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在盛世辑佛典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以“佛”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古老宗教。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问由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立。其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定为“无常”、“无我”、“不净”、“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是由每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瞋、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惟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三世轮回。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做“涅檠”或“解脱”。这些佛理还包括“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八正道”、“涅槃”等最基本的教理，成为之后佛教各教派的基本教义。 
　　佛教有自身完整的佛理和教义，在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籍，这些佛教经籍的总集称之为大藏经。以经、律、论为主，包括印度佛教原典的《三藏》部分，亦含中国德僧、学人对佛典的诠释，对教义、教史的各种著述。 
　　佛教自汉始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儒家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两种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完善。佛教文化仰赖于儒家文化而传播，儒家文化又仰赖佛教文化而光大。同理，佛教因大藏经而传承，大藏经又因佛教的传承而修缮与丰富。在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中，无论是民间或是官方，对大藏经的刊行和修订从未间断，众多的寺院、藏书楼、图书馆、藏经楼专事供奉大藏经，形成佛教典籍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对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丰富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方面亦有着重要作用。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时，并无太多的经籍，译经事业粗具规模当属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大藏经雏形。自此以降。中外佛学译经家将近万卷的印度佛教经籍译成汉文。印度佛教经籍能够在中国立足并流传，首先是中华文明有着海纳百川之气概，有包容一切之胸怀；其次是译经家们依据汉文的对仗修辞，将大藏经翻译成人们可以理解的文字，为中国广大信众所接受；第三，佛教传入中国时正值造纸术的发明时期，到了南北朝时，纸的运用已相当普遍，后来又有了雕刻印刷工艺，大藏经便有了各种译文的写本和刻本流市，可以说中国文化为大藏经的传布提供了土壤，而纸和印刷技术又承载了佛学文化的传承。中国的高僧大德、佛学专家的著作也汇入到大藏经中去了。因此，大藏经不仅仅是印度佛教经籍的翻译作品，更是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逐渐中国化了的文化集大成就的典籍，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赵朴老曾说：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它以独具精神的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中国佛教历史上的高僧大德译经著述、创宗立派、传经授业，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形成了中国佛教大藏经。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巍峨丰碑，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赵朴老精辟的论述，是大藏经在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的总结。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能不研究佛教，研究佛教又不能不涉及密宗，密宗为佛教之一脉，且创教久远。密宗亦称“密教”、“秘密教”、“瑜珈密教”、“真言乘”、“金刚乘”等，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释迦牟尼圆寂八百年后，印度人龙树菩萨为提高佛教道果，持诵大日如来真言，开南天铁塔，亲从金刚萨堙受法，传《金刚顶经》、《大日经》，并撰造《发菩提心论》，后世大德便以“两经一论”建立密教，自此后称之为“密教”或“密宗”。其间多有梵僧东来中国传授密典，但多属杂咒密术，史称“杂密”。唐开元年问，西天正统密教由善无畏带来《金刚顶经》为始因，密宗遂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唐贞元二十一年，日僧空海来长安青龙寺，师从惠果，受胎藏界、金刚界两部秘法，并受传大阿阇梨位，回日本后，以平安(今京都)东寺为中心弘传密教，称真言宗，并建高野山金刚峰寺为另一传发基地。教义与汉传佛教密宗相同，但更重视空海《十住心论》、《秘藏宝钥》、《辩显密二教论》、《即身成佛义》等的修习。镰仑时期的赖瑜(1226－1304年)则认为大日如来的法身不说法，而其化身说法，创“新义真言教”，以和歌山根来寺为中心。现有高野山真言宗、真言宗山阶派、真言宗醍醐派等数十个派仍为唐密一脉。 
　　8世纪初，古印度僧人莲花生、佛密等先后入藏传播密法，前弘期佛教中，西藏流传的密法多为行、事两部，史称旧密。11世纪初，有仁钦桑波等翻译多种瑜伽密教经典，史称新密。此后，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密法盛行于西藏各教派中，逐成藏密。 
　　无论是汉传密宗，藏传密宗或是传日密宗，其义有异，但属同源。 
　　密宗认为世界万物、佛、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认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摄宇宙万有，而又皆具备于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如果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即身成佛。 
　　密宗仪轨繁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皆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秘密传授、上师开许、诵持密咒、坛场作法而修身成佛、并以此为区别显密之界。 
　　《密宗甘露精要》首次辑录中国汉文密宗经典而成书。自西汉以降，汉文密宗经典并非自成体系，而是散见于各个朝代中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中，给学者、研修者及供奉者带来极大的不便。鉴此，《密宗甘露精要》编委会以大正藏、乾隆版大藏经秘密部为蓝本，并摄取数种大藏经咒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密宗部分(汉译)而成密典，以示圆满，佛惠于生灵，开启于众生。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佛教发展历史中，经历代高僧大德的传法，功德惠及后世，今尚存大藏经有《崇宁藏》、《毗庐藏》、《赵城藏》等十数种。其典籍卷帙浩繁，显密杂部并举，所辑内容多在几千种上万卷，信徒穷毕生之时亦难诵研圆满，且所耗资费少则十数万，多则上百万元，为一般信士所莫及。针对佛教信众对密宗的研修诵持需要，《密宗甘露精要》出版面世，得到了国家宗教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与批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积极组织选题，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勘编辑，从质量上保证了佛典的顺利出版。 
　　《密宗甘露精要》辑集出版，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首先，是繁荣中华文化之善业。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辑录出版《密宗甘露精要》，理所当然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盛举；其次，是弘扬佛法的传世功业。出版《密宗甘露精要》，为海内外佛教界人士、佛学研究人员、广大信土提供精要之典籍，使得法宝长存，广为流通，实为弘扬佛法之伟业；再次，是维系爱国精神的纽带，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元素。《密宗甘露精要》的出版，将成为海内外华人文化交流的盛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荡涤人们的心灵，筑造人们美好的心灵家园。以达到佛治之始，唯在正信、唯在正见、为在正行，佛法之终，唯在正觉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