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如果希望得到长治久安的稳定的政治局面，那么一定会推广宣扬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君君臣臣、忠君报国的政治伦理。又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百善以孝为先”，文昌信仰劝善书则采取道教“神道设教”的手段，对儒家这一思想进行阐释。
《文昌帝君阴骘文》中，孝亲是忠君的基础，而忠被视为首要的德行来提倡，被加以神学的说明，认为凡尽忠者，自有神明加以庇护，或者，会有冥冥之报。
孔子要求“臣事君以忠”。忠作为一种德行，其地位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忠由一般的德行，逐渐被改造为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在文昌劝善书中特别强调要“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即为忠的具体表现。
在赵如升的《阴骘文像注》中就运用道教神学的观点，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忠之道不一，“大臣以格君佐治为忠，言官以谏诤匡弼为忠，司牧以正身率下为忠，刑官以执法平恕为忠，武臣以练兵戢暴为忠，类而推之，忠亦在随分自尽而已。”而如果拘泥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后才认为是忠，那么对于忠的理解也就太狭隘了。在对尽忠后的回报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独是忠臣之裔，科甲蝉联。簪缨鹄起，人感快之，间有嗣续不兴，书香不振，论者谓天之薄于待忠也，不知积忠贯日，非浮云富贵所能酬。冥冥中必为天枢相，为阎罗王，为兜率仙，天已报其身于幽，自不必报其子孙于明耳。人罔未及见，遂谓天薄于待忠，岂不谬哉”。虽然他的子孙不兴，但是，在文昌的劝善书中依然能够找到他受报的理沦，而这在儒家文化中便难于说清楚了。
《文帝孝经》中，在论述孝道的作用时，把孝与不孝同鬼神的奖惩联系起来，首先说明：“不孝之子，百行莫赎；至孝之家，万劫可消。”如果人能行孝，在现实的世界里，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伤害一个孝子，无论是水火刀兵，还是毒药冤家，有天佑之，一切人世间的灾难都可以化解。不仅孝子本人可以得到好报，还有列祖列宗，都可因此而得解脱，甚至在六道中沉沦的饿鬼穷魂，也可因孝子行孝而得到解脱，而且，父母有的疾病痛苦，也会因孝子之行而沉疴顿起。但是，如果不孝的话，“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殁，摩煞祸侵”不孝的罪名是“百行莫赎”，必会天怒人怨，为天地所不容。必将遭受最为严厉的惩罚。“但闻雷霆之声”。
(二)悯孤恤寡，敬老怜贫的和谐社会的功能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以血缘为纽带，以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基本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众多的血缘家庭，每个人都分属不同的家族，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宗法性社会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体系，但是如果一些个体将自己的道德行为施与宗族之外的人们，或者当寻求救助的对象是在血亲之外时，道教的一些宗教道德规范体系就会补充儒家文化的不足。就有一些基本的带有宗教特色的道德标准被提出来。
在文昌劝善书中，“悯孤恤寡，敬老怜贫”，作为最要被提倡的道德标准提了出来，“幼而无父日孤，两间之缺陷惟此最甚，不哀而矜之，与豺狼何异耶，然矜非口头叹息已也，或矜其穷而周济焉，矜其弱而保护焉，矜其无依无靠而代谋其身家，及其成立，不惟伊身歌贾父之恩，而其祖若父，以泣感于九泉，叩帝阁而福我矣”。提出这样的要求，又加以宗教的因素，通过宗教的名义来神圣化世：俗道德伦理的观念，告诉人们，如果能这样来做，不仅能有现世的功德，而且，冥冥中的神祗亦会福佑与己身的。
在儒家的道德中，强调“毋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的善事做不来的话，那么，“为长者折枝”这样的事是人人可为的，对于一般民众，文昌劝善书中也作了谆谆的劝诫，从“悯孤恤寡，敬老怜贫”这样细小之事做起，即可施善于人，又可敦厚民俗，而且，在说理教化中，又多讲行善得善报的故事，来激励行善之举。
同时，文昌帝君还强调在社会上要亲近善人，远离恶人，要为别人隐恶扬善，做到利物利人，斗秤须要公平。而不能口是心非，谈非礼之言。谋人之财产，妒人之技能，淫人之妻女，唆人之争讼，坏人之名利，破人之婚姻，使人父子不睦，使人兄弟不和等等。
这些世俗的道德，通过这样便具有了宗教上的功德。虽然带有一些功利的色彩，但却很有利于慈善事业在民间的推行和社会和谐的实现。
(三)广行阴骘、天必赐福的净化人生的功能
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官僚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以势欺人，也可以造福百姓，“土人居官权势可为，行一善胜常人亿万善，作一恶胜常人亿万恶，”如果能够使这样一个群体利用他们特殊的地位广行阴骘、造福社会，那么，在行善的过程中，既可以净化心灵，又可以对全社会形成一种表率的作用，可以移风易俗。而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僚几乎又都是士子出身的读书人，所以，对于他们的教诫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用儒家的道德思想为士子官僚树立道德上的榜样，指出士人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做广行阴骘、不求回报的善事。在大的方面，如“存平等心，扩宽大量，举善荐贤，饶人责己，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贩济邻朋”，举出李世燕等人的例子，李为开封府参军，在遇到大灾时曾出粟千石，来借贷给乡人，但明年又是灾年，众人无力偿还，于是他便当众焚毁了债卷。等到来年丰收时，众人争相偿还，他却一无所受。以后又遇到大饥荒的时候，他还是“复捐家财施粥，活人以万计，死者埋之无数。或曰：子阴德盛矣。燕日：阴德犹耳鸣，惟己知之。今子已知，何足为德。”在小的方面，“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撑免尸骸之暴露”，认为饥寒而流离于道路，贫病交加，几乎与鬼为邻。但忍心的人不是视为平常就是斥其为应得，而不骨冷悯周济，如果能够“周之以缓其死。所谓费不在多，应急如宝。善不在大，惟诚动天，此类是耳。”同时，对于吝惜财物，不肯行善之人，也作了批评，“富豪而可恃乎，恃之者，即量浅福薄，不能消受之小人耳。”
文昌信仰使得普通的社会道德行为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性，“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便成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这样广行善举、施恩不图回报的行为，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榜样，可以净化人生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
结论
文昌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功能上，它成为了儒家文化不可或缺的补充，由于儒家文化自身结构上的缺陷，不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文昌信仰对此作了重要的补充。作为宣传文昌信仰的载体，文昌信仰劝善书在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宣传上，将儒家伦理世俗化、生活化，对于世人所应遵循的各种伦理道德分门别类，又加以例证，增强了儒家教化的力量。并且随着这种信仰的发展，文昌劝善书也得到了更大的普及，文昌神谕性的训诫也随之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
文昌信仰尽力地培养一种宗教素质，在对待世间的事物上，并不采取回避消极的态度，而是积极地积累人间的功德，以通过改变别人的命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种种的外在的善行来规范人的内心，使之向善迁恶，不再被一些贪婪、自私的恶念所左右。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于每一个信仰文昌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修养信条。它的内涵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求人从心地上作自我改造和自我修养。它超越了道教的界限，表达了道教文化对人的根本要求，使得人的精神世界充满慈悲和善良，使人类社会充满友情和关爱。
相关专题：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