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是研究北魏佛教史的重要文献。对佛教盛大节日前后庆祝活动的描写，反映出北魏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崇佛热情及奉佛状况。其崇佛的总趋势是从只为建功德求福田，慢慢过渡到深究佛法之义理，重视译经求法；从初期的道佛并崇，到后期的专崇佛法。《洛阳伽蓝记》生动地再现了佛法从初传到北魏时期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文史类典籍中，北魏时期的著述传世者不多，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并称为北魏的三部杰作。而《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京师洛阳近四十年佛教塔寺的兴废，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北魏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洛阳伽蓝记》含有笔记的性质，作为正史的补充，它叙述了洛阳城中名寺兴废沿革，同时记载了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兴衰始末，中间穿插了历史、风俗、传闻、灵异等，生动地再现了佛法从初传到北魏时期的发展状况。
一、北魏时期的奉佛状况
在《洛阳伽蓝记》中，对佛教盛大节日前后的庆祝活动进行了生动地描写，其中，典型庆祝活动就是行像仪式，不仅有单像出行的情景，还有千像出行的盛况。《洛阳伽蓝记》对行像仪式的描写，展现了北魏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崇佛热情及奉佛状况。
(一)北魏洛阳百姓的奉佛热情一一造像立寺求功德
据《洛阳伽蓝记》载，洛阳百姓奉佛极为热诚。
四月初四，文殊菩萨诞辰。《洛阳伽蓝记》(卷一)介绍长秋寺时写道：
……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四月初四为庆祝文殊菩萨诞辰举行的庆祝活动，主要是将用金玉庄严的骑在六牙白象上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抬出来，在街上游行。其间，由辟邪狮子在前面做引导，还有身穿奇装异服的表演者，口里吞刀，嘴中吐火，表演诡异奇特。即使每年都有围观的百姓不幸被撞倒踩死，可每次举行行像仪式的时候，仍然人山人海，围观的百姓总是你推我搡，争相观看。北魏时期，京师洛阳的百姓之崇佛竟然达到了如此白热化的程度。
行像仪式中，用辟邪狮子在前面开路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的民俗活动中，狮子有驱崇辟邪和趋吉辟凶之功用。最初担当驱逐邪祟，保护墓地平安的重任的石狮一般称为“辟邪”，如四川雅安东汉高颐暮前石狮、江苏句容县梁朝陵墓前石狮。“辟邪”用一块整石雕制而成，石狮线条浑圆粗壮，身体两侧有飞翅，注目远视，神态凶猛，作行走状，俨然一幅守卫者的姿态。另一方面，佛教经籍常常以狮喻佛。《大智度论》卷七云：“佛为人中狮子”。此外，佛教中，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因此，在北魏洛阳四月四日盛大的佛教节日里，用辟邪狮子引导行像仪式，引来百姓争相观看。
行像仪式上，“停像之处，观者如堵”。一方面，北魏洛阳的人们对佛有着狂热的信奉和崇拜。另一方面，佛像本身极为庄严，令人钦敬仰慕，目不暂舍。长秋寺的佛像可谓壮观夺目，“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当时，人们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庄严佛像，所以，在北魏时期的洛阳，很多寺院的佛像都极为引人注目。佛像高大雄伟、相好庄严、光芒四射，世间无与伦比。
《洛阳伽蓝记》(卷二)介绍宗圣寺时写道：
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先，腾辉赫赫，独绝世表。
北魏佛法的特征是穷土木之力造像立寺……当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阉宦，羽林，虎贲等，都乐于施资塑造佛像甚至舍宅为寺。主要目的在于建造功德，求福田饶益。以至魏末(公元534年)洛阳的寺院达1367所，天下寺院则达三万有余。
(二)北魏时期奢侈豪华的奉佛风气——歌舞升平为崇富
北魏时期的洛阳，为了庆祝佛教节日，不仅举行单像出行仪式，还有更为盛大的千像出行仪式，在四月七日这一天，京师诸像出诣景明，准备庆祝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
四月七日成了京师洛阳诸像聚会的日子，《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景明寺。……伽蓝之妙最得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
京师洛阳各处一千余躯塑像出行去景明寺之时，还有伎乐相伴，络绎而来。
《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
昭仪尼寺。……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
当时京师诸像出诣景明，歌舞升平。场面豪华盛大。
北魏时期的人们好崇富，佛教庆祝活动中，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奢侈和豪华程度今世罕见。
(三)北魏帝王参与佛节法会一一君民同庆成“佛国”
四月八日，千像至皇宫，举行大法会。
据《洛阳伽蓝记·景明寺》记载，京师洛阳的一千余尊像在四月七日聚于景明寺，之后还有更盛大的活动，就是四月八日，京师洛阳举行由帝王参与的盛大法会。《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景明寺。……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光映日，宝盖浮云。譒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这一天，皇帝在宫前撒花，与僧人百姓共同欢庆佛教节日。只见一尊尊光辉夺目的佛像，一队队背负锡杖的名僧大德，一群群手捧鲜花的信徒法侣，如云的宝盖，若林的幢幡。只听梵乐法音震动天地，又有百戏腾让，无与伦比。当时西域的僧人目睹了法事之后不禁大为赞叹，称北魏为“佛国”，足见当时法会的热闹，也反映出北魏帝王臣民崇佛之深。
二、北魏崇佛总趋势
北魏帝王臣民都极为崇佛，与北魏诸帝重视佛法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上看，北魏诸帝对佛的信奉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太子晃(景穆)、文成父子所交游者为禅师，大修功德以求福，并非对佛义有所研究。文成帝后的献文帝对道佛都很感兴趣，他在位六年，因信道而禅位给太子宏，《释老志》云：
献文帝览诸经论，好《老》《庄》，常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
献文帝有着强烈宗教热情。然而，北魏对佛义有研求提倡者，当推孝文帝，他早年受崇佛的祖母文明太后和父亲献文的影响，即位后，整饬僧纲并建功德，善谈老庄，尤精释义。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多次到金墉城西王南寺，与沙门议论，因此于城开一新门。
孝文帝之后，北魏义学僧人辈出，朝廷对于译经求法讲论都有所奖励。宣武帝时，有很多天竺僧人来朝贡，朝廷还专为西方僧人建了永明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就是宣武帝时来北魏的名僧之一：
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晓魏言及隶书。翻十地楞伽及诸经论二十三部。虽石室之写金言。草堂之传真教。不能过也。(《洛阳伽蓝记》)
孝明帝即位之初，专权的胡太后还特意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沙门惠生，同行者宋云等出使西域。《洛阳伽蓝记》记载，宋云从印度带回佛经“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史来看，两汉三国时期佛教的特色为“佛道式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玄式佛教”，隋唐时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正是处于“佛玄式佛教”时期的北魏，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北魏君臣百姓从对佛法的盲目信奉，转变为注重对佛法义理的研究、佛经的翻译和域外求法。并力图从将融会儒道、以易、老、庄“三玄”为思辨依据的“玄学”与外来文化相融合，为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三、小结
综上，我们看到《洛阳伽蓝记》反映了北魏时期的奉佛和佛教信仰状况，奉佛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庶民，其佛教崇拜，有盲目的狂热，也有虔诚的信奉，皇家帝王的奉佛程度对其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历数北魏诸帝与佛法都很有渊源，其崇佛的总趋势是从只为建功德求福田，慢慢过渡到深究佛法之义理，重视译经求法；从初期的道佛并崇，到后期的专崇佛法。为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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