化心理来看，这一情爱模式是由相反相成的两极构成的。男性战斗英雄预示着天神般的绝对真理和最高律令，地母式的民间女子则象征着大地般的人类本我人格和生命本能。因此，这一模式具有旺盛的创造生发机制，能够在各类政治话语叙述中保留下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民间特质和审美表现力。沂蒙红嫂和常熟阿庆嫂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除却历史事实的存在之外，另一根本原因在于这类革命战争故事在深层结构上蕴含着民族文化密码。“凡夫+仙女”式。这类情爱叙事模式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学“仙女凡夫”与“落难才子逢佳人”两种相似的叙事原型。在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此类模式中的“仙女”与“佳人”，承载着读书人价值体系的文化理想。这一模式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产生了变形，“仙女”与“佳人”转变为民间女子，她们的价值承载也由古典意义的人性伦理正义转变为现代性的阶级、民族政治正义。与作为现代战争承受者和阶级政党追随者的“地母”相比，“仙女”们则具有了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成为了男性战斗英雄革命道路的引导者。《播火记》中的李霜泗是威震一方的绿林英雄，他具有朴素的阶级民族正义感，为报父仇落草为寇，劫富济贫，仗义疏财。但他愿意投奔共产党的最重要原因，是他的妻子是一位革命党人，她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洗衣女工出身的陶小桃在促使丈夫国民党军官关敬陶投奔共产党的事件中起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类文弱的仙女式民间女子能够引导男性战斗英雄走上革命道路和政治新生，并不是女权主义式的胜利;她们是凭藉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才具有了担当男性引导者和“神圣帮手”的资格，才能够“将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召唤到场”①。作为政治理念的文化象征符号，她们本身在性别和政治上的被拯救弱势状态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在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这种情爱叙事模式中，无论是“地母”对男性战斗英雄的跟随和包容，还是“仙女”对男性战斗英雄的政治帮助和引导，最终都是现代政党的一种男性自喻式想象。这说明，即使自我定位为古旧中国的现代塑形者和苦难人民的拯救者，中国共产主义政党也希望得到被领导者的认可和支持，从而确认自身对国家现代性道路选择权和支配权的合理合法性。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否认这种情爱叙事模式存在的历史文化价值，否则将走向另一种向度的化约行为。
三、依据所超越的对象超越式情爱叙事
具体包含着阶级、民族两种超越式次级模式。前者有杨小梅与张金龙(《新儿女英雄传》)，王长锁与杏莉娘、德强与杏莉(《苦菜花》);马英、苏建梅与常云秀(《平原枪声》;林丽与丁尚武《烈火金钢》;李佩钟、田耀武与高庆山(《风云初记》)，周榕与陈文娣、周泉与陈文雄、周炳与陈文婷(《三家巷》)等。后者有王应洪与金顺姬(《洼地上的战役》)，老周与苏荣(《茫茫的草原》的上部)等。这种情爱叙事模式分为被动超越和主动超越两种情况。前者是指人物跨越阶级、民族与另一方结合时，是出于暴力威胁、经济压力、伦理义务等因素，而不是情爱意愿，如《苦菜花》中花子嫁给小财主家的傻丈夫就是这种情况。除却花子和老起、王东海、白芸之间的复杂情爱故事之外，小说还描写了德强与杏莉、杏莉娘与王长锁的阶级超越型情爱故事，这些情爱故事的叙述进程和最终结局都是依据人的阶级属性来安排的，都极好地体现了个体情爱伦理和阶级政治伦理的契合。因此，人物情爱矛盾的解决是和阶级、民族的解放相互契合的，他们也由此完成了从被动式阶级超越到对阶级本位的主动回归。当然，这些情爱故事中的个人呢喃并未在政治话语中被完全淹没，人物的阶级属性、民间情怀和生命本能是相互渗透交织的，蕴含着丰厚繁复的深层文化意义。《风云初记》里地主田耀武的妻子李佩钟，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并爱上了革命战士高庆山;《平原枪声》中的地主小姐苏建梅为了抗日与家庭决裂爱上了马英;《三家巷》周榕与陈文娣、周泉与陈文雄、周炳与陈文婷等人的情爱则都属于主动式的阶级超越。不过，小说最终还是对他们进行了阶级归位:或由于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自甘堕落而毁灭，比如陈文婷和陈文雄的自杀;或重新在无产阶级阵营中找到真爱，如马英与常云秀、周泉与区苏、周炳与胡杏;或安排有产阶级个体牺牲如苏建梅;或使有产者转换信仰，如区卓对张纪贞、江炳对李为淑的情爱争取等①。由于超越式的情爱包含了较多人性本能内容，多角情爱关系格局及其引发的情爱改配现象在这一模式中也更加常见。这些情爱多角关系及改配模式的叙事伦理原则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论。可以说，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阶级本质论既为情爱超越阶级、民族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契机，更为“化多角为二元”的情爱改配叙事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本质上是对不同阶级成员的情爱状态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编码，是在阶级本质论指导下对社会不同阶级出身的个体进行情爱幸福资源的分配。
四、为构造“我方”(We)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体意义体系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为“敌方”(Others)阵营设置了“悖伦淫乱式”情爱叙事模式，纵欲淫乱型与强占压迫型是它的两种次级模式。在这类模式中，无论是阶级敌人，还是民族敌人，都被描述成为情爱的低级趣味者，他们不是凭借恶势力强“娶”豪“夺”，就是违背伦理纵欲淫乱。这种把政治层面的敌人定义为“恶”之“他者”，在宗法伦理、情爱伦理、政治伦理等对其进行多重否定的话语书写，是1920年代以来革命小说的“叙事成规”之一②，被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大量运用。这种叙事范式的理论资源，不仅来自主流话语的阶级本质论思维，还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淫欲乱纲常”的文化禁忌心理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小说中，性始终是用来丑化敌人最有效的手段。这种常见的修辞策略，甚至在50至70年代的中国小说中仍屡试不爽。出现在小说中的那种义正词严的“正邪之别”，总是将政治上的对立者送上正统伦理与道德法庭的审判席。……男女淫乱违背伦常，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导致秩序战“乱”，这里的“乱”指的就是在伦理规范和社会建构被破坏时，家国同体的帝国中产生的无秩序。妖道、淫魔、邪术、精怪等等语词，连同他们最后必然败道身亡的故事，是传统小说中叙述“妖道”与“妖术”的固定套路，表明这种价值判断与故事想象，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是听众普遍接受的思路。③正是传统文化在“淫”与“恶”之间设置了直线性的逻辑关联，才会有“万恶淫为首”的话语论断。因此，由人物的淫乱行为作为起点，主流意识形态就顺理成章地推断出他们必定会失去政治层面上的正义性;而对宗法、性爱和政治伦理的多重反动，就决定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因此，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这种把“情爱问题政治化”的描写是对传统文学“情爱问题道德化”话语逻辑的承传。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常用象征性的手法将政治上的对立转化为道义上的正邪较量，反面人物不仅是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敌人，更会成为反人性和反道义的邪魔淫怪。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方的情爱描写没有具体展开，但却用心穿插了两处对话来表现敌人在情爱问题上的邪恶与淫乱。一处是敌方士兵从老百姓家抢劫之后，在返回军营的路上谈论起可以对百姓家的女人随便强奸;另一处是解放军战士对军阀阎锡山纵欲淫乱行径的议论:他妻妾成群还到处“抹浆糊”，甚至把亲妹妹当姘头，且声称除却“生我者”和“我生者”，对其他女性的淫乱都是无所禁忌的。这两处细节描写揭示了敌军阵营自上而下全面淫乱的邪恶本质，衬托出我方圣洁高贵的无产阶级同志之爱，以“纵欲导致淫乱和反动”的逻辑推断出敌人邪恶的政治属性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刘流在《烈火金钢》中塑造了两个汉奸形象:高凤岐和刁世贵。高凤岐不仅在政治上极其反动，在情爱层面也是乱纲乱常的大恶之人。他霸占姨表妹作三姨太，还带着日本军官猥亵下属刁世贵的新娘小凤儿，致其在婚礼上受辱自杀。他恶意亵渎了个体情爱意愿、血缘宗亲伦理和国族正义等多重原则，所以小说为他安排了凄惨的灭亡结局。刁世贵的政治反动程度要轻得多，他对民间伦理的重视，减轻了他的道德罪恶程度。小说让他在小凤儿死后醒悟，带着部下投诚八路军，给了他一个比较光明的政治结局。这种依据人物政治反动程度的强弱来确定其情爱层面邪恶深浅的叙事策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和情爱直线对应式的等级化叙述。这种叙事策略在《林海雪原》中也被运用得十分典型。女匪首“蝴蝶迷”的父母分别是恶霸地主和放荡的妓女，这种先天性的丑恶本源，决定了她必然会集淫乱与反动于一身。她和许大马棒一起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日本人入侵之后积极地投敌卖国，为日本人看管劳工，任意屠杀中国人民，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杀人的雌雄魔鬼”。小说结尾，“虎胆英雄”杨子荣刀劈“蝴蝶迷”的杀戮场面，好比“正义之神”诛灭“邪魔”一般，充满了正义者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快感。小说《平原枪声》中的汉奸杨百顺为了升官发财得势，先后把妻子送给大地主苏金荣、白吉会会首王金兰及日本军官中村淫乐。小说写他的妻子红牡丹在这些男人手中被当做物件送来转去，既没有作为女性的情感尊严，也没有作为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显然，这种违背基本人情事理的话语书写现象，是为了强调敌方的政治反动性和情爱淫乱性，为消灭他们的战争行为寻求合理基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宣讲效果。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把性方面的描写笔墨全部归置到敌对阵营反面人物的身上，以此来论述他们战争失败的阶级本性原因。这就造成了在政治上失败的“反动阶级”却在文学话语中拥有享用性描写的特权;而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在中国通俗小说中，大部分英雄人物不近女色。性要求低(而不是克制能力强)不仅是英雄本色而且是成功之原因。只有反面人物才落入女色陷阱，例如曹操败于张绣，西门庆死于非命。甚至有色情意味的政治笑话，例如曹操下江东乃为取二乔之类，也必落在反面人物头上。①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这种性描写专属权的奇特现象，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惧欲禁欲思想的变形体现。“我们如何讲述‘革命’和‘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怎样阅读‘革命’和‘性’的问题。”②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王朝帝国的形式存在的，在这种古老的“旧”质历史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执政者，汲取了历代王朝利用文化确立自身话语叙述权的经验，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看到了上层建筑对社会格局和生产关系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就更加注意社会话语的意义共同体，来宣告自身作为国家先进文化代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以此来确立阶级政权的合理合法性。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国民党是唯一有实力与共产党进行了长期战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特别重视利用历史书写和文学叙事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突出两者阶级属性和政治理念的本质差异。由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悖伦淫乱式”的敌对阵营情爱叙事模式，正是政治意识形态在以隐喻式言说方式和转喻式逻辑论证，来证明阶级/民族敌人在情爱上的邪恶本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是相通的，断言他们在民众意向和政治结局上的必然失败。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力渗透，这种叙事方法采用“化政治矛盾为道义对立”的逻辑转换，在对我方和他者的话语反向讲述中，获得了大众的认同，完成了“我方”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构。
五、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认识到，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在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之间进行话语转换，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纳入阶级理性中，对于力图在异质意识形态的敌视包围圈中巩固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权，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由于革命战争小说对政权的历史起源、发展历程及意义体系具有强大的话语阐释和价值判断效用，能够对意识形态进行真理赋值，所以在这一类型的作品中，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训范围和强度会高于其他文学类型。“文学与政治、个体与群体、权威与异己、历史与本文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但是，这种控制是一种压制与反抗所形成的‘合力’的曲折过程。权力权威对文学的控制使文学顺从其意志，并将其利用来化解和消泯社会中变异性反抗力量，使全社会整合在同一轨道上。”文学虽然“对既有权力结构具有内在的颠覆作用”，但在“与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时，又只能依靠这一权威构成自己的‘他者’力量。”②这正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能够形成几大主导性情爱叙事模式的根本原因。这些叙事模式虽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文学个案形态，但却是普泛性极强的典型政治编码，涵盖着更为复杂的话语机制和深层民族文化内核。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在文学作品表层的故事内容之外，继续探索其深层的“故事讲述”话语机制，了解这种话语机制生成、发展、传播、强盛与式微的文化土壤和历史语境。
作者：赵启鹏 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