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地方性知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呼应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阐释人类学研究方法，它与普同性知识相对应，反对知识的“全球化逻辑”，强调文化的相对主义观。格尔兹在长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实践中发现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且各自相对，并且认为人类的知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人类学研究者应当深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通过对文化文本的分析与意义的阐释，将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经验转换成理论研究所特有的表现方式，也即“深度描写法”。这种研究方法意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相对独立性，提倡通过“参与其中”而加深理解，从而还原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生成的具体情境，挖掘其背后深在的文化脉络。“地方性知识”命题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念和方法论方面，它也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比如在一定情景中具有实际意义的规范、价值、认知模式等，它往往与地域性、传统性、多元性、经验性和民间性相联系[1]。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一朵奇葩，是闽南人共同创造并一代代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地域文化，它跟随闽南人的生活轨迹，影响波及周边省份乃至海外。闽南文化既是闽南人的共同记忆，也是闽南人行为的整体背景，代表了闽南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闽南的社会现象在其中得以清晰描述。闽南文化研究在地方文化研究热潮中从未间断，历史、宗教、民俗、方言、戏曲、建筑等方面的成果丰富，闽南文化这一地方性知识框架不断得以完善，意义更加显现。以闽南方言为例，闽南语融合了古越族和中原古音而生成，又汲取了外来语（如马来语）的一些语汇，典型体现了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与外延。以“老”的读法（泉州音）为例，“老”除了一个文读音，还有四个白读音，而且每种读音分别用在不同词汇中代表不同的意思[2]，而在现代汉语中“老”完全不具备这样多变的内容，这说明闽南语（因之也可以代表古汉语）在把握现实方面的丰富和生动。又如，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中耀眼的一抹色彩。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缘于闽越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海洋探索，发展于唐、五代兴起的航海贸易，其后在与海外频繁而广泛的文化经贸联系中，形成了海洋文化的社会生活特色，宋元时期的泉州已经成为中国少有的海洋文化核心区域之一[3]。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拓展，海洋作为世界性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和汇集地，其社会经济属性已经在人们的海洋实践中得到验证，闽南人就在拓展海上贸易的实践中，进行着沟通内外的文化交流，历练出不失儒道传统却又重商求新的跨文化性格。地处边陲的闽南，历史上曾经在相对自主的状态下，在与海外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在地方社会内部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宽松格局，佛教、道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谐共处一地。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社会整体历史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即使在明清时期，在官方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急速扩张的情况下，海洋文化的多元主义因子仍旧在海私贸易中延续，并且内敛于闽南的宗教、习俗、文学尤其是人文性格中，深刻影响着闽南人的行为和思想。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背景分析，闽南文化所体现出的海洋性及其发展特性，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的边界线上需要更多的、更活跃的跨文化研究，抵制民族中心主义，讲求交流与对话[4]。
2全球化·多元文化·文化自觉
全球化缩短了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广泛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使多元文化现实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2005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尊重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世界”为主题，会议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在各种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即各种社会或者各种文化上，这些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拥有独立的文化仪式、社会实践、信仰体系、亲属结构以及可能有的种种特质[5]。文化的多样性一般建立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某一地方文化既具备一个共同的地域，又依赖于一个共享的历史，并将之作为该地域群体共同特征和特点的基础，将该群体联系了起来，从而具有维持集体心理和社会意识的稳定性的作用。然而，也正是这种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容易促使我们忽略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6]。多元环境与现代经验打破了地理、种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使我们获得新的视野、新的自由和新的机遇，但新的机遇预示着新的挑战，我们被抛进了一个充满着不断的分裂和更新、抗争和矛盾的大漩涡中。传媒信息大量混杂，社会结构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取向，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信念在“现代化”面前显得微荡难继，对自我与他者如果缺乏自觉主动的了解和实践，接纳、宽容的多元文化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比如，英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较早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然而21世纪初的10年，因为种族和文化冲突而发生的数起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人们思考，纯粹强调多样性反而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竖起重重藩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文化的“真空”状态，要消除隔离、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必须在广泛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形成深刻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7]。全球化是一个伴随着地方性影响的多元互动的过程，在当前人群混居、文化认同多元化、社会整合灵活多变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的接触必然要求有以自我身份的认同为前提，之后才能谈及相互之间的理解与融合，因此地方文化研究对于人们的文化界限与身份认同别具重要性。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8]。从这种明白来历、特色和趋向的“自知之明”看来，闽南文化研究的一大意义在于培养闽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于为保存和建构闽南文化，涵养闽南人丰富而健劲的文化精神提供“先见之明”。与此同时，它在平衡闽南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与同化时，所需要达到的跨地方性逻辑，是一种必须保持的审慎态度。
3文化研究对于经济的反哺
文化作为经济关系的派生物，它与各种经济关系的延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经济是相互融合的。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可以使区域发展政策、法规更符合当地的发展情况，引导区域经济合理、有效的良性发展。仍以海洋文化为例，随着2012年《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海洋经济成为福建发展的重要战略，与台湾省的两岸海洋开发深度合作和周边地区的涉海领域区域合作逐步提上议程。同年出台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到201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8%以上的发展目标，其中海洋三次产业比例将调整为4∶4.5∶51.5，可见海洋文化产业将成为海洋产业的发展重心。近期，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福州、厦门、泉州被列入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福建又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也已经基本成形，泉州市建设“海丝”先行区，福州市设立福州新区，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开放合作重点功能区建设均得到支持。在这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经济带的建设机遇中，地处福建重镇的闽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拥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商业文化和海洋宗教信仰文化等资源，突出的对台和侨乡区位优势更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海神妈祖、保生大帝等信仰信俗，台湾同胞、南洋侨胞寻根祖地，“因海而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是闽南发展滨海旅游、开展海洋文化节、开发海洋文化产品、发展海上休闲活动等重要的文化资源。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2011年福建省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8∶44∶48，包括海洋运输、海洋空间利用、海洋旅游、海洋信息和海洋服务等五个方面在内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9]。但是目前看来，由于对海洋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整体营销的策略缺少、海洋文化产业项目开发的观念较陈旧等原因，闽南的海洋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固定产业链和区位优势，旅游产品存在着趋于同质化、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在旅游业上，漳州多以海洋原始生态观光为主，泉州多以历史文化遗迹参观为主，而厦门在开发海洋元素方面比泉州、漳州都要成功，海底世界、郑成功历史遗迹、环岛观光、海洋邮轮等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厦门也以综合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城市知名度、居民的亲和友善态度等多方面因素，已经跻身国内最具竞争力的港口城市之一。有鉴于此，如何依托闽南文化研究力量，以科学研究形成理论说服力，挖掘海洋文化内涵，统筹协调闽南三地塑造整体旅游形象，整合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是文化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厦门依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南洋研究院、郑成功纪念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东南沿海、台湾省、南洋的华人研究和海洋文明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学术传承，形成了研究梯队。2014年，为献力“一带一路”建设，华侨大学整合校际科研优势，联合中国新闻社、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建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致力打造丝绸之路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和丝绸之路战略决策的重要智库，文化研究对于经济的反哺作用可见一斑。
4结语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闽南文化研究既要规避完全无界限地整合到更大的文化系统中，也要警惕因为集中关注地方性知识而走上本土主义，纯粹强调地方文化特色而使自己更加封闭。研究闽南文化既包含阐扬地方性知识本身固有的文化意义，也具有支撑区域经济朝着合理、有效方向发展的作用。
作者：李双幼 单位：中共泉州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