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会提出的“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平和，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这个思路提法是非常正确的，既体现了传统佛教的清净思想和与人为善的特点，又抓住了当代世界主张和平与强调个人幸福的特征。
但是在“大纲”里面，也有一些臆测成分，其制订的基础是以佛教思想史发展线索，故缺少可操作性。例如，在“大纲”的“演教门”里，“研究”部分区分太详细，其“文义研究”和“实相研究”以及“融通研究”的划分，有很多内容都是重合的，像“大乘研究会”里就已经包含了“禅宗”研究，完全没有必要将禅宗单独提出来，另成立一个组织。“瑜伽研究会”也是同样。而且“演教门”重点是注重理论探讨，对佛教史研究反而没有突出出来，就当时佛教界形势来看，历史研究同样也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教义研究。与此相应的“宣律门”设计中也犯有同样毛病。总之，这一部分虽有必要，但是设计的不合理，也会影响整个佛教会的运作。
其次，“大纲”里“世间业”分类内容太琐细，“救济门”八类内容中，可以合并成两类，即赈灾、救济即可，“劝善门”里的“开通智慧”应该放在“演教门”里，这些都属于佛教弘法利生活动，主要突出慈悲为怀的精神，凡是有助于社会和符合佛教对社会义务活动皆可纳入其中，如果规定太细，也会影响具体操作性。
第三，佛教会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体制设计是合理的，反映了中国社会体制的中央、地区和基层三级特点，佛教也根据这个特点制订自己组织系统，亦即总会、总分会和分会三级。但是佛教会组织过于庞大，它不像一个协会，有一种机关的感觉，且在科室设计方面也反映了太细的划分，例如“演教司”的“传布科”和“讲演科”性质有重合之处，可以合并成一科。同理，“宣律司”也可只设一科，“广化司”的“劝善科”和“化恶科”也可以合并成一科。
第四，佛教会在“大纲”里面给自己赋予了诸多领导权，却忘记了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呈散沙一盘情况，而且从来没有被统一过，形成强有力的从上到下组织，历代管理宗教部门也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来进行管理，所以佛教会想像能够把自己组织办成一个具有权威性领导机构，既不合乎现实，也不符合佛教历史发展传统，特别是没有得到三宝之一的僧宝支持，这个佛教会只能是自说白话，起不到任何作用。
李证刚是佛教会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佛教会初起，布告、会章，及孙大总统复函，声势张甚。逮发第二布告，以斥骂僧尼四众，有一举摧灭之而另建。李政纲等新佛教企图，大受全国佛教徒的抨击。”太虚对李证刚的印像不好，专门写文批评，认为“清季民初从杨仁山游，于佛学研究敷讲无虚日。民元，(李证刚)与欧阳竞无等七人，发起佛教会，倡政教并峙之说，欲设世界佛教会总会，与各国政府对抗，诟厉僧徒，意势甚盛，俨若以佛教主自任。会袁世凯当国，专尚政权，格不得逞。逮袁氏帝图渐隆，李以重张儒说可迎合袁意，遂舍佛教主不图而改图儒教奴。又以其未婚妻桂伯华之妹，以学佛守不嫁主意，使之久不能遂室家之好，由此求遂婚宦之情欲冲动于内，乃悍然一反其十余年所学，假讲佛学之名，毁佛誉儒。迹其所为，乃一急功名、恣情欲，而外假博大豁达之旨以自文饰，盖伪君子真小人之流也!此其人诚不云也!惟其才慧亦殊可喜，窃冀其不远而后，早发悔悟，以涤前愆也!”
太虚意见看来有所偏颇，其实李正刚在学术上是一位有成就学人。当代学者武延康曾经撰文《杨仁山居士与“江西三杰”》介绍了李证刚其人。“李翊灼(1881－1952)，字证刚(正刚、政纲、正罡)，江西临川人。李证刚与桂伯华、欧阳竞无皆为南昌经训书院同学。后来由于桂伯华的引荐，他往南京谒见杨仁山居士，从之学佛。光绪末年，李证刚与欧阳竟无在江西九峰山经营农场，不久因故中止。后来桂伯华妹圆成嫁李证刚，‘夫妇居室不苟，如迦叶金色女故事’(欧阳竟无语)，二人彼此相敬如宾。证刚之父母不悦，为宗嗣计，强为证刚纳妾，伯华乃迎妹归宁。”宣统初年，杨仁山居士设立“佛学研究会”，志在恢复“本师释尊之遗教”。民国元年十月，杨仁山居士去世，“佛学研究会”也于无形中解散。此后，李证刚、桂伯华、欧阳渐、蒯寿枢、孙毓筠、张世畸、陈方恪、濮一乘、黎养正、邱之恒等人拟发起组织全国性的佛教会。李证刚等人获孙中山信及批复后，极为兴奋，随之召开成立大会，到处散发布告、会章，以及孙中山给他们的信函等，大造声势，立志要靠自己复兴佛教。该会发布第二期文告时，李证刚等人的一篇《警告佛子文》，掀起了轩然大波。该文原意是勉励僧侣，要团结自救，文字沉痛感人。不料引起误会，受到全国僧尼的抨击，引起一场缁素之争的大风波。“各地居士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响应。‘佛教会’便于无形中解散了。”于凌波也认为，佛教会“这可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佛教组织。他们提出一种改革主张，竟谓当时僧众在争庙产、讲应敷的传统中，业已腐朽，不足应付共和国的新局面，今后佛教徒要不分僧俗，能者为上，为佛教开创新局面。接著他们用极激烈的口吻，指摘出家众无正知见，破见破戒，因而引起诸山长老大肆攻击。只是这几个居士非常刚强，尤其是李证刚多才善辩，他在四方围攻之下，三日一会，五日一文，展开攻击，可说是字字动听，语语警人，所指摘的，无不正中佛门积弊，所建议也皆有高深的见地。可惜后来动了肝火，对人破口大骂，失却社会的尊重与同情。其会中的同志也多有退出他去者，不久‘中国佛教会’也就卷旗偃鼓自告解散了。”1924年至1930年，李正刚在东北大学讲授佛家哲学和周易。民国十三年(1924)7月13日至15日，李证刚以江西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江西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并发表演讲。“9.18”事变后，他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1933年他应中央大学的聘请来到南京执教。1943年2月欧阳竟无去世后，他接任金陵刻经处的编校主任。1947年又与交际部主任陈宜甫共同兼任流通部主任。1948年任教于南昌大学。李证刚对法相唯识与密宗都有很深研究。他著有《西藏佛教略史》一书，再版时改名《西藏佛教史》。这是最早研究西藏佛教的著作，受到佛教界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其它已刊、未刊的著作有23种。1952年12月3日去世，终年72岁。
太虚虽然对李证刚多有垢词，但是他对欧阳的评价甚高，认为欧阳与李证刚两人是一白一黑，不可混淆。欧阳曾经和太虚同在杨仁山门下同学三月，但这并不是太虚说欧阳好话的原因，因为欧阳也曾经做过“诟厉僧徒，意势甚盛”的举动，可是太虚并不以为然。太虚之所以认为欧阳人品尚可，是从欧阳学问方面来看的，太虚认为“至于欧阳竟无则不然，昔者尝师杨仁山‘教宗贤首’之说，研习华严疏钞，其书往往须通唯识法相乃明者，乃转究法相唯识诸书。久之，人唯识愈深而弃贤首益轻；又久之，则专宗法相唯识矣。然此正其探源溯本之功绩，未可厚非。观其最近出之《唯识抉择谈》，于《楞严》、《起信》、贤首、天台批评处未免过当，而对于貌似之净土及宗门，虽有批驳，亦注云‘指不到家之净土宗门言耳，若真净土宗门，与唯识是一贯之学’，立言未失其正。要之，欧阳不过于佛法大体中稍有小节出入，而李则已完全反佛而投降顺世外道者也。予恐世人将李及欧阳二人并论，黑白混淆，乃藉洪州无名氏来函略附及之。”
李证刚后来也意识到了居士佛教是走不通的，为此另邀僧人，试图成立新的佛教会。《佛学丛报》记载：“佛教会成立以来，蒙孙前大总统正式承认，即由李君正刚、欧阳君境无、张君田奇入都请愿，嗣以因缘，龃龉进行阻滞，李君等已致函袁大总统、国务院，声明取消现沪上机关本部，同人以缔造艰难，势难中止，一面另邀同志联合僧界，另拟章程，实力进行。唯该会素以政教分权为宗旨，与固有之中华佛教总会决无关系云。”佛教会步履维艰，才出现了“联合僧界，另拟章程，实力进行”的想法，取消上海机关的本部，实际上就是宣告佛教会已经不复再存，这个请求得到了北洋政府批准，“国务院已允佛教会建立人李翊灼等之请，以正式公文通饬全国保护寺产。”但是这时已经出现了由僧界出面组织的“中华佛教总会”的全国性有影响佛教组织，李证刚等人想重建佛教会愿望只好彻底破灭了。
总之，佛教会的文件虽然系统，但是它太学术化，且缺少可操作性，是一个不成熟的文件，特别是它没有联合佛教主体——僧宝，只想走居士佛教道路，想以居士来统率三宝的僧宝，因此受到了僧伽反对与不合作态度，其注定失败也是不可避免。但是它表明在当时佛教居士参与保护佛教方面的自觉行为，居士已经作为一种力量开始在佛教界里发挥自己应有作用，勇敢地与政府进行对话，提出自己要求，事实上走在僧伽前面，所以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居士佛教组织——佛教会，其所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