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需要调动和借用传统文化资源。然而，任何时候中国传统文化都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吗?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众与本民族的传统处于脱离状态，则传统文化非但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反，它还会阻断马克思主义通向大众的路。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同样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与此同时，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成时代性共识的前提下，我们更有必要努力实现两种“大众化”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推进，这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入新境界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学术背景:从“两个结合”到两个“大众化”的结合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定义是“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前一个结合，多年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找到了科学合理的发展之路。而对于第二个结合，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尽管已有一定的共识，但更多地还是处于争议和摸索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每当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个问题总会反复被提及并引发热烈的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世纪之交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继之而来的各种思潮之间的大争论，都见证了该问题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多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而且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因为二者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学说，它必须通过民族化来实现世界化，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吸收其它文明的积极成果。下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封闭的体系，而是放之四海观皆准的普遍原则，含有人类创造的一切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有精华也有糟粕，除了它的时代性、阶级性之外，还含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普遍意义。”［1］因而，把两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结合起来，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张岱年先生很早就将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之处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社会理想。“正是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促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也有一部分学者否认二者之间具有结合的可能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科学的思想体系，而传统文化则带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因此，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所谓批判继承，就是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还有另一些人或者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否认两者的结合(如一些现代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鼓吹的)，或者站在“全盘西化”的立场上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如“全盘西化”论者、部分新自由主义论者)。当然，这些观点毕意不占主流。如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逻辑延伸和实践深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系问题被人提出并引发讨论。有人认为，利用传统文化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普及化和通俗化，有利于在大众文化盛行的社会氛围中，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至于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有人从构建大众话语体系、文化内核、文化支持系统三个方面进行说明，“首先，以传统文化为基本元素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其次，不断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构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合理文化内核，……最后，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构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支持系统。”［4］也有人从内容、形式、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还有人就借鉴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了探讨。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内容、形式、精神，还是传播方法、手段、机制，只要借鉴合理，使用得当，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在现有的有关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传统文化”当作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并隐约地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具有民族特色的大众文化。如，有人在申述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由时，强调“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2］此时，他们把传统文化解释成“民族文化心理”。也有人说:“由于中西思维的巨大差异，绝大多数国人很难读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老百姓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让马克思主义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显得十分必要。”［5］这里，则将传统文化视同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表达。总之，不管各人在具体的文章中把传统文化作何种向度的解释，大都不外乎将之视为一种先在的客观情境或现存的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工具。实际上，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曾有过一个文化大断裂的时期，当代中国人与自身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距离，许多人对传统并不熟悉，优秀的传统并未完整地存活于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是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的方面的。“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表现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知识型、价值型、制度型和风俗型。”［6］除了知识型传统通过体制化的教育进行零星的传播外，其他方面的传统并没有能够完整地存活并对现实生活发挥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驻华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2003年8月3日在《费加罗杂志》发文，谈到了当代的中国人与自身民族传统相脱离的情况，“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令人感觉到它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相脱离?”［7］可见，传统文化并不当然地具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能力，它需要经过被激活、被过滤的环节，也就是要经过传统文化大众化的环节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当今的中国，推动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正成为急迫的时代性课题。党和政府强调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内在地包涵有传统文化大众化的意蕴。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指导性讲话，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8］，也含有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的期待。正式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命题是近年的事。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中就有“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大众化”之类课题立项。目前，明确以“传统文化大众化”为题发表的学术论文虽然只寥寥数篇，但以之为主题和取向的文章却都不在少数。综合起来，在这方面大家的看法是，要推动传统文化的大众化，须经过“传统文化话语表达的日常化”、“大众的普遍认同化”、“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自觉性”［9］，“要发掘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灵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对其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10］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两种“大众化”，一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这两种“大众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认为，不经过传统文化大众化的环节，就不能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因而，传统文化大众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具有内在的相通性甚至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往往把二者看作是平行的两个序列，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看作彼此外在的两个研究领域和两种实践活动。没有注意到二者的深刻关联，以及两种活动的交融性、互动性，甚至是一体性。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是在彼此分隔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各自的一套话语体系;在实践活动中，又都分别有各自的一套程序、运行规则和方法。在普及与宣传的环节，存在着两个序列各自为政、两种话语各自表述的情况，因而两种思想体系总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在现有的研究中，虽然理论上我们常常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暴露出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在二者的关系中，我们常常把中国传统文化解释成被指导、被分析乃至被批判的从属性体系，因而不具有相等的、独立的理论和文化主体地位;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相结合。实际上，二者并不能等同，前者并不必然会导致后者。如果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两种“大众化”结合并一体化推进，那么，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只能是流于纸上文章，而无法真正落实。因此，要真正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并推进其实践，必须以一种“一体化”视角来研究两种“大众化”，找出二者之间一体化推进和协同发展的步骤与路径。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的前进方向，也才符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总体要求。
二认识前提:弄清两个“关系”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两对关系混为一谈，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的关系”，其实，这两对关系既有重大的差别也有内在的统一。若盲目地把二者混而为一，会陷入浓厚的理论迷雾。就两种“关系”的差别性来说，前者是两种思想理论、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两种实践活动、两种行动指向之间的关系。两种思想理论、价值体系的关系，可以用逻辑的方法去分析和把握，而两种行动之间的关系，却是用思辩逻辑的方法所无法把握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判断，从不同的视域，会有不同的描述和判断。从教条主义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从保守主义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则是接纳与被接纳、客人与主人的关系。从价值中立的视角，二者又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而，党派的和个人的不同倾向，往往决定了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总之，两种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思想理论的范围内可以解决，也就是运用思想理论的方法可以作出分析并得到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之间的关系则不能用理论逻辑和思辩的方法去分析和处理。两种实践行为的关系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因为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的关系也只有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甚至才允许其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践性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与理论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同的。说到底，两种“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能否共存、互动乃至一体化的问题。如果可以共存、互动甚至一体化，那么，怎样实现其一体化。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置于具体的语境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会很容易贸然得出如下结论:两种活动可以而且应当“并行而不相害”。事实上，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是否有必要提出“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本就是个问题，即便有必要，硬把两种有着很大差异性的理论话语体系纠缠在一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当他们强调在理论上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在现实实践中，却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有相互融通与一体化的必要，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部分学者只注意到两个“关系”之间的差异性。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着统一性的。就两种“关系”的统一性而言，它们都是“中国化”语境中所生发的问题，离开此语境，两个问题都不存在，或者说都没有意义。而要判断两种“关系”的关系，就必须立足于一种基本的语境，这种语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这是判断该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的关系，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这种巨大的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两种“关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和历史背景下能够找到彼此的最大“公约数”。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管各家各派是如何阐释它的内涵，其主要的行为指向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核心价值、思想方法落实于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也是指将其内在精神落实于现实生活中。表面上看，它们是两种彼此并不相干的两个行为系列，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当我们把之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就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或两个环节，彼此具有同一性质。因此，考察两种“大众化”的关系，只能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实践性思路，用这种思路来看，马克思主义需要掌握群众，需要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就必须进行大众化，就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在中国的各种实际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实际”，那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历史原因，这种传统曾经被阻隔于现实生活之外。一种只停留于故纸堆里的传统文化，是无法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必须先经过传统文化大众化的环节，经过了大众化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作为一种优良的传统而存在，也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进一步说，传统文化的大众化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和理想，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内在地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二者通力合作共同弘扬和强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传统意识，二者共同描绘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承与创新的壮丽图景。可见，一旦立足于“中国化”语境来思考两种“关系”的关系，其间的共存性、同质性便一目了然。因此，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在思想认识环节，必须意识到两种“大众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也是确立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和实践取向，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全新的实践路径。它将使我们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合二而一的两个方面。
三历史考察:“一体化”的前史及基本经验
迄今为止，虽还没有人完整提出过两种“大众化”一体化发展问题，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以一种“一体化”的视野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多少还是可以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多少可以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时候坚持“一体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顺利，且效果明显，传统文化也能得到更好的弘扬。如果以一种“一体化”的视域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则其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互动并进、共同推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下，其主要部分仍倔强地存活于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传统的制度虽不复存留，但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仍然发生着作用，故此时两种大众化总是交织在一起甚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是依托于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而得以进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大都是有着儒家修养和知识背景的人物，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按着儒家的观念、思想诠释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片断。他们用古典文献中的概念、范畴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以儒家的大同理想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儒家的人格理想对接社会主义者的人格修养。如传统的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孔子)与现代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其内在精神实有一脉相承的理趣。在当时人的头脑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秀的价值往往混杂在一起。如果说期间有什么误读，也应该说那是一种美丽的误读，因为理论的生命力本来就不在于固守其个别的字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双重展现与双重诠释，即互动与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种良好的基调，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统文化大众化的一体推进。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以来，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往往借用多种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形式包括:建立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出版各种普及性刊物，举办多种形式的工人学习组织，派谴特派员深入工人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大众化形式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借用和依托传统文化的多种形式来宣讲马克思主义。久而久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在向农民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将革命道理用当地的方言编成歌谣演唱。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借用传统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是规模宏大，形成了系统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融合模式，如编创有地方特色的标语口号。在中央苏区，借用客家民歌编创红色歌谣，改造传统戏剧，形成新型的革命戏剧。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继续大力倡导和推动以歌咏、戏曲、口号、书画、秧歌等民族化的文艺表现形式和民间艺术，来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通过把传统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内容进行嫁接，起到了良好的通俗生动、旗帜鲜明的效果，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题，又符合人民大众心理与习惯，从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广泛流传，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豪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更是大力借鉴传统的思想和话语元素。李大钊首先将历史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就是顾及到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因为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对历史方法论有着天然的敏感和精到的辨别力。毛泽东移植《易经》中的古典辩证法，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的阐扬，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论;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嫁接，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实事求是”概念的提出和借用，更是构成两种大众化一体化发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从概念范畴到发展观念都可以看到无数传统的元素。当然，两种“大众化”的一体化发展，不仅仅是看历史上借用传统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落后成分进行批判和整肃，也是传统文化大众化工作的一部分，更是两种“大众化”一体化发展工作的一部分。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但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1］因此，剔除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是进行传统文化大众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必须进行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注意借鉴传统文化优质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也注意对封建的遗毒进行肃清和扫除。理论上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落后道德的批判，实践中对男尊女卑思想、各种封建迷信的矫正，都是这种实践取向的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种“大众化”一体化发展始终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也积累了不少一体化发展的历史经验。除了马克思主义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断深入大众，批判和整肃封建的、落后的文化成分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东风”使其优秀的精华不断得以彰显和弘扬。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建立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学科。尽管有人指出现代分科制度打破了传统国学的整体性，但这种看法无视了一种基本的事实: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学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使隐藏的传统价值被不断挖掘和阐扬，从而发挥着干预现实生活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审视和批判程度不一样，但总体上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始终重视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自觉的增强，中华传统文化被看作是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还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2］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传统文化许多概念、范畴、思想观念被重新诠释和提炼，融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去。如“小康”、“和谐”、“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中国梦”等。这正是两种“大众化”相得益彰的效果。
四实践路径:理论诠释与理论创新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一体化推进的基本路径有两种:一是理论的诠释路径，二是理论的创新路径。首先是理论的诠释路径。理论的传播是需要诠释的，没有得到充分诠释的理论是无法真正实现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此，传统文化亦如此。两种“大众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诠释路径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互释互动。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传统文化要进行现代转型，完成现代化，若只局限于他们自身内部，不去吸收其他文化体系的精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具体来说，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的批判性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概念、范畴、命题进行重新诠释和创造性解读，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科学性和不彻底性，创造符合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借鉴传统文化的表达特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不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构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文化内核。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话语体系，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免不了要对传统的理论话语进行新的诠释。对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传统的理论资源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理论，一种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根据诠释学的理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即“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在一切理解中，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影响总是在起作用。”［13］所谓效果历史，就是通过视域融合所达到的对历史对象的统一的关系性的理解。可见，两种“大众化”一体化推进和协同发展的诠释路径，就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时代化、大众化的诠释，而且这种诠释必须是一体化的诠释，必须符合一体化的要求。而一体化发展所要求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双向诠释。所谓双向诠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分别以各自的视域去诠释对方。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以时代性、大众化和传统性视域去理解和解释;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则要以时代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去审视和解释。通过这种多视域的立体的解释，达到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个体与他人的视域融合———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的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同时，通过这种多向的互动性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可能求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彼此在价值观念、核心理念上的互通互约，再通过适当的话语形式的建构，真正建立起包含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方面思想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双向诠释路径是两种“大众化”一体化推进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它不仅使两种思想文化体系迅速走向大众、深入人心，发挥干预社会日常生活的作用，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且也使两种价值体系日益融合，取长补短，最终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人的真正精神家园。在双向诠释中，有两个核心的诠释向度，以马克思主义视域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民族传统的视域诠释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向度中，前一个向度我们并不陌生，且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期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的思想资源进行整理、分析、综合及批判，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观与印象，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视域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然而，根据以往的诠释历史与经验，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许多人喜欢以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原理来裁剪、修辑中国传统思想，把传统思想纳入他们所设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这实际上是把教条主义的态度与科学的诠释态度混为一谈。本文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视域，是指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它包含有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化的视域。以往被一些教条化观点所批判和否定的传统的思想和观念应被重新诠释，并或许可以得到同情的理解。第二个视角即以传统的视角来诠释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很容易遭到一些人的否定和质疑。不少人总是怀疑中国的传统思想、话语是否具有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其实，这大可不必过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语汇丰富，具备诠释任何一种哪怕是最深奥思想的能力。这种诠释与其说是一种诠释能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诠释意识、诠释原则，即诠释过程中的民族化原则。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的核心，本身就是民族化，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遮蔽了民族文化的优秀品质。所以，以传统视域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以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精神和思想精华、核心理念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很大程度上说，它就是以传统视域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总之，通过双向诠释，不仅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发展，也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更可期待的是，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促进包含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型和成熟。其次是理论的创新路径。理论的创新路径，即通过理论的创新来实现两种“大众化”的一体化发展。当然，无论是认识前提的确定、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诠释路径的摸索，都包含有理论创新，特别是诠释路径更包含有大量观念和方法的创新。此处的创新路径，是指理论创新的宏观构架和顶层设计，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创新的宏观构想。任何一种理论，当它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时候，它必须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或者说它必须具备三种功能:在宏观层面，它必须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为政权体系提供合法性论证，为国家建立一种意识形态安全网;在中观层面，要提供一套完整的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从属于核心价值体系的人与人的相处规则和伦理道德体系;在微观层面，要为个人提供稳定的精神家园和精神的安顿之地，即提供信仰的目标和理想世界的图画，实现个体的身心健康，培植时代化的理想人格。且三个层面要自洽而不矛盾，符合现实生活，符合民众的期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意识形态”是指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也就是人们常称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意识形态就是各个时代的各种思想观念体系。而主流意识形态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革命家在领导自己的阶级进行夺权斗争过程中，强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意识和辩护意识是合理的，但在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以后，仍然以斗争的思维来进行思想文化的建设，那就有教条主义之嫌。实际上，除了阶级维护的功能之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还包含有其他多方面的功能。它至少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挥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思想控制和关系调节作用。当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三个方面都很好地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完成了对社会的控制，它占据着思想的统治地位，它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教育的实际，我们宏观层面做得多，而中观、微观层面仍有待补充和完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中，除了要继续加强宏观层面的工作之外，也要注重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工作。在实现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功能，它既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可能是革命阶级动员民众的号角和与敌人斗争的锐利武器。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发挥着价值整合与文化传承的功能，同时，它又是个体精神的依托之地，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心理动力。基于此，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我们知道，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对统治者权力合法性论证的有关话语，因为其历史性局限，而不具有借鉴的价值，但其涉及到的中观、微观层面的内容，对儒家来说不仅内容丰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其大量的关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个体的心性修养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行之有效的伦理规则体系和方法体系，在历史上对调节社会关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处于夺取政权以及应对各种力量挑战的境遇中，充分地发展了宏观层面的功能而忽略了对微观层面功能的培育。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我们可以借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元素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特别是借用中、微观层面的内容，尽快完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
五结语
本文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的一体化发展问题，如果能引发学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该问题将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之一。该问题的提出，从实践性的维度描绘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宏伟蓝图和具体规划。在过去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统文化的大众化都分别有各自的一套程序、运行规则和方法，有各自的一套话语体系。对二者的结合，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在普及与宣传的环节，存在着两个序列各自为政，两种话语各有表述的情况，因而两种思想体系总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提出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化一体推进和协同发展问题，不仅仅是要提供一体化建设的思想和认识基础，而且要探索出具体的方法、路径与步骤，引导人们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相得益彰，最终发挥两种思想体系的整体合力。其提出的具体推进思路和办法，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实践活动应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林国标 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