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起来看，艺术创作必是“道”与“技”的合一，由先秦庄学到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推进延展，使艺术家也沿此线索不断进行着对“道”的阐释和对“技”的穷通。其实大千世界无不如此，万物必有其内在规律和表现态势，科学技术研究就是通过现象的深窥察照寓涵的本质，观念无法脱离载体，技法也无从凭空产生。当然，宏观上讲，也存在道与技分立的争辩，比如专门从事理论者往往从理论到理论，专门从事实践者从实践到实践，然究其实，理论研究者能脱离实践空谈吗，反之，实践者能脱离理论妄造吗？一种理论被世人认可必有其现实的基础，一种实践被大众称道必有其崇敬的根据，中国古人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西方近人言“怀疑一切”，“价值重估”，无论是玄谈还是实证，此为言说之辩，的的不可二分，重道轻器或重器轻道虽各有侧重，然“以大观小”或“以小观大”必道器相兼，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或实践都是二者相互参照的结果。就艺术创作而言，又有门类细分，同样融贯着“道”与“技”的探索，中外有成就的艺术家莫不如此。“道”与“技”不可偏废，自古往今已然证实。中国的文人艺术似乎偏重于“道”，细察其“技”也非常了得。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相关，其“技”也透射出对“道”的映现。当下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二者出现偏离的倾向。理论研究者较少实践技能的体会，因此往往坐而论道，陷入空谈，对艺术作品不能启发引领，深读细解，难以起到因势利导、拾遗补缺的作用。创作实践者则不关心理论视域的展拓，往往只囿于一隅、率意孤行，不能跟上时代观念的嬗替更新，故而作品也就显得缺乏创意，面貌陈旧。而且由于如此造成的恶果，导致二者之间的貌合神离、相轻相非，或者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又虚情假意，大家各自为营共谋“生存”。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对艺术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真正的理论研究者也要潜心下来认真了解艺术作品的形式技巧，而真正的艺术创造者也要静坐下来仔细阅读相关著述以汲取营养。这里也不是否定纯理论或纯实践的独门修行，不必曲解，如观念一定要详实地论证吧，细巧一定要精谨地表现吧，不能空疏或粗糙吧，只是褊狭的一意孤行可能一枝独秀，但恐怕只能造成茕茕独立而落落寡合的结果。实际上，一位大家必是理论与实践兼容并蓄集于一身者，任何所谓的“禅悟”或“炫技”都容易流于“虚幻”或“功夫”。
弥合道与技的分野而使艺术创作形神毕现，知识的学习和实际的能力显而易见不容忽视，没有扎实的学习就没有坚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能力就没有超强的手段，学与能理应融结。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不学，人可以无能，但不可以不练，只有勤学苦练、相辅相成才可臻于至境。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才能正是通过知识的积累来获得的，同时又创造着未经检验的知识。一般认为，知识来自实践，其初级形态是零碎的亲身经验，高级形态是系统的科学理论，哲学知识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人的知识在实践的世代延续中不断积累和发展。那么，学习知识显而易见是人不可忽略的终生过程，而且还应在学习中大胆反思和质疑并有所发明和创造。同样，能力在学习中获得并予以强化。有人深入分析：“学习能力的成分是学习能力研究中的重点，更是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学习能力的成分主要由知识力、解析力、生成力、迁移力、执行力和强化力等六大成分组成。其中知识力是对知识进行加工操作的能力，解析力是从新材料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形成相应认知的能力，生成力是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能力，迁移力是使用已学得的图式解决新情境中问题的能力，执行力是落实具体学习活动的能力，强化力是对学习活动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能力。这些成分使学习能力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2（]P147）由此引申而言，人生的学习不只是枯燥地识记，而是消化吸收成为强健体魄的营养，并在能力的增长中创造着崭新的谱系。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智慧总结，是文明搭建的登攀阶梯，不去遵循知识的轨迹前行，系统地学习知识以丰富自己的视野，就有可能多走弯路或踏上歧路。同时，学习知识也不只是死记硬背、纸上谈兵，或者是只为了谋取“黄金屋”“颜如玉”，而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知识深入发现，在知识的长廊中破解未知的奥秘开辟延展的途径。故而，在现实语境中有效地学习以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根本，反之，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知识才能得到增长推进。同样，在艺术专业领域中，任何知识都是通过学习来获得的，由此形成的智能可以丰富人的修养，提升人的识见，那种不爱学习的人也就很难有大的作为和成就。而将所学知识运用于所遇问题的分析察考中，在实践的过程中提供预见或前瞻性的思考，使人的能力得到开掘和拓展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能力也由历练获得强化并反顾知识的可靠性。故此，那种好高骛远或抱残守缺者都非真正的有学有能之人，不过是一种不学无术或闭目塞听之人的欺世盗名之举。如果说学与能带有人文学科或自然科学中的学术研究与发明创造的普适性，那么在本文中所言说的艺术创作中则指学理和技能串接的双向互动。它包含纯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建构与知识创新，纯技法操作中的经验积累和经验突破，同时两者又尽可能地结合起来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务实的回味。这就要求艺术家不能只是僵化地学，还要具备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的能，那种教条的形而上和刻板的形而下都不是所提倡的，高分低能和重技轻艺也难能培养出具有优秀素质的人才。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云“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都是讲不能浅尝辄止，而要追根究底，否则怎有真才实学而有所建树？古代贤哲皆明了此理，反观今人却少有坚守。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荷尔德林说“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说“人在说话，话在说人”，维特根斯坦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
西方近现代学人的深度究问提示我们，任何求知都无坦途，不具功力不下气力，只想功名速成安能登得堂奥？当下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学不扎实，能不精湛，又各行其是，于是导致学与能脱节，那种具有高深文化含量和高难技巧向度的佳作难得多见，而急功近利还美其名曰前沿创新的玩意却大行其道。这是艺术的繁荣还是艺术的悲哀？这是审美的挺进还是审美的堕落？固然，不应否认艺术创作总体上是令人欣喜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网络覆盖的全球化语境中，人们的视野扩大了，认知深刻了，有更多的要学，也有更多的要能，这就要求时不我待，迎头赶上。不学无以成，不能无以当，那种凭着固有经验还在沾沾自喜地顽守传统者事实上已经落伍，更有一些偷懒磨滑、有名无实者只为苟延残喘、混迹江湖都将弄巧成拙。而面对所谓“后”时代的来临，似乎过往的一切都背时了，只有怀疑、消解、叛逆、颠覆仿佛才是超越，果然如此吗？后现代思潮是有其祛蔽的意义，但更多的应含有峻深的探索，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构，或者说只有迷乱而没有指向，那就是一种无知的曲解。眼下的艺术创作不是没有恢闳壮丽的鸿篇巨制，也不乏美轮美奂的精雕细刻，那必是道与技相通、学与能兼备的理与物之和谐的结晶。但是也有更多的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充斥于市场，其操作者既无学的辉映，也无能的蕴涵，只为沽名钓誉而鱼目混珠。有的打着“主旋律”的旗号玩着“图解式”的概念，编造着乏味的故事给人以空洞的说教。有的托借所谓先锋的观念而兜售怪诞的意象，其浮躁的腔调和狂妄的姿态无疑败坏了艺坛的风气。无论是那种“审美疲劳”还是“审丑情结”，假如长此以往，不仅混淆视听而且滥开沟渠，就会误导受众、污染环境进而引发病毒。因此，对于以上类似顽劣倾向绝不应姑息纵容，只有建立起良性的评价机制从而鼓励人们向学的心态和强能的体认，才能催生出更多的时代精品而不是危及生态建设的垃圾。
求道求学与强技强能不是背道而驰而应并行不悖，很难说清孰先孰后或孰轻孰重，根本上是实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如果说人之初即精神与物质的天然浑成，那么知与行当为一体。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自古生成，尽管在今天看来或许含糊笼统，缺乏西方式的科学分析，但宏观上思考也不无道理；西方的天人二分方法传承已久，近代以来尤其学科细分侧重专深剖解，对于格物致知尤其严谨精到，但有时也难免促狭窄小挂一漏万。这里不说中西方文化的各自优劣短长，但殊途同归都在知与行中挖潜和嬗进，或由知观行或由行观知，都在人类发展史上探究知的奥深和行的确当。据此说来，艺术创造也不外乎这一规律，不管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创新或是二者结合，都须知行合一。没有知便没有行，没有行便没有知，艺术创造作为一个活态过程或生态符号，贯通的是命理意识和物化呈现。由此可见，在全球性视域的观照下中西方艺术也存在相对性。固然如有人所说越有民族性就越具世界性，以坚守原生态来抗衡现代性，但是如何在传统中建设却是令人困窘的问题，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难道就应进博物馆或成为活化石？或者如有人所说走向世界的现代性就应扬弃民族的传统性，按照普适性的法则来校正独特性的步伐，那么在统一标准的模式下遮蔽了陌生化的生存，又能符合大千造化的自然规律而各具生机意态万千吗？再进一步讲，民族的、传统的艺术我们还知多少，能行多少，世界的、现代的我们又知多少，能行多少，是否达到知行合一呢？好像真正研究到极致的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有着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的风险。这里不是否定那些执意独行的可贵的探索者，他们的探索无疑会给人类宝库添加珍惜的财富。但是一味持守地方情结或全然主张世界大同恐怕都非正途，20世纪以来艺术的冲突与交流已经证明死抱国粹或全盘西化都无出路，只有站稳立场、兼容并蓄才能获得新生。其实任何人都难能脱离其生养的环境，但都希望生活质量能够改进，本着这一观点，艺术作为人的生命的托载，难道不该适应其繁衍的土壤、扩容其生存的空间而成长得更为健壮吗？在此之所以强调中西的对接，是要说明知与行的深含，“知大于行”或“行大于知”都难成完美。中国南宋诗人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代中期思想家王阳明于倡导心学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在《传习录》卷上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可见都明了知与行关系的重要。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更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才能超众、技艺不凡的学者、巨匠，他集画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之才能于一身。他一面热心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同时研究人文历史与自然科学，为了创造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他广泛地涉猎光学、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其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为后世矗立起一座丰碑，至今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方现当代艺术大师莫不是将学识与技能结合创造，不断地超越古人、超越自己而声名卓著。
如今，面临艺术创作中的问题的确应该反思，那种因“空言”和“徒技”而沾沾自喜、目空一切者，不但难成大家也恐泯然众人矣。在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中，原先的封闭固守已被改革开放所打破。随着思想观念的深入拓展，精英与大众的界域也在逐渐地消弭，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在发生着重新的阐释。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精英艺术与大众生活都不是脱离的，只不过其评断标准在坐标系中不同而已。以往的高雅可能沦落风尘，时尚的通俗可能异军突起，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而应在新问题中寻求破解的新方法。因而，知与行也要在新语境中生发“此在”的意义。我们无法否定精英、高雅的存在，但那必是从大众、通俗中优选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都是说的此理。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引发风云激荡、轩然大波，“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得到倡扬，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口号，鲁迅发出“救救孩子”之疾呼，都是由于对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的痛恨，“美是真与善的统一”，“少年强则国强”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尤其是当今中国走向世界及西方文化的涌入，吸取“他者”的优质因子已无可厚非。在现代化的“地球村”，我们须知的东西更要多，我们当行的路途更要准，不求知不力行，还是标榜着所谓的“精英”、端抱着莫名的“高雅”，实是无知。大众有着无限的创造力，通俗有着永恒的生命力，不从中集纳鲜活的养料与书本知识贯通起来，只能落得孤芳自赏或日暮途穷。这里并非否定历史精英的品位，也非抬高现实大众的觉悟，而是说知与行必须顾及时空之境，只有如此，或许为识时务、成大器者。四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契合延伸，既是一个牵涉广远又是一个指涉细微的问题，整体上它包罗万象，“一览众山小”，具体上它鞭辟入里，“润物细无声”。况且正如一个人的头脑与四肢一样，理论与实践对于艺术创作又怎能二分？就以理论而言，空论无史又不关注当下有何教益？如以实践而言，极匠穷工又不关合切用有何效能？理论与实践再不相关，那又能衍生出何样的结果？恐怕只能制造出一些虚设的幻影和华丽的外衣。就艺术创作门类与专业细分，理论与实践更当融通契合，否则，“有意味的形式”怎样呈现其“符号全息指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识，中国的诗文、书画、乐舞、工艺、戏曲、小说等等无不沿着文明的发展轨迹产生着嬗替更新，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也无不在文明的探索中发生着潮流的涌进。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头脑中却因信息的匮乏而不思进取，或在当今科技发达的年头里方法上却因手段的贫瘠而老调重弹，都是目光短浅、夜郎自大、裹足不前、刚愎自用的表现。“长期以来艺术学在理论和历史方面存在着认知和体制方面的错位和断裂，这注定了学科缺乏宏通和系统格局的命运。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个错位和断裂的学科是否称得上一个成熟的学科，而将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在时机上又是否成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增设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张维青
相关专题：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