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较为系统地以人类学片方式成规模地展示湘西
湘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存在了数百年。但是这块土地数千年前就有彭人、茅人、庸人、百濮、百越、巴人等部族在此活动，在秦代，这里设黔中郡，汉代设武陵郡，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设湘西行署，辖现在的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等地区。从流域的角度来界定，湘西是指沅水流域在湖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和澧水流域在湖南境内的部分地区，以武陵山脉（湖南部分）以东到雪峰山以西总括二十几个县。这是一片广袤神奇的土地，共同拥有这片神奇土地的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仡佬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亲如兄弟，和谐共处，用卓越的智慧和坚韧的意志创造了丰富多彩、神秘传奇的楚巫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他们尊巫信鬼，尚武好力，在军事斗争、生产劳动、婚丧娶嫁等生活中，创造了很多令人震撼的巫术、艺术和绝技，这批无以伦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瑰宝。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瘟疫以及社会变迁中以大跃进方式无序开发，这些先人创造的伟大遗产遭到一些毁灭性破坏。随着原有社会结构的崩溃而同时崩溃的还有依附其上的各种文化思想、宗教意识、世俗观念。这一切像雪崩一样瓦解坍塌，使得能够涵养和推进湘西人民数千年来不竭创造的文化精神、手工技艺、宗教仪式、艺术形式的环境不复存在。乡村结构瓦解了，城镇生产方式变异了，传承人老化和分化了，加上这些文化生存方式不适合现代生存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死亡”的临界点。这种状况，与全世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遭遇一样，在湘西显得更突出一些。湘西地处湖南西部，尽管在湖南本省的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但是，与周边省份如贵州、重庆、湖北边区相比，现代化进程步子略微快捷些，因此，它对传统文化的荡涤、破坏和毁灭也相对严重些。巫术仪式的风化，古村落的消失，遗产传承人的减少每年都在加速。尽管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对湘西的文化做了杰出的研究，但是，在影视人类学范畴中，湘西却未得到应有的呈现。这一点，正是湘西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的重大缺陷。武吉海先生的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已经进入县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得到呈现，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引车买浆者的世俗技艺都得到充分展现。腊尔山染匠吴玉雄、禾库铁匠杨胜发、保靖瓦匠廖金成、浦市秤匠王喜宝、万坪篾匠胡廷贤、石堤雕匠陶代荣、矮寨鼓匠石金光、塔卧石匠覃进龙……这些原本很难进入学者视野的活的文化“元素”，第一次如此现实地成为湘西人类学片的主角，他们的“出场”使得湘西的文化展示不再是概念性展示、文字性展示和描述性展示，而具有“活”的细节展示的“全息图形”意义。对于研究湘西的人来说，武吉海先生提供的人类学片是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活色生香的“活”湘西，观者几乎可以听到、闻到、触摸到湘西的文化肌理。他的著作分四大板块，图像画地展示了湘西自治州七县一市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有些内容是第一次得到展示，像上面提到许多传统技艺传承人。有些虽然有人展示过，但是，很多仅只是以摄影艺术方式得到展现，重点在形式美，而忽略了事物的原真性，忽略了文化秘笈的细节呈现。武吉海先生的图片视觉焦点不在形式而在内涵的真实性呈现上。正因为这样，他的片子成了湘西文化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现场”资料。他的图片把湘西正在消失的村落、溃散的器物、坍塌的工场、久违的形式、冷落的表演、神秘的仪式通过千百张人类学图片，以系统化方法，按照一定的体系陈列出来，研究者能够从中获取到大量文字所难以表述的信息。读完这部著作，得到的不是概念湘西，而是活生生的湘西，能够把人带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能够更为“贴近”生活现场，使研究者对湘西历史文化发展研究有了更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二、较为系统地建立了湘西人类学片样本
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进步绝不可能在空白之处完成，她一定是在原来创造的基础上发展的。人类文明的每一小步成果都是后来发展每一大步的前提和基础。所有的社会更迭、文化传承都依赖文化记忆来完成，而文化记忆是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风化和模糊的。文化在没有记忆的空间里无法创造，灵魂在没有记忆的时间里会失魂落魄，特别是那些推进社会前进、历史进步所依凭的思维方式、思想路径、情感力量、文化关联等等深藏于创造物内核的东西，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档案。正因为这样，人类学片的价值便凸显出来。它能够“还原”每份遗产的原貌，“再现”每份遗产的运行过程，而这些恰恰是文字最为贫乏的地方。武吉海先生的这部著作，尝试性地为湘西文化建立了视觉档案与人类学样本。比如湘泉酒、河溪醋、保靖酱油、雅酉苞谷烧、保靖黄金茶、松花皮蛋以及许多传世久远的地方小吃，什么姚家杠子面、矮板豆腐、张氏姜糖等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每张图片既包含了这些制作工艺的基本流程，还透过摄影的角度，将当时“现场”氛围进行还原，就像植物学样本或地质学样本那样，提供了可感知、可琢磨、可研究的湘西文化档案。在该书“民间艺术”这一章中，武吉海先生通过艰辛的田野调查，走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搜集了数以万计的图片，从中精选了数百张共3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成能够科学真实反应湘西非遗原始状态的人类学样本。这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部分，也是全书分量最重的部分。整部著作439页，这部分就占去了近200页。更为重要的是，该部分不仅篇幅最多，人类学价值也最重。通过抢救性还原，“再现”了湘西文化的历史真实。有些重要的非遗传承人，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彭英威，在武吉海先生调研后不久就去世了。在这之前，已经有许多大师级的非遗传人，如土家山歌传人田茂忠、苗族古老话传人龙炳文、踏虎凿花传人邓兴隆、打溜子传人罗世碧等等都已故去，几乎没有留下系统的人类学片。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大批非遗传人年事已高，他们一旦离开人世，他们身上积淀的那些曾经在湘西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就会随之消逝在历史尽头，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不复存在，那些历史发展的秘笈，社会前进的痕迹，审美精神的轨迹和思维方式的形迹都将灰飞烟灭，从而使人们无从探讨研究。武吉海先生所拍摄的100个专题中，很多都属于抢救性还原，将可能消失的非遗传人的物质生命和他们的技能技艺定格为永恒存在的视觉形式。提供了比较系统的非遗个案。比方说纸扎传人聂方俊。武吉海用简洁的文字将聂师傅纸扎历史、纸扎技艺以及个人经历做了精准介绍，同时，把聂师傅纸扎过程、纸扎工具摄制了图片。这些图片清晰地展示了聂师傅本人的形象，他与儿子同时在做纸扎的情形，使得研究者从形式上把握了非遗传人的样子、纸扎技艺的工具和纸扎作品。对湘西土家族苗族服饰的记录系统全面，他不满足摄影艺术对光影的过分追求，而是把焦点聚集在如何真实、客观和科学地再现上。光是苗族服饰，他就记录了凤凰山江苗族、吉首矮寨坡头苗族、丹青苗族、花垣雅酉苗族、泸溪苗族等同一民族不同的服装样式。土家族服饰亦如是。这之中提供的是研究这个时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存在样态、群众审美趣味不可或缺的文化活性因子，信息量极为丰富。这类非遗个案基本上把主要的湘西民间艺术和生活样态建档制作成了可供研究、可供欣赏的人类学样本。
三、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社会变迁文化进步的微量变化
人类学片的基本焦点是力图不加现代观念注入，不受当下思想影响的原始状态，追求的是“过去时”。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对研究每个阶段的文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但是，也容易忽略“现在进行时”的文化进步。而“现在进行时”的文化进步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过去时”的文化定格。它揭示了文化的流变性、生成性和趋向性。武吉海先生的人类学片不仅有“过去时”，还非常关注“现在进行时”的文化流变。在“民族服饰”一章中，他一方面系统地把土家族苗族各地不同的“过去时”服饰做了介绍，另一方面，他还注重现在服饰制作正在变异的“新”文化元素。比如，图片“改良了的苗族婚礼服”。他在采访中注意到了一些随着时代审美精神变化的“新苗服”。图片中采用了大红布料的这套男女婚礼服，在苗族色彩美学上是一个大突破。从中可以看出，现代色彩对苗族传统色彩观有着强大的冲击力，面对这种冲击力，苗族文化精神不是拒绝，而采取包容接纳的心态，新元素的出现展示了苗族审美心态的包容性和接纳力。在“凤凰酒吧”一节中，武吉海把当下凤凰最热闹最有人气的“酒吧”做了系统介绍。酒吧文化不是原汁原味“过去时态”的凤凰文化，但是，它却是这十几年来凤凰兴起的不可忽略的一道新的文化风景。这种新基因构成了凤凰新的社会气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小气候”，它与原来底蕴深厚的“过去时”文化一道润泽了这块“皇天厚土”，它在市民心理方面会构成什么影响，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会产生哪些冲击，甚至在道德追求、审美祈望和世界观方面会形成多深的浸染，都非常值得研究，因而极具价值。武吉海先生的观察视觉在“新”文化元素方面没有缺席，而是主动积极地加以展示。在“田儒龙口吹玻璃画”一节中，武吉海先生非常详细地将田儒龙的吹画技艺做了介绍。玻璃是现代工业产品，玻璃吹画更是近时候出现的，准确讲是文革期间才发生的。它是田儒龙的独门绝技。虽然不是“文物”级技艺，但是，却是凤凰文化中创新精神的现代成果，因而隐藏着凤凰文化秘笈。玻璃吹画的基础是国画和西洋画的综合体。在玻璃上，用嘴吹出一幅绝美的美术作品充分显示出凤凰文化的“现在进行时”。文化的变量、变异和变化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玻璃吹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变异和变化现象，它的变量潜藏着文化进步的很多值得研究和追问的“文化疑点”，因而特别有价值。凤凰人在湘西人中，最具创新精神，特别是敢想敢干敢做敢担当。独特个性的凤凰人这个文化群体，他们总是能够突破思想禁锢，打破观念藩篱，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几乎成了凤凰文化中最为璀璨耀眼的文化精神。无论是沈从文，还是黄永玉，他们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独创性”。独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精神无形无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武吉海先生的人类学片却能够从独创性成果反衬回溯出独创性特质来。他将田儒龙的玻璃吹画这种形式作为人类学片而编选进来，再好不过地将凤凰文化中的独创性做了忠实记录，将处在“现在进行时”的凤凰文化变量展示给研究者和观赏者。
四、较为系统地将记录的真实性和摄影的艺术性组合成人类学片
以往的人类学片比较严谨地尊崇“还原”原则而忽略摄影的光影、角度和构图，因此，实现的是文化“切片”的需求，而失去可供观赏的价值。当然，反过来，那些只注重摄影的观赏价值而忽略对象的“原真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作人类学片的资格。如果能够两者都兼顾，既坚守图片的原真性，同时在摄制的过程中辅助光影、角度和构图，那么，这样的图片就是比较上乘的人类学片。武吉海先生这部著作就是对坚守对象的原真性和摄影的技术性所做的一次极有价值的尝试。这种结合具有如下价值：能够激起保护的内在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所以极其艰难，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文化的生态系统被现代化建设所打破，它们存在的理由不再如它们产生时那样充分，人们对它们的需求被更多的新文化产品所取代。时代发展如滚滚潮流不可阻挡。这个时候要能够有效地保护人类曾经的那些伟大创造，不仅要靠法律规章制度来约束，更要靠全人类发自内心的觉悟。武吉海先生人类学片将真实客观性和审美技术性高度融合在一起，不仅揭示了对象的存在方式、演进过程，而且在视觉上使得这些被揭示的对象呈现出或惊艳或震撼或诱人或奇特或摄魄的文化魅力。这种心理作用是触动人们内心产生保护欲望和内在需求的基础。人们会扪心自问，如此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保护和发展呢？在“苗族祭祀还傩愿”“苗族绺巾舞”一章中，对巫师班主法师杨正常和杨万生的拍摄，就很能展示出原真性和审美性的结合，是一组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法师的装束、行头，以及法师的一招一式都严格地遵循真实客观性原则，但是拍摄的角度和光影却很有讲究，拍出的片子既符合人类学片的要求，又都是好的摄影作品。在“生产技术”一章，苗族老太纺纱、织布的图片很传神、生动。“篾匠胡廷贤”这章，武吉海先生对编织竹背篓的劳动场景和人物采取仰拍特写方式，构成了一幅神形兼备的作品。“老秤匠王喜宝”所展示的第一幅图片突出那只粗糙的大手，使人既能够看清楚做秤的工艺，还透出做秤的这双饱经风霜的劳动大手。“苗族四月八跳花节”里，作者用的是长镜头远距离拍摄，把行进中的苗族妇女群体穿金戴银的那种盛大场面表露得淋漓尽致，突出这个爱美民族恢弘大气的审美追求。毫无疑问这种两者兼备，以还原真实为主要目标，兼顾美学需求的人类学片，自然能够激起人们保护的内在需求，弥补法律法规的生硬性。能够促发传承的心理追求。武吉海先生这部著作所展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民间技艺、生活样态都能够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那些精美的银饰、扎染、蜡染、竹编、凿花、纸扎；那些口味厚重的民间小吃、腊肉、板鸭、豆腐；那些温馨热闹神秘的节庆、婚嫁、祭祀形式等等，都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情趣的向往。特别是在现代生活节奏极快，程式化模式过于生硬，工作压力过强的时代，这些传统的生活样态能够再次唤醒沉睡已久的温馨回忆，能够抚摸心灵、缓释焦虑。这种心态形成了强旺的需求市场，必然能够促发人们对民俗文化传承的热烈追求。能够梳理保护的理性路径。这部书构架了一个很好的框架结构，四大板块，100个专题，使人们能够从中领悟文化的不同魅力，知晓文化的各种技艺，感受文化的千姿百态，掌握文化的细微末节，了解文化的分布状况，给保护、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比方说，湘西节庆。
湘西民间节庆十分丰富，除了常规的节庆外，单属于这个区域的独特节庆就有数十个：正月初七的百狮会，初八的摆手节，十五的调年节，二月逢社的舍巴日，三月的挑葱会，一直到六月初六的过半年，九月二十九的跳香节，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和二十九的过赶年等等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隆重的节日。尽管这些节日原本祭祀的主体如各种神灵在科学思维范畴中不复存在，但是，这些节日本身的趣味性、神圣性和热闹特性照样可以用来调节气氛，活跃环境，增加喜庆，缓释压力。武吉海先生制作的节庆图片，就很生动地告诉人们，哪些是属于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武吉海先生作为曾经在基层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党务和行政领导，后来又担任省委组织部和省政协工作的领导，工作繁忙自不待言。但是，由于他从基层干起，长期处在生产第一线，特别亲近人民大众，亲近民间生活。特别是在主政湘西州和常德市两个湘西北地区其间，接触到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民族事务。他勤观察，爱琢磨，善思考，喜求索的思维习惯触发他主动承揽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历史责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尽自己全力“推动保护利用，不留时代遗憾”。几年下来，他“利用节假日回湘西州搞民俗摄影的机会，就湘西州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问题，先后采访、接触了40多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一些宣传、文化、民族、旅游等部门的同志”，在这个基础上，他白天忙党务政务，挤时间晚上和节假日或走乡串寨，翻山越岭，或埋首伏案，焚膏继晷，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为湘西历史文化、民族民间艺术和技艺构建了影视人类学图片。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为研究湘西、探秘湘西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为湘西未来发展向历史深处挖掘，力图揭示其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可以充分肯定地说，这部著作，拓展了湘西历史插花艺术论文文化、民族精神和人类学研究的新视界，在影视人类学范畴的湘西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开山之功。
作者：张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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