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是近年才引起热烈讨论的一个学术概念，已经有不少人就此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但笔者觉得其中还有剩义，现在从个人研究经验出发谈一点粗浅感受。
一、佛教分布的两个驱动因素
从中国佛教分布发展的历史来看，佛教、具体而言就是佛寺的分布一直存在着两方面的驱动因素：以利于个人清修，须将佛寺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名山胜地，是谓之“深山藏古寺”、“天下名山僧占多”；而着眼于化俗导众，则须将佛寺定位于通都大邑。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其“南朝”实际上特指首都建康。一部中国佛教史，从地理上看，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结果。
中国佛寺从汉代进入文献记载，到西晋时分布范围仍相当有限。永嘉丧乱后，北方的十六国、南方的东晋，同时出现了佛教迅猛发展的势头，无论阶层还是地域上的扩展都十分明显；此后经过南北朝的涵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空间规模。这期间，涌现出许多令人神往的佛教名山，如五台山、恒山、林虑山、麦积山、泰山、嵩山、青城山、衡山、庐山等。尤以江东会稽较多，如天台山、赤城山、若邪山、天柱山等。这些名山有不少至今仍享有盛誉。但相对而言，寺院分布较集中的是在城市。特别是在早期，从东汉到西晋，史籍所载的寺院都分布在都市。可以说，如果将佛教分成山林和都市两种地域分布类型，那么中国佛教最先得以发展的是都市佛教。
当然这两者丝毫不矛盾。在一些靠近都市的山地，由于既不远离都市的便利(交通方便、信息发达、信徒众多、供应丰富)，又能享受山林的乐趣，也就成为很多名寺的荟萃之地。很明显，这种类型的山地比荒郊野岭、人迹罕至的山地更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因而在佛教史上，这种近郊的佛教名山在数量上远远多于那些一无依傍的佛教名山，其分布十分普遍，几可谓无地无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的如建康(今南京)钟山、摄山，江陵(在今湖北)上明山、覆船山、玉泉山、青溪山、四望山，番禺(今广州)灵鹫山、云峰山，吴县(今苏州)虎丘山，寿春八公山，临湘(今长沙)岳麓山，襄阳砚山，洛阳北邙山，平城(今大同)武州山，长安(今西安)终南山等。各山的佛教发达程度随城市兴衰而有所演替，但这种地域类型所体现的布局驱动因素直到现代仍在起作用。
相对而言，都市对于佛教分布的影响无疑较名山更直接，更明显。我们可以注意到，古往今来，名山古刹的香火一直是时盛时衰，自元明清以来朝拜四大名山的信众仍然是络缢不绝。与都市寺院相比，我们认为佛法兴盛的程度与城市规模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很典型的例证是隋唐五代的天台宗。笔者曾发现，其时天台宗分布的名山有天台山、玉泉山、庐山、衡山、泰山以及杭州天竺山，但在隋代(589－618)、唐前期(618－712)、唐中期(712－845)、唐后期(846－907)、五代(907－960)五个时段，持续稳定有天台宗高僧活动的地方除台州外，只有长安和苏州。而长安和苏州，正是唐中叶以后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两个文化中心城市。
二、传统都市寺院的乡村性
宋立道先生曾注意到“都市佛教的现代性”。他认为：“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说起来只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以上海为根据地的都市佛教活动，具有与以往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气象与发展势头”，且“集中地体现在上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
尽管宋先生论述中的个别词句还容有可商，但是对于其学术敏感，笔者不能不表示由衷的钦佩。开埠以后的城市，确实是与中国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一种地域形态，因此，都市佛教在近代以来确实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转型。
要说清这个问题，只须分析一下古代都市寺院的特征。可以两点说之：其一，古代城市中寺院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其二，古代都市寺院的信众生活方式是乡村式的。
对于前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反证，古代城市寺院的经济活动中也有工商业。这当然不难。但就大势来说，古代城市中寺院的经济基础其实还是建立在农业上的。且以上海为例，直到解放为止，城区不少寺院还是有寺田的。即使处在闹市中心的名刹静安寺，该地在越界筑路之前，其经济支柱是为数不少的寺田；而当其成为租界、周围商业繁荣起来以后，仍不得不在南翔另置塔院，并置田数亩以便看守。这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经济形态。可以说，在现代工商业兴起、都市寺院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前，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佛教其实是谈不上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古代的都市寺院其实不过是座落在都市中的乡村寺院。其基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乡村的。在此不妨以北宋开封的大相国寺为例。宋代为我国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城市生活开始市民化的重要时期。大相国寺为北宋最大的皇家寺院，占地540余亩，辖64个禅院、律院，僧众千余人。它在北宋开封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新进士题名刻石于相国寺成为惯例，并且寺院及其周围堪称北宋开封的商旅交易中心。《东京梦华录》卷3有“相国寺万姓交易”条称：“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极力描绘了当时万姓交易的盛况；然后又有“寺东门街巷”条，描写了相国寺周围的商业及旅宿环境，甚至在寺南、寺北还有不少妓馆。毫无疑问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样巨大的寺院经济规模都是很罕见的。前条资料称：“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然而正是所谓“每月五次开放”，令人想起乡村中极为普遍的集市贸易。不言而喻，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现代都市生活仍然是有很远距离的。
经济基础、生活节律，可以说是都市与乡村生活中两座最基本的分水岭。即此两点，其它各方面可以概见。
三、现代都市对佛教的影响与要求
与传统的佛教存在形态相比，现代都市环境中的佛教所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棘手问题。笔者个人感觉，以下三个方面恐怕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是寺院的经济建设。显而易见，现代都市中佛教的经济基础已不可能再立足于农业，而应该当机契理，转向工商业。然而这一点，最容易带来负面影响。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一点是仇富，何况这些财富还与出家人有关。对于这一点，笔者觉得恐怕没有省事的办法。只有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一方面，应该尽量以专业水平把净财理好；另一方面，还应该尽量把净财用好。即发扬人间佛教精神，做好慈善事业，继续发挥佛教在慈愍众生、和谐社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台湾和海外佛教徒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笔者并非专家，不赘言。
二是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现代都市社会以信息和文化高度集中、观念和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为基本特征，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佛教徒应该在保持正信的前提下、从知识水平上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这方面，笔者认为关键在僧教育。其中包括两个层次，较基础的是要提高僧众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培养一些高水准的、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领域乃至某些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能够与在家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对话的高水平学者。这两个层次都十分重要。笔者感受更深的是后面一个层次。因为相比于在家学者，僧人从事佛学研究有很多优势。不仅容易集中精力、精进勇猛，而且凭藉其宗教体验，可以解决很多在家学者无法解决的问题。佛学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学术研究，它面临的是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要求态度客观，可是有很多现象的形成机理在家学者难以理解。笔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涌现一大批高水准的僧侣学者，活跃在佛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到那时，可以相信，社会上对于中国佛教、对于中国僧人会有一种高度欣赏、钦佩的目光。
三是化俗导众的方式。众所周知，现代都市社会由于物质生活的繁荣、医疗条件的改善、信息的发达、现代新型传媒的出现，加之近20余年来国家又厉行计划生育政策，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理念、精神状态乃至于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都发生着迅猛而剧烈的改变。以前的社会心理学家声称，年龄每相差5岁就会形成代沟，这话有点过分，但笔者感觉，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确实是不一样了。不可避免地，他们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并形成一个新的信仰群体。如何与这些新人类相沟通，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摆在现代都市佛教面前的一个新课题。笔者对此素乏研究，不能有所建议，仅此提出来，希望引起有关人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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