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俗文化与翻译概述
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跨文化翻译中，如何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词语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为外国游客所了解认知，使之成为连接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显得尤为重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日渐凸显翻译的文化功能。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产生了大量不同的民俗文化词汇。为有效实现跨文化交际，让外国游客能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就要求译者在准确地传递原文基本语义信息的同时还要对民族的心理、历史习俗、宗教文化等都有所了解并在翻译时设法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民族色彩，保持文化身份。“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西方民族民俗移植到中华民族民俗中，否则就会造成文化身份模糊、错位的后果”。[2]民俗文化固有的文化身份就在于其是某一特定民族文化所产生的文化特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努力保留的成分。针对旅游文本中的民俗文化进行英译时还需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充分考虑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心理，使双方在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等方面达成共识，才能处理好旅游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最大程度降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更准确地传达出各民族间的文化特性及体现出语言间特有的民族色彩，更好地弘扬本土文化。
二、从功能翻译论看民俗文化资料的英译
功能翻译论是一种强调译文功能的应用性较强的翻译理论，因此，将功能翻译理论运用到旅游文本资料中的民俗文化翻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功能翻译学派认为，翻译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研究纳入跨文化交际研究，其以目的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更符合翻译实践。“功能学派大胆地摆脱等效论的束缚，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及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3]弗米尔（Vermeer）是目的论的创始人之一，认为翻译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由于语言、文化、社会背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翻译不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在目的论的框架下，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众。目的论中有三个重要的法则，即目的性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目的性法则是指翻译行为取决于翻译目的；连贯性法则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即语内连贯；忠实性法则是指译文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且包括为实现译文预期功能所进行的必要调整。目的性法则是决定翻译过程的首要法则，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运用功能翻译理论来指导民俗文化的翻译，并不是要译者抛弃原文意义与原语文化，而是强调应更加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在坚持民俗文化翻译原则的基础上，调整翻译策略和方法，尽可能使译文保留住原语文化的异域特色，最终实现弘扬民俗文化及旅游资料翻译的宣传功效。
三、民俗文化翻译原则
民俗文化资料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两个原则：准确传达文化内涵，保留民族文化身份[4]。准确传达文化内涵是指译文首先应力求准确简洁，尽可能贴近原文的文化内涵，顾及译文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和心理感受，使外国游客能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文化感受，但不必费心寻求字面上的完全吻合。保留民族文化身份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文、原语境，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保留住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5]，将某个特定的民俗文化的内涵翻译出来，不用或少用异域民俗文化形象来替换原语民俗形象，最终实现交际目的。四、民俗文化翻译的基本策略民俗旅游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也是大多数外国游客最感兴趣、最想了解认知的新鲜事物。这些民俗文化为本民族所独有，因此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要使译文读者获取到近似原文读者获得的效应，就必须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变译，将中国特有的旅游文化资源介绍给世界，保证民俗文化的传播效果。巴蜀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包括巴蜀自然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生产方式等。巴蜀民俗文化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巴蜀各族民众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以及心理意识等方面的民族特点。就重庆而言，兼具山城与江城特色的自然地理特征始终伴随着重庆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已成为重庆民俗文化的重要方面。重庆民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复杂性书写着重庆的人文社会风貌，展现着重庆的民俗文化特色。就重庆旅游文本对外宣传的翻译现状而言，民俗文化的翻译存在的问题较多。这些瑕疵、错误散落于景点介绍小册子、导游手册、明信片等各种旅游资料中，理解错误、文化误解、用词不当、中式英语等之类的错误随处可见且民俗文化英语出版物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仅集中在地方历史文化旅游景点介绍的主题上。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各种民俗活动也丰富多彩。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其实是语言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的过程。翻译策略的选择，关系到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传播效力。勒菲弗尔（1992）指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决定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译者的译文当中。”[6]149为了很好地保存与传播本土的民俗风情，同时实现地方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译者要努力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生动地再现原文。民俗文化资料涵盖了历史、政治、民俗、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翻译时应力求将原语的表达方式及文化意象移植到译语文化中，充分保留地方民俗文化形象，保持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实现两种语言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帮助外国游客了解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笔者通过对旅游文本中富含民俗文化信息的文本分析研究，探讨民俗文化翻译的基本策略与民俗文化的传播，以期引起更多译者对民俗文化翻译的思考。
（一）音译（加注）法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鸿沟，翻译只能尽量地使译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为了很好地保存与传播本土的民俗风情，对具有很深的民俗文化背景旅游文本翻译时，很难在目的语里找到表层指称意义和深层文化内涵完全对应的语汇，译者可采用音译（加注）法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移入到译语中去，以使译语读者从译文中获取的交际信息尽可能地等同于原语读者从原文中获取的交际信息，并同时丰富了译语文化。音译法是“把一种语言的语词用另一种语言中与它发音相同或近似的语音表示出来。”[7]41如阴（yin）、阳（yang）、豆腐（tofu）、功夫（kungfu）、麻将（mahjong）、饺子（jiaozi）等。通过对这些新词术语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便可逐渐融入译语语言中，丰富译语语言的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音译法很好地保持了原语的文化特色，但对于某些富含文化信息内涵的词汇翻译则有可能使译语读者不知所云，因此，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如“清明节”不仅仅只包含扫墓这一重要环节，更含有农业节气的深层内涵，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文化渊源颇深，因此将其简单地译为“Tomb-sweepingDay”是值得商榷的，建议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补充完整其文化意象，这样更易为外国游客所理解。
（二）直译(加注)法
直译法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按原文逐字逐句一对一的翻译，保留原语词汇的字面意义，把原语的词汇、句式及文化等特点原封不动地引入到目的语中，保留原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如北京烤鸭（BeijingRoastedDuck）、扬州炒饭（YangzhouFriedRice）等，但直译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原文中富含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就需要在保留原语字面意义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注释，解释说明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象，加大原文信息量，给外国游客提供必要的文化知识，缓解由于文化缺省带来的理解困难，保证译文读者能获得同样的认知效果，以保持其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如中秋节（Mid-AutumnFestival）在旅游文本资料翻译时就可在其中补充注解“atraditionalChineseFestivalholidayinwhichChinesefamilygathertocelebrateit”等。
（三）意译法
民俗文化翻译的不可替换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以异域民俗文化现象直接替换原语中的民俗文化现象。译者可从译文读者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通过改变知识结构传递形式来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决定了一些富含文化意蕴的词汇等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的表达，对于这些词语的翻译就不能简单地照字面直译，而应采用意译法，尽量使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表达形式，传达出其深层文化内涵，以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思维习惯，让译语读者从译文中获取的交际信息能等同于原语读者从原文中获取的交际信息，使读者能看明白，领会其深层文化内涵，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不同语言民族在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和特质性。总之，民俗文化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旅游文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而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要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并非易事。针对旅游文本中的民俗文化翻译，译者只有在熟悉两种语言及其文化的基础上，遵循翻译原则，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准确地传递原语的语义基本信息，并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其民族色彩，准确传达出其内含的文化意象，实现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播。
作者：刘安洪 单位：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