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代表大会，北平市党部和社会局分别派代表吴开勋、景松鑫参加了此次改组大会。根据简章，大会选举成立了吴佩孚、江朝宗、钟世铭等九人组成的理事会，负责“处理本会一切事务，由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七人至十一人、候补理事三人至五人组成之”。同时，宣布遵守孙中山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饶有意味的是，悟善社当初被取缔的理由之一就是妄解三民主义，混淆民众视听，如今却把三民主义写进简章，作出明文规定，这无疑是解释救世新教会向政府妥协的有力佐证。此次改组，表面是推进民主进程，将民主进一步渗透到各团体内部，但事实上，由于救世新教会长期在制度和信仰层面确立的教长(会长)权威，教长(会长)仍然是会务的实际主持者。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也决定了救世新教会在会长去世后，必然陷入争权夺力的恶性循环中。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家权威的重建及国家法制的不断完善，救世新教经过多次改组与备案，活动日益受到限制，活动空间也越来越狭窄。慈善事业流于形式，甚至一度停办，传教事业也受阻，宗教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而越来越服从于政治，社会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控制北平，扶植江朝宗任伪北平市长，以华治华。1940年3月20日，江朝宗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卖国降敌罪通缉，最终于1943年病逝北平。
江朝宗去世后，救世新教会内部的分歧与矛盾日益明朗化。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收复，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整顿各项事业，重建社会秩序。救世新教会的原有各项合法资格亦已失效，须重新向北平市党部登记备案。这本是救世新教会重新振兴的机会，但是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救世新教不但没有把握这次机会，反而在1947年登记会产时产生重大分歧，因涉及到小旃檀寺的所属问题，为争当合法登记人及争夺会产一事，相互攻击，彼此拆台，最终葬送了救世新教会的前途。
三、余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宣传迷信、闭塞民智”为由将悟善社依法取缔，但由悟善社改组而来的救世新教会仍可以宗教团体的面貌继续活动，且利用在北洋政府时期积累的社会政治资源，迅速融入新政府的权力网络中，通过与政府的妥协与合作及自身的改组、教义教法的调整来赢得政府认同与支持，从而维系其发展。但正是因为频繁的改组与调整，救世新教会内部组织日趋复杂，人员结构庞杂，加之外部社会环境的大变化，其所宣传的救世思想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与号召力，社会公信度也日益下降。抗战胜利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式微及教会领袖江朝宗的去世，救世新教会组织日渐涣散，教会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与斗争开始明朗化。同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作为救世新教会吸纳会员的核心方式——扶乩逐渐衰退与没落，最终导致救世新教会退出历史舞台。
至于衰落的原因，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先生曾有一段颇具深意的分析，他认为，救世新教虽以悟善社的信仰为核心，但是，“他们崇奉至圣先天太一老祖，遵之为神格中最高的神祗”，并使其“君临五教教主之上”，“并以乩示为推展的前提与借口，暗中如火如荼地谋教统权限的强化。他们如此苦心积虑地将近代宗教转化为合理化的救世济民之道，此举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忽略了一项重要的因素，任何宗教在尚未充分融入于一般民众心灵之中，并为其所消化接纳之前，即妄图大事改革，必定会导致堪虞的后果”。而在另一位日本学者中村元看来，救世新教之所以处于“积滞难伸”的状态，“其根本的症结所在，殆系乩示的逐渐衰退与没落，反而使教统权高高树立于教团组织之上，中国民众遂对乩示所拥有的魔力重加体认与评估，继而对其整个教义与功能均产生了怀疑”。
这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救世新教的衰落与其内部的权力分布有关系。如果说在初期教统尚能在乩示的推动与保护下具有权威，将神的权威具化为人的权威，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救世新教内部的不断改组，这种权威开始动摇，渐渐脱离神的权威，而转化为现世中具体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由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救世新教的衰落。
此外，纵观悟善社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悟善社始终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期有失势的北洋政要钱能训、江朝宗以及当政的段祺瑞的支持与参与，其政治色彩自不待言；后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悟善社依靠的主要力量退出政治舞台，所以救世新教不得不向新政府妥协，从而造成自身越来越被动，教务发展陷入缓慢迟滞的状态。以政治为依托曾是悟善社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同样也是其走向衰亡的必要条件，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决定了悟善社发展的不稳定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救世新教的最终历史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