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验记中佛经感应故事数量众多、历时久远，盖可推见佛典信仰之兴盛。灵验记是中国僧俗编撰的，深受大乘佛教尊经倾向的影响，不同于原始佛教的语言崇拜。追溯其根源，则是中土很早就形成的文字(典籍)崇拜。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实使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产生莫大之变化。
关键词：灵验记 佛经 文字 信仰
佛教灵验记，又称感应记、感应传、感通记、冥报传等，是指向佛、菩萨祈祷、忏悔或念佛、诵经、造经、造像后出现感通、灵异诸神异事迹的记述。以因果报应思想为理论基础，“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魏晋时期的佛教小说已多见佛经感应故事，后世此类故事不绝如缕，其出处亦相当广泛：一者僧人传记和佛教历史书，如梁慧皎《高僧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宋释志磬《佛祖统纪》等；二者类书之佛经灵验故事，如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宋李防等《太平广记》；三者佛教灵验故事集，如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宋非浊《三宝感应要略录》等；四者某部佛经的灵验故事集，如《金刚经》的有唐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明王起隆《金刚经新异录》、清王泽泩《金刚经感应故事分类辑要》等，《法华经》的有唐惠详《弘赞法华传》、宋宗晓《法华经显应录》、清周克复《法华经持验记》等，《华严经》的有唐法藏《华严经传记》、清弘璧《华严感应缘起传》、清周克复《华严经持验记》，《观音经》的有刘宋傅亮《光世音应验记》、清周克复《观音经持验记》，《弥陀经》的有清徐槐廷《弥陀经应验》，《金光明经》的有明受汰《金光明经感应记》等；五者散见于笔记小说中的佛经灵验故事；六者抄于敦煌佛经之前的灵验故事，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黄仕强传》等；七者其他书籍的佛经感应故事，如《金刚般若经偈会本》附有12则受持《金刚经》的感通故事，《大唐内典录》卷十录有37则佛经感应故事。关于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黄东阳《唐代(金刚经)应验故事抉微》、何佳玲《明清金刚经灵验记之研究》、郭迎春《(涅槃经)无量功德的宣化与信仰》等，上述论著各自探讨了某个时期或某种佛经的感应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除郭迎春之文略及《涅柴经》感应故事与《涅柴经》对经书功德的宣扬有关之外，上举其余各文关注佛经感应本身却对其产生的原因鲜少着墨。此外，关于佛经感应故事的影响，唐道宣早即言：“光瑞出没，开信于一时。景像垂容，陈迹于万代。或见于既往，或显于将来。昭彰于道俗，生信于迷悟。”陈寅恪先生亦谓：“至《灭罪冥报传》之作，意在显扬感应，劝奖流通。”仅有周绍良、郑阿财、杨宝玉等先生的研究继其踵，然所给予的评价较之陈氏和道宣等，却未免狭小。要言之，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实使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产生莫大之变化。故笔者拟在前贤时彦所论基础上，对此信仰产生原因和其影响，试作探讨。
一、灵验记中佛典信仰产生之原因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中国民众最信仰“有求必用”的神，佛教之所以为中国民众所接受，最大的因素就是现实利益。灵验记对佛经神力和崇奉佛经功德的无限夸大，应是佛教界的僧人为振兴佛教，“诱导世人信佛念经、行善断恶”。但这种对佛典的崇拜，更深层的原因应是大乘佛教本身的宗经倾向。如日本学者水谷幸正云“在阿含经典中最后以闻法者欢喜奉法作为说示的终结，而大乘教典则强调对经典受持、读诵、解说与书写的功德，努力向大众传播流布，为其使命”。印顺大师谓大乘佛法开始流行时，写经即是佛教界的新情况。经书的书写、供养、布施成为功德而被高度赞扬。并认为大乘佛教以经书为中心是对甚深经法的通俗化，类似一般低级的神教。笔者查阅各种大乘佛经，崇奉经书的功德确实被大力宣扬。
如《金刚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随说是经乃至四旬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受持读诵者，当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又“广为人说者”，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无边无量功德”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崇奉佛经的意义与功德，《妙法莲花经》也作了强调，和《金刚经》相比，尤有过之。如卷六“法师功德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反之，“其有诽谤如斯经典，见有读诵、书持经者，轻贱憎嫉而怀结恨”者，命终后入阿鼻地狱，无数劫后从地狱出当堕畜生道，转而为人也将受贫穷、恶疾、愚钝、丑陋等楚毒。
《大般涅槃经》中亦宣扬受持佛经具有极其重大的宗教意义与现实功德。其书卷六云“若有众生于八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亦对令得书写”，“供养是经，亦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读诵礼拜亦复如是”，如此之人，受到正法受持拥护。但不信佛经者则会遭遇今世和来生的诸多不顺：“若有不信是经典者，现身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多为众人所见骂辱。命终之后，人所轻贱，颜貌丑陋，资生艰难，常不供足，虽复少得，危澁弊恶，生生常处贫穷下贱。”值得一提的是，《法苑珠林》卷一七《敬法篇·谤罪部》和《诸经要集》卷二《敬法篇·谤法缘》，把《大集经》、《大般若经》、《大品经》等有关污浊、损毁、脱落和诽谤大乘经典者将获盲报、堕入地狱道或畜生道等果报的经文汇辑在一起，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灵验记以惩罚手段来威慑诋毁佛经者，实受大乘佛经的影响。大乘佛教这种经典崇拜(文字崇拜)，不同于原始佛教的语言崇拜。佛教产生之初，释迦牟尼为了吸引广大的下层群众，采取的是口耳相传、以诗偈为中心的弘法形式。如《分别功德论》卷二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先贤梁启超亦指出初期中国所译印度佛经，率无中土观念的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所说良是。但梁先生推测印度无写本的原因一是古代竹帛不便传写，二是含有宗教神秘的观念，认为书写渎经。其观点忽略了印度佛教崇拜声音的习俗。张子开先生《试论印度佛教的说法方式》一文指出印度佛教在弘法之初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是“深受以口耳相传形式的《吠陀》之类宗教文献、格言谚语以及民间说唱艺术等的影响”。结集后的佛经亦遗留了原始佛教说法方式的痕迹，《杂阿含经》卷一五“三八〇”条到“三八八”条表面上是不同文本，实是多个闻法者对同一次说法的不同记忆。“三八〇”条云“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跻圣谛”。“三八一”条到“三八八”条在上述文字上的基础上略有增加，如“三八一”云“有四圣谛……若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问等者，当修无间等，起增上欲，方便堪能，正念正知应当觉”。要论之，原始佛教对于声音是非常尊崇的，原始佛典没有中土意义的“定本”，是口耳相传，以用于歌唱的偈颂为中心，因时地人的不同会略有差异。另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条云“咸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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