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老”字不离口与忌讳说“老”
老＋姓或姓＋老（老王或王老，老李或李老等）这种称呼形式在中国最为流行，常见诸于中老年人或同事、同辈之间。另外，夫妻之间互称“老公”、“老婆”屡见不鲜；一些年轻人也竞相效仿，相互之间常以“老”字互称，一口一个“老马”、“老郭”；出自小孩之口的“老爸”、“老妈”“老爷爷”、“老奶奶”不绝于耳；“王老”、“李老”等将“老”字置于姓之后的用法，则是对专业造诣精深或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尊称。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土特产”，其内涵不是所有“老外”都能领会的；至于现在流行的“老外”，应算是一种对外国人不含任何贬意的昵称。实际上，此类称呼对中国人说来都是尊称形式，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在中国文化里，“老”除了表达无标记的表示年龄大的意义之外，还作为一个有标记的敬语，在各个年龄段广为运用。中国人崇尚“尊老”，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被人称为“老”，中国人听了通常会觉得受到尊重，非常高兴，甚至连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也常常互称“老＋姓”，“老”在中国文化中的标记意义此处可见一斑。近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国内一些研究生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视自己为雇员，这可能与导师需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付给研究生一定的劳务费有关，也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称呼，别无它意，其中的“老”近似于“老师”一词中的“老”，与年龄没有多大关系，与“老师”区别不大，仍然与前边所说的“老李”或“李老”之类中国式称呼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包含着对导师的敬畏与尊重。但是，对于动辄称“老”的称呼，俄罗斯人听了很不理解：有些人根本不老，可为什么偏偏喜欢别人说自己老？实际上，是他们把汉语中“老”的无标记的字面意义与有标记的语用意义混为一谈，因为“старый”在俄语里只表达字面意义，不涉及有标记的“尊称”意义，更何况俄罗斯人最忌“老”字，最不愿听到带“老”字的称呼，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尤其“恐老”，一听到别人说自己“老”就火冒三丈，感到是莫大的污辱，谁也不想“老”得太早太快。因此，在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妇女群体中，在谈到另外一个人时，不能谈论“Онаужестарая”或“Ну，вэтомвозрасте．．．”之类敏感话题，不能打听女性的年龄。俄罗斯成年人之间有自己独特的表示礼貌的尊称形式：名字＋父名，如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ТатьянаАлексеевна等。无论是同辈和同级，还是晚辈和长辈以及下级和上级之间，都可以使用这种称呼。这是俄语中用得最多、也是最合乎言语交际规范的称谓形式。
２行政职务脱口而出与避而不提
姓＋行政职务（朱主席，黄经理，李副局长，冯副主任等）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称呼形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下属对上级，或者同事之间，以“姓＋行政职务”作称呼最为常见，甚至在称呼上不惜有意拔高，随意“扶正”，把副职朝上抬，省去“副”字，“李副局长”成了“李局长”，“冯副主任”成了“冯主任”等，似乎这样才能表示敬意，才能显示对方的身份。俄罗斯人对这种称呼难以接受，他们不明白，称呼对方时为什么非得说出职务？即便是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也不常这么称呼对方，惯常的称呼是“名字＋父称，同志＋姓，同志＋职业称谓”。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同志”这一称呼逐渐被代之以“先生”，但在平时的言语交际中，俄罗斯人也不习惯叫你什么长，什么官，而是按照他们的习惯直呼其名或者使用“先生＋姓”（如господинЛи等）这种尊称形式，切莫以为这是看不起你，实际上那恰恰是友好亲近和尊敬的表示。当然，在一些正式的交际场合，俄罗斯人出于礼仪的考虑，也会使用“先生＋职务”的尊称形式，如господинпредседатель等。最常见的还是上述“名字＋父名”形式，对国家总统也不例外，如无论俄罗斯普通百姓或是政府高级官员，一般都当面称普京总统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或“господинпрези－дент”，认为这是最为贴切的礼貌称呼。笔者以为，中国人平时习惯以职务称呼对方，除了作为尊称之外，还往往带有奉承含义，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和残留在人们潜意识里的等级观念有关。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比较强调等级制度的国家，级别或职务高低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及别人对他的称谓。“礼”往往是下对上而言，故古人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下对上毕恭毕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尊敬有加。由此看来，古人的“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非整个社会不分尊卑贵贱，人人有“礼”。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口必称官，言必叫“长”在中国就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尊称形式，某些说话人认为只有这样称呼才是看得起对方，唯恐用之有误，而听话人也坦然面对，乐于接受，更有某些喜欢摆谱的人，甚至因为对方没有称呼自己的官衔而心怀不满，觉得对他不恭不敬。这种以官为荣、以“长”为耀的中国式称呼实质上是“官本位”的一种变体表现形式，带有明显的社会等级标记，没有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俄罗斯人自然是体会不到其中韵味的。
３职业或学位学衔屡被提及与偶尔说起
姓＋职业或学位学衔（如张老师，孙医生，陈师傅，马博士等）这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称呼常见诸于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或者同事之间，是一种谦恭和礼貌的表示。这种情况在俄罗斯也有，所不同的是，俄罗斯人直接以职业或学位学衔称呼对方，较少使用姓名，即便使用，也是按照自己的表达习惯，把姓或名放在后边，如профессорИванов，докторАлексей等。另外，中国人还出于尊敬，有时把本来没有师徒关系的人称为“师傅”，称非职业教师的人为“老师”，比如中央电视台年轻主持人常常尊称著名老前辈赵忠祥、宋世雄为“赵老师”和“宋老师”。俄罗斯人对此不大理解。在他们看来，有师徒或师生关系的人才可以称“师傅”、“老师”，不当教师的人不能称其为“老师”。中国学生常常直接称教师为“老师”，而俄罗斯学生对教师只用“名字＋父名”这种标准的称呼，不能直接称之为“учитель，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更不能把女教师称为“учительница，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ница”，视其为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尽管俄罗斯女性对男性吝于言辞，但对同性则温情有加，常常称呼相互熟悉的一些并不年轻的女性为“девочка”，“девчонка”，以此表示友好和亲近。即便是面对素不相识的商店营业员、饭店服务员、列车员、公交车售票员等女性，无论她们年龄多大，哪怕是５０－６０岁的老太太，人们都习惯称呼她们为“девушка”，并不提及职业称谓，否则会被视为不敬，如果在商店称呼一位５０开外的女售货员为“продавщица”或者“бабушка”，她会非常生气，甚至故意不理睬你。俄罗斯女性对对女孩子经常会使用无标记的阳性词语，以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如“Ахтымойми－лый”，“Голубчиктымой！”等。对于不认识或者不熟悉的男性，俄罗斯人有时会称呼他为“молодойчело－век”，尽管某些被称呼的人已经并不年轻，但乐于接受，毫不见怪。这种鲜明的俄罗斯性别称呼标记在中国很少见到。与之相反，中国男女两性对年龄问题不是很在意，相互之间问起年龄时，一般都会如实回答，即使不愿回答，也不会生气，特别是一些年长者，喜欢年轻人称呼他们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等，甚至加上一个“老”字取悦于老年人，这在俄罗斯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西方流行的表示亲昵的称呼语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甚至在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出现。例如，在２００１年唐国强与金韬共同导演的２４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长征》中，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和妻子孟庆树仍然保留了用俄语互称“亲爱的”的习惯，这与他们长期接受俄罗斯称谓文化熏陶不无关系。但遗憾的是，孟庆树在称呼王明时，也照搬了王明称呼她的“Доро－гая！”，令人啼笑皆非。可能是不懂俄语的中国演员以为俄语和汉语的“亲爱的”一样，男女通用，殊不知这一俄语称呼语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
４从他亲属称呼中的差异
按照学界普遍公认的二分法，称呼语被分为社会称呼和亲属称呼，上述３种称呼形式无疑属于社会称呼（包括职业称呼、姓名称呼、排行称呼、通用称谓等）或拟非亲属称呼，而亲属称呼则是带有明显的中国标记。中国人习惯使用表示血亲关系（指由遗传决定的，不论亲疏程度，彼此有血缘的关系）的词语去称呼家人、亲属（如大姐、二哥、三弟、姑姑、舅舅等），乃至用其称呼朋友和陌生人等，这种现象在西方实属罕见。除此而外，另有一种称呼语，即口语中广泛运用的从他亲属称呼语，或拟转称形式，回避直呼对方的名字，如孩子他爹，孩子他娘，向第三者表示谦虚时，称父亲为“家父”、“舍君”、“老爷子”、“老头子”等，是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中十分特殊的语言现象，这种有标记的称谓方式是指说话人跟着某一个亲属去称呼另外的亲属，其中包括：从儿或从女称谓、从夫或从妻称谓、从父或从母称谓、从孙称谓等等。例如，用自己儿女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称呼“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作为丈夫或妻子对对方父母的称谓，丈夫用妻子对她妹妹的称呼作为自己对姨妹的称谓，妻子用丈夫对他自己的亲戚的称呼作为自己对这些亲戚的称谓，用孙子或孙女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称呼为老年夫妻之间的互称等。从他亲属称呼现象多半发生在女性身上，并且多数是以男性，如丈夫和儿子为中介来完成称谓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从“儿”称谓和从“夫”称谓。女性称呼丈夫的父母，即自己的公公、婆婆时，常常从自己孩子的角度出发，称呼他们为“爷爷、奶奶”，显示了女性对长辈的尊重。妻子与丈夫家族成员的亲属联系实际上是以丈夫为中介的，她与夫家成员的亲属关系也主要是以儿女为纽带来联结的，这在称谓上体现为她常被人称为“ｘｘ他娘”，而她也惯用从儿称来叫其它家族成员。女性对丈夫的兄弟姊妹没有一个独立的称谓语，通常也常跟着孩子称他们为伯父、叔父、姑母等。也就是说，女性对夫家的亲属没有自己单独成体系的称谓，在称呼丈夫这一边的亲戚时，基本上是按照丈夫或孩子对他们的称谓来进行的。丈夫对妻子的直系亲属一般都有相对独立的称谓，没有经过妻子的中介，如称妻子的父母为“岳父”、“岳母”，妻子的姐妹为“姨”，妻子的兄弟为“舅”等等。虽然划分得没有血亲亲属称谓那样丰富细致，但毕竟自成一体，与男性自己的亲属相区别开来（张莉萍２００７：１６５－１６８）。伍铁平曾提到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所谈到的关于称谓与说写者的视点的相互关系问题。视点是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和语言表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体现着说写者的立场和看法。“语言学家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时，曾提到某些从他称谓的来源，例如，汉语中“公公、婆婆、伯、叔、姑、舅、姨”等属于从儿称谓，此外还有从夫称谓、从父称谓等。”（伍铁平１９８５：２４４）也就是说，说写者所处的不同位置和视角直接影响着从他称谓的结果。除上述有标记的称呼形式外，汉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拟亲属称呼语，即指在一般非正式交际场合使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是一种体现汉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有标记称呼形式。拟亲属称谓实际上是将亲属称谓语延伸使用到非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这种延伸使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用于熟悉的人们之间，表示交际双方在过去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亲近感情和亲密关系，并且起到维持、增强己有关系的作用。另一种是用于陌生的人们之间，作为民间礼仪表示对称谓对象的敬重心意和亲近意图，起到拉近双方距离、为交际创造亲近语境的作用。熟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世袭的，一种是非世袭的。非世袭的关系根据对方性别、年龄确定称呼，世袭的关系要加上世袭的辈份这一因素。拟亲属称谓语具有口语性特征，主要以性别和年龄作为确定称呼的依据。称呼对象是男还是女，年龄的大小都与正确称谓语的选择有关系，年龄比自己大的男性，可称为“大哥、大叔、大爷、叔叔、老哥”等，年龄比自己大的女性可称为“大姐、大嫂、大妈、大娘、老奶奶”等，年龄比自己小的男性称为“老弟、小兄弟”等，年龄比自己小的女性可称为“小妹、妹子，大妹子”等。如果不分性别和年龄随便称呼陌生人，那将会招致不良后果（张莉萍２００７：１６９）。实际上，“大哥、大姐”之类称呼与年龄关系不大，被称呼者不一定年长。这种称呼在我国东北一带较为流行。上述称呼方式在非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进行交际时频繁使用，给人以亲切与平等之感，可以缩小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与生疏感，使对方感受到尊重和亲近，具有良好的交际效果。国内汉语学界一些学者对拟亲属称谓进行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如陈松岑（１９８４：４５－５１）认为，汉语中的称呼可以大别为亲属称谓和非亲属称谓两大类。亲属称谓不仅可以用来称呼亲属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用以称呼某些本无亲属关系的人。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传统，汉族十分重视亲属血缘关系，不但亲属称谓系统比较复杂，用来称呼非亲属的亲属词也很多。例如，对上一辈非亲属的亲属称谓，在英语中只有ｕｎｏｌｅ和ａｕｎｔ两个词，而在汉语中，单是北京话就有“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儿、伯伯、伯父、伯母、大娘、叔叔、阿姨、姑、姨”等。郭展（１９９６：８０－８３，９５）描述了位于胶东半岛西部的小城镇寒亭的称谓习俗，分析了拟亲属称谓使用情境制约因素，认为当地的称呼语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必须按规则称呼，如寒亭城区中心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周围８个自然村环绕。村子和中心区紧密相连，从地理上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然而，就是在这个整体中，称呼语却把中心区和８个村子分为两个天地。在中心区，以“老”、“小”冠于姓前是较为普遍的称呼，而村镇则以年龄划定“老”与“小”：１８至３０岁之间称“小”，３０岁以上称“老”。但这并不绝对。３０岁左右的同龄人可互称“小”，２０岁对３０来岁的就必得称“老”，以此表示尊敬，４０－５０岁的又称这个３０岁的为“小”。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男性和女性同性之间，也见诸于异性之间的称呼，无疑是一种带有地域文化特点的称呼形式。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称呼语远不像中国那么纷繁多样，尤其是在亲属称谓和拟亲属称谓方面差异没有可比性。但在从他亲属称呼方面有近似之处，具体表现为从儿或从女称谓，如夫妻之间会以孩子为中介，互称“папа”（孩子他爸）“мама”（孩子他妈）。另外，俄罗斯人面对和自己同龄、甚至稍微年长一些的长辈亲属，会直呼其名，不像中国人那样称呼“叔叔”、“婶婶”、“姑夫”、“姑姑”、“姨父”、“姨”、“舅舅”、“舅妈”等。即便是面对年龄小于自己的长辈，中国人也习惯于按照辈分称呼对方，不好意思直呼其名，否则会被人视为不尊重长辈，不礼貌。这也许是等级观念对人的称呼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是“尊老”理念传承的结果，无可非议。笔者以为，上述从他亲属称呼中的差异不仅体现了汉俄两种语言的语用差异，而且折射出中俄民族文化方面的不同理念，诚如张会森（２０１０：４３）所说：“语言的使用一方面受到语言本身的约束，即受到语言系统决定的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文化诸方面的约束。影响语言在交际中运用的除了语言规则，还有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文化规则”，也就是非语言系统或结构决定的规则。比如汉语亲属称呼中常用“大叔”、“二叔”、“三叔”、“四叔……，而俄英语中却不会这么称呼。这是非语言因素制约的，也即我们的俄汉语用对比所要研究的问题。”
５俄汉称呼语的社会性别变换对比
除以上所述之外，俄汉语中还存在着称谓视点的性别变换现象，即“异性而呼”，男女均有，两性分别倾向于用同自己性别一致的称呼来表达心理上的接近和接受，用异性的称呼来表达戏谑的意味，它反映了特定的情感色彩和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赵蓉晖２００３：１９０）。俄语中的阴性名词用来指称男性，能够表达出亲昵的感情色彩或者轻蔑的态度，如“краснаядевица（девушка）”常被女性用来称呼那些“大姑娘似的男子，腼腆的小伙子”，“баба”（娘们儿）被用来讽刺缺乏阳刚之气的男子、懦夫，“кисейнаябарышня”（目光短浅、矫揉造作的娇小姐）用来表示娇气十足的男人或者女人，“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проститутка”（政治娼妓）则蔑指那些为个人利益不惜出卖灵魂的小人。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如在上海的川沙方言里，中、老年妇女，甚至年轻的妈妈常常称呼小男孩为“阿妹”，以显示亲昵。即使是三十多岁的男子，有时也会被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昵称为“阿妹”（卫志强１９９２：１１６－１１８）。但是，按照当地习俗，男人无论无何都不会称男孩子为“阿妹”，而是叫名字，或者叫“阿弟”、“弟弟”等。也就是说，“阿妹”成为高龄或大龄女性称呼年龄小的男性的专利。如果使用阳性名词指称女性时，既能够表达景仰、佩服、的含义，也可以表达亲昵的感情色彩，这种赋予女性以男性化称谓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语言表达手段欠缺（即语言的缺项和不对称）而带来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男性群体对个别女性的承认与接受，受到褒奖和肯定的特质（坚决、果敢、成就斐然等）都是人们印象中男性所具有的正面特征。”（赵蓉晖２００３：１９２－１９３）例如，俄语中的“свойпарень”在指称女性时含有明显的赞许意味，表示“果敢的女子”或者“信得过的伙伴”：Танячастеньковоспринималасьими（молодымиофицерами）каксвойпарень．Ониделилисьснейсвоимимужскимизаботами，обсуж－далисьслужебныедела（Кулешов，Голубыемол－нии）．俄语中还常看到女性用阳性名词称呼小女孩或者亲密的女友，如母亲会对女儿说“Ахтымойголуб－чик！”，女子会对自己的女伴说“Тымоймилый！”等等。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将女性称为“先生”表达了对在某一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的高度敬仰，如宋庆龄一直被毛泽东等人尊称为“宋先生”，丁玲、冰心、杨绛等知名女性曾被人称作“先生”。再如，人们常把泼辣能干、风风火火的女孩子称为“假小子”，有的男士常把自己的爱女称作“儿子”，有些女性之间以“哥们儿”互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亲昵之情溢于言表。笔者认为，俄汉称呼语中出现上述社会性别变换现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受社会性别原型概念（ген－дерныестереотипы）的影响。所谓社会性别原型，按照А．А．Денисова（２００２：６２－６４）等俄罗斯学者的阐释，是指文化中形成的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言行举止的普遍化概念，即在世界各个宗教戒律、民间口头传说和民族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固定概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们对男女两性适切行为，即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都会构成某一历史时期相对固定的社会性别原型，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在言语交际能力中尤为明显。尽管每种文化中的男女两性都具有一系列社会所认同的社会性别行为既定规范，但现实世界中经常可以看到逻辑性强、积极、支配欲强烈的女性以及多愁善感、消极、逆来顺受的男性，也就是说，“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来看，没有纯粹的男性特征或者女性特征，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自己的性别本身和异性相“混合”的生理及心理特征。”（周民权２０１２：６）于是，当男性或者女性的言语行为表现出这种“混合型特征”时，就会出现赋予女性以男性化称谓或者赋予男性以女性化称谓的现象，但是，有时对对方使用同自己性别一致或者与对方的生理性别不一致的称呼，是为了表达心理上的接近和认同，或者出于亲近之情和尊重。
６结语
通过汉俄称呼言语行为的社会性别语用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称呼语中凝结着厚重的历史传承，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元素，体现了汉俄两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从中可以看到汉俄称呼语中的社会性别异同、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原型、语用特点及其成因，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掌握汉俄社会性别语言的基本特征。囿于篇幅，本文仅仅重点探讨雕塑艺术论文了彼此认识或者熟悉的人相互之间见面时的称呼言语行为，而对陌生人之间的称呼言语行为少有提及，这将是我们今后继续关注的研究命题。
作者：周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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