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相互交织的环境中创造着文化。客家人的伦理精神特质深受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的时空条件和特殊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客家人特有的伦理精神，那就是“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勤劳俭朴”的节俭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和“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这些精神特质已经成为客家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渗透在客家人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客家人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观念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环境;客家;伦理精神;影响;塑造
人类的文化是在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今天人类各民族文化的精彩纷呈。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伦理精神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自然造就了不同的伦理精神。［1］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是每个民族自我完善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它为一个民族提供统一的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并为民族的一切成员提供一整套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2］客家虽然仅是汉族的一个分支体系，但在自身独特的发展环境与历史背景下，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伦理精神特质。客家人的伦理精神特质与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周建新在其所著《在路上:客家人的族群意象和文化建构》中，将历史上客家人的边缘性概括为:“地理区位的劣势、政治地位上的弱势、经济条件的穷势、社会身份上的隐势、认同心理的淡势。”［3］凸显出客家周边环境的恶劣。地域的贫困和人地关系的冲突，在给客家人带来巨大生存压力的同时，也锻冶了客家人的精神特质:严峻恶劣的环境，促使他们不得不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偏僻贫瘠的自然条件，生成了他们“勤劳俭朴”的节俭精神;筚路蓝缕的迁徙过程和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了他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不断与自然、与社会作斗争，激发了他们“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不断接纳新文化和适应新变迁，发展了他们“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
一、严峻恶劣的环境，促使他们不得不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
客家人饱经忧患。泪别故土的辛酸、长途跋涉的艰难、严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使客家人时刻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他乡为客，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客家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产出不多。所以，在客家人眼里，“寻食”是最重要的。客家谚语中有许多关于“吃”的内容，比如他们会说“食得几碗饭，神仙都唔贪。”体现了他们对粮食的珍惜;他们痛恨浪费粮食，认为剩饭会“拿雷公打掉去”;他们鄙视不劳而获，“要想食饭，就得流汗”;他们认为能吃饭才能做得好事，“食得来，使得平”;他们对“孝”的理解是“千跪万拜一炉香，不如生前一碗汤”;客家人重吃轻穿，相对“吃”来说，“穿”就没那么重要了，“食就十足，着就九六”;他们对食物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经常教育后代“有食想到冇食时，等到冇食倒悔迟”，好吃的东西不要一下子全吃完了，“平时省一口，缺时顶一斗”。［4］客家人的忧患意识还突出地表现在客家围屋的防御性能上。紧张的生存压力导致的族群争斗，与当地土著的激烈冲突，加上不时出没的野兽、此起彼伏的匪患，都使得防御性能成为客家人建造围屋的首要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将整个族群对安居的渴望筑进了客家人特有的围屋。赣南客家围屋一般都采用封闭式外墙，下面两层一般都没有窗户，三层以上的窗洞也是内大外小并加设窗栏，除了大门之外往往都设有闸门。围屋的墙体高、大、坚、厚，厚度一般在一米以上，大部分就地取材使用夯土构筑，而且不是普通的夯土，而是用黄土、沙石、石灰混合掺以桐油和糯米浆制成的“三合土”，坚固有韧性，不比今天的混凝土差，而且冬暖夏凉，节能环保。除了外围楼墙坚固，围屋内部也为防御考虑周全，有粮仓、有水井、有畜圈，十天半个月不出门也能维持屋内人们的生活。有的围屋甚至以和稀面粉刷成墙壁，制成“面粉墙”，以备被围绝粮时充饥度日。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存忧患意识，使得客家人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得以安身立命，在这片红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不断发展壮大。［5］
二、偏僻贫瘠的自然条件，生成了他们“勤劳俭朴”的节俭精神
客家文化有着典型的山区文化的特征，客家伦理精神也因此打上了大山的烙印。偏僻贫瘠的自然条件，山多田少的客观现实，使得像大山一样朴实的客家人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勤俭朴素的优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客家人崇尚勤劳俭朴，践行勤劳俭朴，他们深刻理解“兴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客家谚语有云:“勤快勤快，有饭有菜。”“春天做一日，冬天食一七。”客家人常常利用民间节日，对子孙后代进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教育:“传家处世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客家人会在晚饭后的坐聊中，通过讲故事来传播客家人勤俭节约的精神，教育子女“要想日子甜，家无一人闲”;客家人认为不劳动的人“贪吃贪睡，添病减岁”，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挣来的钱，才能用得心安理得，“血汗钱，食得甜”。客家人还把对勤劳的要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大年初七这一天，把芹菜、大蒜、韭菜、葱子、鱼、米果、猪肉等放在一起煮，称为“七种羹”，分别意味着“勤劳”“划算”“长久”“聪明”“有余”“团圆”和“富足”。这些谚语和习俗，无不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淳朴务实的民风。客家人的勤劳与吃苦精神在客家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近代以来，为生计所迫，客家男人纷纷外出或打工或经商，甚至漂洋过海讨生活，客家妇女则留守家园，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含辛茹苦，既要独力承担躬耕劳作、担水施肥等重体力劳动，又要抚养子女、孝敬公婆，在外耕作农田，在内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要是一把手，独立撑起了一片天空。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中有一段文字这样描述客家妇女:“装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针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论贫富皆然。”［6］客家妇女是贤妻良母，她们忍辱负重、朴素节俭、勤劳洁净、崇敬丈夫、热爱儿女、任劳任怨、牺牲自我、维护家庭，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赢来了四方传扬的美誉。
三、筚路蓝缕的迁徙过程和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了他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
客家离开祖宗故地，失去了良好的生存区位和生存资源，来到地处僻远、交通不便、林莽丛生、蛮荒落后的闽粤赣山区生活。这里不仅山多地少、资源贫乏，而且，客家人入居异地，必然会侵占当地土著的生存空间，自然受到当地土著的敌视，因此客家历史上曾被辱称为“翷家”，土客之间经常发生大械斗。现在被视作客家人显著特征的坚如城堡的土楼(围屋)，足以说明当年客家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的险恶。筚路蓝缕的迁徙过程和在艰苦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条件，让客家人深刻理解了“和衷共济”的意义:在漫长的迁徙道路上，没有“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无法跨越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没有“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无法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出洋的冒险、对未知的恐惧，使客家人强烈企盼和衷共济、平等友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和衷共济、团结协作才能争取生存的权利，才能谋求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所以，客家人特别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对建造祠堂、编修族谱、寻根谒祖有着特殊的情节，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凝聚力，使得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命长不怕家乡远”，“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不论他们迁移到哪里，哪怕是异国他乡，客家人也不会忘记他们的祖辈来自何方。客家先人经历过战乱民不聊生之苦、国家民族积贫积弱之痛，所以他们对家园安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有着强烈的渴望，对家乡的眷恋，往往最后发展成为浓烈执着的爱乡爱国之情。客家人不论走到哪里，都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国家的发展。许多客家人虽然远在国外，却非常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为家乡建设慷慨解囊。客家人的这种情怀，既与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传统有关，也与他们背井离乡的心理情境有关:正因为离开了故土，才常怀故土之思;正因为离开了故国，才难舍故国之情。正是靠着“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使客家人形成了极强的向心力，保证了他们经历漫长的迁徙过程，把中原光辉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繁衍生息，不仅没有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和衷共济”不仅成为了客家人的伦理准则，也成为了客家人奋发进取、报效祖国的精神动力。
四、不断与自然、与社会作斗争，激发了他们“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
要战胜生存的危机，不仅需要强壮的体魄，更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力量。客家人在与自然、与社会不断斗争的过程中，积淀了一种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客家人崇尚忠义，不屈不挠，刚强坚贞，每当社会矛盾激化，或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客家人这种历经考验和磨练的民族性格便得以彰显，一批又一批的客家人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安邦定国。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看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等动摇了清廷的统治;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推翻了封建王朝;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勋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更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再往前追溯，还有宋代的抗元英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明代的抗金英雄“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袁崇焕。在海外，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称王于暹罗(即泰国)的郑昭、圭亚那前总理张西瑟、马来西亚首任国王叶莱等客家侨民，都有不少可歌可泣、动人心弦的故事。客家人这种不甘受辱、义不帝秦、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7］客家精神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也是革命的精神。客家人从中原南渡汇聚于客家大本营的过程，充满着险恶、苦难、无奈和艰辛，为求生存，为了获得土地和自由，他们奋斗拼搏、自强不息，形成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客家人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最倾向革命的群体，成为中国革命的天然同盟军。很多客家子弟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不少是客家子弟。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成以瑞金、汀州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8］，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全国苏维埃的大本营。”而赣南、闽西也正是客家的大本营，两者几乎重合。当时的朱毛红军(红四军)的主要干部和战士大部分也是客家人。在土地革命时期，朱毛红军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一次次战胜敌人，将苏维埃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客家人的大力支持。客家儿女勇于献身、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又在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升华、发扬光大。法国籍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其所著《客法词典》自序中评语云:“一般来说，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保留的、保守的，但客家人例外，因为客家人展示给我们的精神风貌，那是既有革命的冲动、又有进取的勇气……”［9］
五、不断接纳新文化和适应新变迁，发展了他们“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
客家文化是饱经忧患的文化，客家是一个“在路上”的民系，客家人在不断适应新环境和接纳新变化的过程中，历经忧患而斗志不减，相反，他们在忧患中磨砺出了开放创新进取的精神特质。“何谓‘客家’?‘客’就是走着的状态，‘家’就是停留的状态，‘客家’就是走走又停停。‘客家’的真正蕴涵只能是‘生活在别处’。”［10］客家先民背井离乡，大举南迁，本身就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他们以开拓者的大无畏精神，渡过淮河，越过长江，披荆斩棘，历经磨难，终于在赣闽粤山区落地生根，重建家园。客家人深刻地明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为了求生存，客家人不得不违背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为了求发展，他们明知道“父母在不远游”，却不得不挥泪告别父母妻儿，踏上新的征途。他们不安于现状，不安于贫穷，无时不在谋求新的发展空间，满怀战天斗地的斗志和热情，开创了一条新的客家人生之路，形成了今天客家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处处是家”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战乱、灾荒和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不断适应新的变迁，不断接纳和改造新的文化，历练出了客家人独特的个性———“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在其他民系还沉浸于“天朝上国”的梦境不可自拔的时候，客家人已经开始走向海洋。海外至今流传着“客人开埠”的说法。客家人“胆大漂洋过海，胆小死守家门”，和中华民族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表现出农耕民族少有的海洋眼光和精神气质。所以英国学者艾特尔说:“相对于一般中华民族保守的特性，客家人则可说是例外的。他们是革命的，充满了进取的气质。”［1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海洋对国家强盛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日益凸显。因此，客家人走向海洋的历程，对中华民族而言，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无论客家人的选择是被动还是主动的结果，客观上都促使客家人形成了独特的与其他民系大异其趣的开拓进取的彼岸精神，“彼岸精神是凌驾于实际心情之上的精神力量”［12］，客家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才能冲破“闭关锁国”的重重阻碍，谱写出客家的生存和创业史。［13］相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客家人一定能够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更加昂扬进取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挑战，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应有的贡献。生态环境影响和塑造着客家人的伦理精神特质，客家人的伦理精神特质也同样作用于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千百年来，客家人将他们对生态环境的态度浸淫在文化里，表现于他们的建筑民居、山歌谚语、民俗禁忌、村规民约等各个方面，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在全国上下积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的背景下，客家地区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构建一种有客家特色的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现代发展模式，从而较好地为客家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并进，人与自然和谐同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要使命。
作者：杨智勇 吴倩茹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