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调查期间，乌干达巴哈伊机构正在实施名为“社会行为预备”的庞大教育计划。此计划实际上是一项全国开展的基础教育活动，对象包括儿童和成年人，着重于语言能力、数学能力、科学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的培养，旨在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谋生计能。学生只需要付课本费。该教育计划科目的设置因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初步实施已取得了成功。巴哈伊组织正与乌干达教育部门沟通，进一步扩大规模。
乌干达法律允许宗教机构自办的学校传播宗教知识。巴哈伊组织在实施这项教育计划时，将自己的理念融汇在教材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在提高受教育者文化水平和创造技能的基础上，再进行宗教教育。这些教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受民众的欢迎和政府的支持。
巴哈伊社团开办有许多幼儿园和学校，并有周末学校、儿童班、青年会、巴哈伊骨干培训班等形式。由于乌教育落后，巴哈伊基金会还在偏僻的乡村资助教育活动。通过与政府教育部门沟通，它们被批准在巴哈伊学校及基金会资助的教育机构中发行自编文化课和宗教教材。这些教育机构面向所有人开放。事实上，在偏远乡村，受教育者多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学生以儿童为主，也有少数成年人。巴哈伊教育机构的教师并非都是巴哈伊，也有许多高水平的其他宗教信徒。
(三)宗教仪式的包容性：巴哈伊教在宗教同源的观念下承认各宗教皆为神圣的天启宗教，这种包容性在其宗教仪式中体现得最为直观。巴哈伊教强调现代性，但其宗教气氛却非常浓郁，宗教仪式种类多而特别。平时的仪式在各地灵体会或教徒家中举行，更多的则各种类型的学习性集会。聚会中除祈祷外还有文艺节目，一般是非洲传统音乐。小规模聚会比较特别的一项活动是参加者谈对巴哈伊教的体会与体验，包括学习的体会，宣教经验等。大规模的活动在坎帕拉的圣殿举行。
当然，由于坎帕拉是信徒相对集中的地方，即使平时的聚会也在圣殿举行。周日的聚会通常有200人左右，仪式庄严肃穆，有专门的礼仪人员和唱诗班。祈祷与文艺节目的程序也是提前安排好的，两者穿插进行。祈祷时，祈祷者在众人前面朗读宗教经典，经典不限于巴哈伊经典，可以是圣经、古兰经，可以是印度教经典，甚至《老子》中的选段。朗诵和演讲的语言可以是英语、法语、乌干达当地语言或任何语言。尽管巴哈伊教源自伊斯兰教，但总体上看，其宗教仪式与圣殿内的布局与基督教更相近一些。
(四)乌干达巴哈伊教具有强烈的国际背景：巴哈伊教强调“全球一家”。乌巴哈伊教是国外巴哈伊志愿者有目的、有计划宣教的结果，其信徒中外国人占有一定比重，领导层尤其如此。在过去60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深入城乡各地，即使最偏僻的部落也留下志愿者的脚印。许多志愿者家庭长期坚持在这里工作，与当地人通婚，甚至成为乌干达公民。国家灵体会的九名核心成员中，有四名是国际人士。而影响最大的巴哈伊基金会基玛尼亚(Kimanya)中，管理层都是国际人士。
国际资金在维持宗教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乌经济落后，来自信徒的宗教奉献不多，国际巴哈伊社团的经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资金主要投放到教育及与国际巴哈伊社团的联系方面。国际资金支持下的巴哈伊教育对巩固信仰至关重要，不但能有效地防止信徒流失，还推动了社团的扩大，强化了各地社团间的联系。如果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失去国际支持，短期内乌巴哈伊教的未来不甚乐观。
总体看来，当前巴哈伊教仍是作为外来新兴宗教存在于乌干达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中。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赖于多种因素的推动。就外部环境而言，除20世纪70年代短暂的迫害外，巴哈伊教一直处于宽容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环境对宗教基本宽容和尊重，社会认可宗教自由，个人改宗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巴哈伊教自身特色鲜明的宗教思想与努力作用更大。它主张“宗教同源，全球一体”，各宗教应当和谐共存，这使一百多年来见证了无数宗教冲突的民众接触到了全新的理念。它包容性、现代性、国际性、世俗性、开放性、社会参与性等特点，吸引了一批对原有宗教信仰失望目追求现代生活的年轻人。在巴哈伊社团看来，乌干达社会的发展与巴哈伊教的发展彼此联系，因而它以社会改革者与推动者的形象、而不仅仅是宗教形象广泛地参与社会，以实际行动改善社会，彼此受益。
同时，巴哈伊教虽然在规模和资金等方面不足以与基督教、天主教相提并论，但与同属外来小宗教的印度教相比，它不受民族身份的束缚，视野更开阔，收获也更丰富。包容性使巴哈伊教“有容乃大”，对本土文化充满尊重。
在发展的同时，乌巴哈伊教也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巩固现有信徒的信仰。由于此前发展较快，部分新信徒信仰并不稳固，一些人居住在偏远的部落地区，缺乏与更广阔的巴哈伊社会的联系，有少部分人放弃信仰的现象。二，巴哈伊教的本土化遇到挑战。一方面，巴哈伊教对本土文化持宽容态度，另一方面，其现代全球视野、甚至后现代式特立独行的观念，与某些传统观念产生龃龉。巴哈伊教认识到，过度的本土化可能意味着信仰的丧失，但对部落传统文化的拒绝则阻碍宗教的发展。三，如何处理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关系。巴哈伊教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过程中，已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处于“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如何在宗教和社会层面上协调关系，是其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四，过度国际化不利于乌巴哈伊教的可持续发展。巴哈伊教以超宗教、普世性的全球视野，在全球范围内调配人力与物力资源，促进宣教事业。国际力量主导着乌巴哈伊教的发展，使其形成依赖性，独立发展能力不足。
当代人要不要宗教，需要什么样的宗教?乌干达巴哈伊教的发展史不但留给我们肯定的答复，还有许多启发。新兴宗教的魅力除了源自自身的宗教性因素，如宗教哲学、观念、组织形式等方面外，更源自服务社会、解决信众精神与物质需要的诚意与能力。夸夸其谈的宗教必定失去市场。乌干达巴哈伊教在发挥宗教灵性力量的同时，大力拓展宗教社团的“物性功能”，给信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帮助，这种“送温暖”式的支持抚育了信众心中灵性的成长。这种“灵性”与“物性”并重，甚至“物性淹没灵性”的“推广策略”有一个底线：不干预政治，不干预个人事务。看似世俗，却重灵性；重视灵性，却又世俗，同时恪守宗教遵循政教分离与尊重个人尊严的原则，真诚地解决信众的信仰与物质难题，这就是巴哈伊教在乌干达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解析巴哈伊教时，通常认为现代性与世俗性是重要的理解工具。事实上世俗性可以看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如何理解现代性与巴哈伊教宗教性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张力。世俗化导致宗教衰落乃人所共知的论断，巴哈伊教何以将现代性当作自身的优势与利器？对乌巴哈伊教的考察似乎能提供一点答案。在巴哈伊社团内部的宗教活动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与宗教虔诚，并无多少“现代”痕迹。也就是说，巴哈伊教对灵性世界的追索并未改变，每位信徒正是因为对灵性生活的需要才加人进来。但是当远观巴哈伊社团时，我们又会感受到浓厚的现代性，似乎没有多少宗教色彩，多表现为教育机构、慈善团体、产业组织等等。这就是巴哈伊教“世俗性淹没宗教性”的由来。因此，从乌干达的情况看，巴哈伊教并未因为拥抱现代性而去宗教性，宗教的核心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外在的部分。这种外部的改变使其具有了现代色彩与吸引力。
关于乌干达与撒哈拉以南巴哈伊教及其他宗教的关系，我倾向于以多样性的眼光来分析。乌干达在巴哈伊教的全球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撒哈拉以南地区更为重要。但撒哈拉以南各国国情差别巨大，宗教生态多种多样。个别不等于整体，巴哈伊教的全球性并不主张消灭地方性。虽然非洲唯一的巴哈伊教圣殿位于乌干达，但是它无权干涉它国的巴哈伊教事务。以上对乌干达巴哈伊教的考察，并不足以全面认识撒哈拉以南的巴哈伊教，对此仍需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