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创作的《那时我们正年轻》，于1993年参加过HK佳士得拍卖，2006年又成为北京荣宝拍卖的主打，以385万元创杨飞云个人成交价新高。该画是杨飞云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二幅作品。他偶然看到镜子里的妻子，触发了创作冲动，他自己的形象也第一次走进画作。这幅很值得纪念的作品在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二十世纪•中国”大型美展后，又参加新加坡的学术展，被新加坡的藏家购得。杨飞云的肖像绘画又不只是为对象写照，更是对人生、对艺术的思考。他以构图单纯、表情安详、气氛宁静的作品，创造出既真实、又理想化的形象，他的“理想”意味和高雅趣味，也成为中国新油画的重要代表。古典精神中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画坛和中国艺术品市场，杨飞云都是古典油画的重要标杆，其古典油画来之不易。在杨飞云的少年时代，时兴肖像，却不时兴古典，最流行的是大大小小的领袖像。他12岁那年，骑自行车跑40多里山到包头市，第一次看到比真人还大的毛主席像。他把被丢弃的油彩管拣回家，挨个掰开，搜刮里面残余的颜料。他以为油画就是用油调出来的，于是找来食用油，按艾中信写的《怎么画油画》画起头像。他为自己“居然可以画油画了”兴奋不已，可惜，因为使用食用油的缘故，那幅画成为永远干不透的处女作。
1971年，18岁的杨飞云到铁路上做钳工。一位师傅在破图书馆的“四旧”时，偷偷留下一些书，其中两本对他极为重要。一本是俄罗斯人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写的评传，另一本是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画册，印刷都颇为精致。杨飞云得到后，反复咀嚼里面的文字，多遍临摹里面的图片。就此，两位古典绘画大师成为他平生最仰慕、最崇拜的楷模。只有楷模当然不够，还要有扎实的功力。杨飞云就读的中央美院油画系一画室，最初由中央美院前院长吴作人于1959年创建，1980年恢复后由靳尚谊主持。该画室的重点教学原则之一，是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优秀写实绘画传统，引导学生将其与中国民族文化和艺术精神融合。杨飞云入学时，12位老师只带4名学生，因为多年没有招新生，老师待他们亲如子女。在那里，杨飞云接受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学到了西方画家的精髓。在诸多中央美院前辈中，对杨飞云影响最大的正是一画室导师靳尚谊。靳尚谊1983年任中央美院副院长，1987年任该院院长，是1980年代古典主义画风的代表人物。他本分严谨、有责任感的做人原则，以及不重表象、重内在规律探究的创作实践，都对杨飞云潜移默化。在强调形式美、既往的教学体系都大受怀疑的1970年代末，一些油画专业的学生走向极端，有的去临摹明代画家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有的往颜料里搀锯末和沙子。杨飞云也“红一笔、绿一笔、蓝一笔”地画了一段时间，幸亏得到靳尚谊的警示，他及时地稳住了方寸。1990年代，杨飞云在娴熟掌握古典油画技巧后，将重点转向了现实。
杨飞云称，曾有一件很失败的作品——未完成的毕业创作《陕北老农》。他本想着力表现最地道的农民的个性，但还没画到一半，就难以为继。这次失败给了他深刻启示：仅凭技巧和主观想象去表达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会困难重重，作品既难打动自己，更难打动观众。杨飞云1990年从美国回来后，相继完成的《唤起记忆的歌》、《那时我们还年轻》等，就是把生活中的美放到古典绘画里。他画身边的亲人、朋友，让笔下的许多普通人，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这些既有严谨造型，又有现实感的作品，得到广泛的赞誉。杨飞云描绘的现实，与曾占主流的“主题性”现实主义很不一样。“主题性绘画”之谓在我国始于1950年代，指有故事情节的历史题材、神话题材、文学题材、现实题材，是在中国风行了几十年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趣味。杨飞云19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时，曾因为没有类似的“鲜明”主题和“崇高”意义，遭到质疑。但正是他的非主题肖像，因为与1950、60年代的“崇高主题”、与文革时期的“红光亮”形成反差，给画坛带来了清新的写实作风，让观众眼前一亮。
更吸引观众视线的是“中国写实画派”，在艺术品市场，杨飞云的名字常和该画派联系在一起。“中国写实画派”的前身是“北京写实画派”。2004年，杨飞云与艾轩、王沂东等13位画家共同组成“北京写实画派”，他们希望以北京为中心，建立起当代中国高水平、有影响力的写实学派。2005年，在陈逸飞的建议下，“北京写实画派”更名为“中国写实画派”，成员扩充到30人。这些中国油画领军人物，再一次成为美术界的关注点。对于艺术品市场，“中国写实画派”成立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随着油画热拍，雅昌艺术网特别建立了“中国写实画派30指数”，供投资者参考。该指数从2000年的1017点起步，至2004年底平稳上涨至1300点，而在“中国写实画派”成立的2005年，指数陡升至2901点，涨幅达112％。至2011年，该指数已高达11111点，较十年前增长10倍。杨飞云与“中国写实画派”一道，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历练后，爆发出强劲的市场活力。市场外的意义除了肖像，杨飞云另一类抢眼的题材是女人体。在其已成交的画作中，女人体有70余件，占总量的三分之一。杨飞云第一次见到人体模特，是在1979年读央美二年级，当模特从屏风后走出来时，人体之美使他惊叹不已。10年之后，他因为参加震惊京城的“人体艺术大展”名噪一时。1988年12月，由中央美院教师自筹资金举办的“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28位画家的人体绘画130多幅。18天的展期中，参观者达20多万人，在中国美术馆史无前例。美术馆内展线上的拦绳多次被扯断，美术馆外冒雪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报亭里的门票由原定的2毛钱暴涨10倍。美术馆门前的广场上，中央美院学生则因为免费参观的待遇被取消，静坐抗议。杨飞云的《十九岁》是展览的代表作，它跟前挤着数层观众，落在外层的只好踮起脚尖。更意外的是，《十九岁》给杨飞云惹上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官司。《十九岁》的模特儿因为裸体形象被认出，发生家庭纠纷，找到主办单位交涉。该画和另外5幅作品被迫撤下，一时成为各方的焦点。
模特在经济赔偿要求遭拒绝后，状告美术学院侵犯她的肖像权，直至1998年3位模特每人获赔1万元，官司才告了结。在国门初开的年代，画家们画人体作品只能用做艺术研究，不可以公开展示。因为展览超乎寻常，《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女模特儿告状》、《在人体艺术面前》、《人体展的尴尬》、《人体画展风波引出的法律思考》等5篇报道。杨飞云无奈地称之为：“人体艺术给中国人的第一次惊吓”。那些震惊、羞怯、愤怒的观众，并不完全是艺术爱好者。《北京青年报》1989年1月31日的报道说：“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的写实作品前，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通过孟禄丁等的抽象作品时加快脚步。”观众们对写实作品的偏爱、对抽象作品的漠视，使两类人体艺术的创作者，都非常尴尬。令人欣慰的是，今天许多人在“人体艺术”面前，不再只是欣赏人体，更是在欣赏艺术。2009年，《十九岁》在中国嘉德上拍时，被认为是杨飞云最好的画，459万元的成交价比1994年在HK佳士得拍卖上涨了24倍。杨飞云曾说：“写实绘画在中国，还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画种。”市场一直反映着国人对写实绘画的接受。1990年代初，一些港台画商进入内地寻宝，杨飞云以其精湛的技艺，很快被摄入视野。1992年，在HK佳士得的中国当代油画专场上，杨飞云的《梳妆》以29.7万港元成交价位列第6名。1994年，杨飞云作品首次参加中国嘉德拍卖，《少女与小狗》以18.7万元成交价位列第1名。10年之后，杨飞云作品的价格整整上涨了10倍。2004年，杨飞云作品单价首次突破一百万元，其《荷花品质》在保利上海以192.5万元成交。此后，杨飞云作品价格迅速上扬。2005年、2006年、2007年，杨飞云分别有6件、20件、19件作品成交价超过一百万。2011年，其作品单价突破千万，《红》以1150万在北京保利成交，《同行》以1092.5万元在朵云轩成交。2012年，其《静物前的姑娘》在北京保利拍至3450万元，为个人目前价格最高。杨飞云作品的高价位，除了由于高技术含量外，还由于精神内涵的高品质。
杨飞云看到，肖像艺术产生于人类对永恒的追求，人类希望借助艺术提升自身形象、完善自身人格，画家在模特儿身上发现理想化形象，以接完美的“神圣价值”。杨飞云崇尚理性与古典精神，他通过读耶稣、读孔子、读格拉底、读佛陀，理解了艺术源自宗教的原因。他认为，纯手艺性的技巧走不远，绘画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他喜欢超然的美感、宁静的意境，并在人性真善美的神性内核中，体会到了“古典”意义的终极永恒。杨飞云特别崇拜伦勃朗的一个原因，是他对艺术的信仰。早已功成名就的伦勃朗，可以为了《夜巡》牺牲获得的一切。杨飞云每件作品耗时巨大，每年的创作最多六七件而已。在他看来，一幅画的意义是要让更多人看到，而有些人买画只是为私下炫耀。所以，他更愿意让画作被博物馆、艺术馆收藏，甚至拒绝私人购买，尽管二者价格相差甚远。在艺术大举商业化的今天，他的不愿与商业接轨，同样显露出难得的古典意味。
作者：刘晓丹 夏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