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女性主义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得越来越多，后殖民主义研究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话语权关系，而女性主义则关注在男性霸权下女性的生存状态，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后殖民女性主义。主要研究第三世界女性问题，将性别歧视和种族、阶级歧视联系起来，为第三世界女性代言，为她们争取话语权。（这里的“第三世界女性”指的是那些非西方世界的欠发达地区未受过教育的，受到传统的束缚的，作为牺牲品的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揭露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妇女构建为‘它者’，使她们在历史上受到双重的压制、掩盖和擦抹。”[1]呼吁要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第三世界女性所遭受的文化殖民压迫和性别歧视，重新树立第三世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文化身份，展示其文化和性别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在当今的美国文坛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黑人女作家，1993年在克林顿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她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早晨的脉搏”；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授予她美国对有贡献公民的最高奖励“总统自由勋章”。她就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诗人、民权活动家玛雅•安吉洛。玛雅•安吉洛的自传体系列小说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其中1970年出版的首部作品《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以下称《笼中鸟》）获奖最多，影响也最广泛。《笼中鸟》“以三岁时安吉洛（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和哥哥贝利被离异的父母‘邮寄’到南方祖母家”[2]2为开始，到十七岁时安吉洛主动失身当上了未婚妈妈为止，描写了她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小说在1970年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持续两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作品中，玛雅•安吉洛为我们展现了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美国社会里黑人小女孩玛格丽特在成长过程中战胜身份危机、种族歧视、性虐待等各种困难，自强不息的黑人女性形象。本文借助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对玛雅•安吉洛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进行再次解读和研究，揭示了黑人女性生活中遭受的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指出黑人女性要自强不息，就要通过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转变自己作为“他者”的被动地位，构建黑人女性主体性。
一、种族和性别歧视下的黑人妇女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主流话语对少数族裔霸权式的压制会导致这些弱势群体文化身份的缺失。印度裔美国女学者佳娅特丽•斯皮瓦克认为，“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是遭受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3]在美国这样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国家里，白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黑人妇女作为少数族群受到了白人群体和黑人男性的双重压迫。在主流白人文化的冲击下，黑人开始对自我的存在感到怀疑，对自己的形象感到自卑。正如小说安吉洛在《笼中鸟》中所描写的玛格丽特那样，渴望着自己像白人小女孩一样拥有“金黄长发，浅蓝色的眼睛大而迷人”[2]2，因为后母的嫉妒才变成一个“丑陋的、大码子黑人”[2]2。此外，种族隔离和白人的歧视又使她陷入无助和困惑。小说中安吉洛描述到，一些肮脏的白人小女孩无端的羞辱被玛格丽特称为“大妈”的祖母时，“大妈”也只能是唱着圣歌，以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平和。安吉洛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说：“在我十岁的年纪，这些邋遢鬼是我与阿妈生活中最痛苦和费解的记忆。”[2]30更让她费解的是为何阿妈无私的帮助过的白人医生，在她犯牙痛病时告诉阿妈：“安妮，我的原则是宁可把手伸进狗嘴里，也不给黑鬼看牙。”[2]194种族歧视带给她的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迷惑还有对自身种族身份的怀疑。而玛格丽特八岁时被母亲的男朋友强暴更是将她作为“他者”的身份推向了极致。尽管安吉洛用一种更为豁达的态度看待此事，承认自己也有责任，但是不可否认，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这样的创伤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确实是难以承受，而且直接导致了玛格丽特之后一年多的“失声”，以及后来在她进入青春期时拒绝恋爱和男生的追求，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同性恋。正如黑人女性主义评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Hooks)所言，“黑人妇女不仅在白人统治者手下受折磨，而且也在黑人男子手下受折磨，黑人群体必须面对自身的性别歧视。”[4]绝望而又无助的玛格丽特只能通过拒绝说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迷茫，并在沉默中反省和酝酿着全新的自我建构。
二、建构黑人女性主体的新形象
（一）黑人女性的积极影响
自从第一批黑人作为奴隶被卖到美国，他们受压迫和歧视的生活就开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人女性不被看作是“完整的人”，她们没有自我意识，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字作品里，她们总是作为陪衬或者符号这样刻板的形象被按照一些套路进行描写。在主流白人文化里，甚至是黑人男性文学作品里，“黑人妇女普遍不是被看作‘老妈子’（照料孩子的愚笨的家庭女佣），就是淫荡的供人发泄性欲的工具，或者被视为懒惰的靠救济过活的人，爱施淫威的母老虎等。”[5]这样的看待黑人女性明显的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与这些刻板形象不同的是，在玛雅•安吉洛的笔下，每一个黑人女性都是有血有肉和自强不息的，她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敬和爱戴。玛格丽特的“大妈”也就是她的祖母，在小说中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勤劳的黑人女性，她在南方小镇斯坦普斯经营着当地人特指的一家“商店”。在经济萧条时期，玛格丽特的“大妈”不仅把全家人的生活打理的井井有条，而且还为小镇创造了奇迹，她的商店在经济萧条时代是小镇活动的中心。此外玛格丽特的妈妈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黑人女性，她自立自信、积极进取、不受婚姻和男性的束缚，在北方的大城市里打拼并赢得人们的尊重。另一个对玛格丽特影响深刻的黑人女性即是弗拉沃斯夫人，她博学又娴静，在主人公遭受强暴而失声之后，是她把玛格丽特带入文学的殿堂，引导她超越自我、领悟世界。正是在这些积极的黑人女性的影响和帮助下小玛格丽特才不断的战胜自卑和迷茫，走向成熟成功。
（二）属下要说话
“属下”指的是第三世界受压迫的下层和边缘群体，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佳娅特丽•斯皮瓦克在她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中提出的观点，她指出“在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压制下，性别化的属下成了哑言的主体，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属下没有说话的空间，即‘属下不能说话’。”[6]斯皮瓦克因其自身在美国社会作为第三世界女性这一特殊的文化身份，而对这一群体生存状态有更多的体会，她指出第三世界女性属于属下的属下，而属下不能说话。因此第三世界妇女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寻找自己说话的权利，从哑言的主体变成有意识、能说话的主体。福柯也认为文学写作从来都与权力有关，话语即权利。在美国文学史上，黑人女性一直都处于“失语”状态，甚至在黑人女性文学作品里，她们也多是被边缘化的他者。《笼中鸟》打破了这一文学模式，采用第一人称表达思想，展现出玛格丽特作为黑人女性对自我的肯定，对自己命运和话语权的掌控。玛雅•安吉洛选择自传体写作可以直接向读者传达她的体验和感受，以便于读者进入到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她的痛苦和斗争，让我们看到玛格丽特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奋发向上、不断突破自我的心路历程。此外，安吉洛在描述自己经历的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期期艾艾的顾影自怜，而更多的是描写自己在战胜这些不平等后的豁达和成熟。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黑人女性作家，安吉洛十分重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拒绝白人女主人的命名在安吉洛的成长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名字在传统的非洲文化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非洲黑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特定的生活阶段被赋予恰当的名字之后，才能获得真正的存在。一个合适的名字具有超凡的魔力，能影响背负者一生的命运。他们不会轻易的更改名字，因为他们相信改名也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7]在小说中，玛格丽特及时意识到了改名的危险性，安吉洛写道：十岁时玛格丽特在卡利南夫人家学当佣人时，卡利南夫人因为“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叫起来太麻烦就随意的给她改为“玛丽”，年幼的她并没有屈从，而是故意打碎女主人最心爱的盘子，然后逃出了卡利南夫人家。这时的玛格丽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代表一个独特的个体。对自己名字的捍卫和对白人女主人的反抗，代表着玛格丽特自我意识的苏醒。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玛格丽特在构建自己黑人女性主体性的道路上变得更加的自信，坚定不移。安吉洛在描写玛格丽特首次驾车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逆境中顽强抗争、克服困难的黑人女孩。玛格丽特和父亲一起去墨西哥旅行回家的途中，父亲因为喝的酩酊大醉而无法开车，而从未开过车的她却成功的驾驶着汽车带父亲回到了美国。在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一个一步步走向自信的黑人女孩，“我，玛格丽特，独自对抗着自然的伟力。我急速的转动着方向盘，脚踩着油门。那一刻，我主宰着墨西哥，主宰着权威、孤独、涉世之初的青葱岁月，还有贝利•约翰逊，我主宰着死亡、危险乃至地心引力。”[2]243随着年龄的增长，玛格丽特的女性意识也开始萌芽。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和权力是紧密相联的。但是由于童年时的性虐待，玛格丽特开始对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为了确定自己的身份，她主动失身并怀孕生下了自己的儿子盖伊。未婚生子、独自养育孩子这样的现实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可能是灭顶之灾，但是安吉洛却勇敢的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而且在小说中她豁达的写到“我怎么能责怪那个受我引诱而跟我做爱的无辜男人呢？”[3]243她终于从一个自卑的黑人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勇敢、乐观，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黑人母亲形象。小说的结尾，玛格丽特作为年轻的妈妈意识到自己会照顾好刚出生的儿子，把黑人族群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三、结语
《笼中鸟》无论是从写作手法上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堪称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杰作。玛雅•安吉洛在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黑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和歧视，将原本悲观、黑暗的黑人女性生活改变成一首鼓舞人心的、乐观的生存颂歌。小说塑造了玛格丽特这一新型的黑人女性文学形象，同时通过本文的分析也表明:黑人女性要自强不息，不断战胜自我以改变自己作为“他者”的被动形象，构建黑人女性主体性，找回自己应有的价值和黑人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小说为研究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提供了新思路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励了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女性的解放事业。
作者：张真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