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代文化与《周易》成书
《周易》有没有古文本?学术界似乎没有争议，一般都认同今天我们所习见的《周易》文本，相传就是传自汉代费直的古文本《周易》。对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居渊教授在《周易文本的早期形态:古文本周易复原》一文中指出，今本《周易》与费氏《易》固然有传承的渊源，事实上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费氏《易》就是古文本《周易》。同时指出，费氏《易》虽不是古文本，但是不等于说没有古文本的《周易》。而作者也尝试在研究先贤研究成果和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复原出一部完整的古文本《周易》。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两个共识:一个是哲学产生于宗教，另一个是《易经》为卜筮之书，属于迷信，而《易传》才是义理之书，属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教授在考察《周易》经传思想演变的结果后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其《从自然易到道德易而形上易———试论三代文化与〈周易〉的成书》一文中认为，除宗教外，哲学更有其理性的源头。进而指出，不管是见于《易传》的孔子形上易，还是见于八卦的伏羲自然易、见于《易经》的文王道德易，尽管各部分都有卜筮的作用，但皆属义理之学。山东大学法学院武树臣教授在《从古灋字的形成过程窥测〈易经〉的成书年代》一文中则试图从古“灋”字的形成过程窥测《易经》的成书年代。文章指出，箕子的“眀夷”被西周人所吸收，而“有亡荒阅”的“周文王之法”是一种殷商所无的新法，需要加以固定和推行，于是就产生了“灋”字，进而推测《易》成书当在西周初期。另《周易·系辞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锐先生在《〈周易〉与周文王关系补论》一文中通过论证指出，《系辞》此处使用“乎”，应当不是表疑问语气，而是肯定语气，这段话只是在正面陈述《易》之兴在殷末、周初的中古时期。故而，《易传》并没有怀疑《易》与周文王之间有关的意思，只不过是后人对“乎”字的理解有误而已。
二、《周易》的文本结构与言说方式
准确解构《周易》文本，解读《周易》的言说方式，不仅是准确解读《周易》的需要，更是当下挖掘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一个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需要。来自香港教育学院的郑吉雄教授在《〈周易〉诠释方法再检讨》一文中，首先略述欧洲诠释学传统的特性，指出荣格《周易》诠解的论点的限制。接着藉由“诠释之环”的概念，说明经典诠释的一种通性现象在于“经典”与“诠释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环”，我们若能承认此“环”的存在，即不能否定《易传》解经的有效性。该文说明了《易传》体例的精严与多元，并藉由《易传》对“象”的解释，从“具象”与“抽象”两方面讲述“象”的两个向度，进而反思《周易》卦爻辞的阅读方法。文章认为，应该放弃“故事”式的理解，时常透过离析卦爻辞不同的部分来了解它对于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引申与诠释。这样阅读，一方面可以对经文原文原旨有较为准确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了解引申义中具有创造性的新价值所在。总之，要阅读《周易》经文，就要用正确的态度，适当地参考《易传》之说。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周山在《〈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一文中谈到，《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而卦象爻象、卦名卦辞爻辞是这个类比推理系统的核心部件，同时也阐述了解读爻辞的基本原则。文章指出，《周易》卦象爻象是以具有阴、阳类属性的爻画构建而成的“符号集”，因而具有“以象尽意”的特点，以具有象意特点的自然语言构成的卦辞爻辞，其演说方式也禀承了汉文字的特点与语言表达方式，选择譬喻，完成其“明象”使命，而这种以譬喻为主要特点的言说方式训练、规范着炎黄子孙的思维实践，逐渐形成了注重类比的思维定势。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刁生虎在《先秦象喻言说及其生成机制———以〈周易〉〈诗经〉及诸子著作为中心》一文中分别从《周易》为代表的象征传统、《诗经》为代表的比兴传统、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寓言传统等诸多传统中证实象喻的创制与实践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现象。不仅如此，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先秦象喻言说的生成机制，指出先秦象喻言说形成的内在思维是“象”思维，而“象”思维作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思维方式，来自于中华民族特定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文化观念、思考和行动的基本程式和方法。具体说来，天人合一、言道悖论与汉字基因是形成先秦象喻言说的文化渊源。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黄忠天教授在《〈易经〉〈诗经〉象征义涵与两书互动关系比较研究———以动物为观察对象》一文中则对二书中的动物象征义涵进行会通互动的比较，不仅欲了解其象征义涵并比较其异同，更尝试藉由会通以逆溯二书字里行间的原始奥义，希冀开拓易学与诗经学研究的新途。64卦的卦名是《易经》的中心内容之一，自《象传》《彖卦》《说卦》《序卦》，直到当代学者，从卦象、卦德、卦位、卦义方面的研究者不绝。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端志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杨贺女士的《六十四卦名考释》一文则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角度，对64卦名进行考释。文章指出，《易经》的卦名虽不像《墨子》《荀子》中的篇名，但是具有篇题的性质，当是对卦象、卦爻辞、义理等理解的关节点。需卦是比较特殊的一卦。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尚信先生在《〈周易〉古经需卦卦爻辞新解(初稿)———兼谈卦象分析的方法》一文中讲到，我们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读懂这一卦，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还没有弄懂它的复杂取象。文章指出，需卦是以据险而居的所在作为场景，以涉险涉渡和守险守渡为双方，自外而内来展开对需待之道的解释。卦辞总说涉险涉渡本身，初、二、三爻讲待涉待渡的问题，四爻讲待守的问题，五爻讲饮食以待作的问题，上爻讲待客的问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蓝甲云教授《论〈咸〉卦与古代巫医及针疗》一文对《咸》卦爻辞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咸卦之名来源于巫咸，咸既是古代的砭石或砭针或箴，同时含有阴阳感应之意，并且咸也指古代的十大巫师巫咸。文章对《咸》卦卦爻辞做出新的解释，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从文字起源发展角度和巫术巫医文化背景、卦象角度进行了分析说明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咸》卦具有三重意蕴，历代易学家对此卦的解释只是阐明了一种意蕴而忽略了其余意蕴。
三、《周易》经传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郑万耕教授在《〈周易·象传〉及其教化观念》一文中就《周易·象传》的教化观念谈了自己的心得与感悟。文章指出，《象传》极力主张推行教化，同时又特别强调个人的修身明德。在《象传》看来，推行教化、修身明德，最首要的一点就是敬天顺天，而化民成德最关键的是要培育人的中正品格。《象传》特别重视君子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极力推崇谦卑自牧的人生品格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原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施炎平教授在《〈周易〉与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一文中将《易经》主要经孔门儒家到《易传》的发展认定为一个“经典周易”的思想系列，进而考察其如何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路径，又依据“顺天而应人”的思维方式，实现人文意识、人道精神的价值建构。文章指出，正是“经典周易”的这种人文思考，凝成中华文化后来发展的一种基因性因素，长久影响和制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思想特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苗润田教授在《论〈易传〉的仁学思想(提纲)》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易传》仁学思想的理论建树:第一，提出“仁”为众善之首的观点;第二，揭示了“人道”以“仁义”为内涵;第三，阐发了“仁义”的形上依据。文章指出，《易传》对“仁”的论述虽然不多，但是其仁学思想却很丰富，不仅深化了先秦儒家的仁学理论，而且对儒家仁学思想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元珪先生在《〈周易〉时论与生命体证》一文中讲到，《易》乃生命之学，生生之学，不单是理性的知识与推理。读《易》若不能知几、明时、慎行、果断，则所读再多不过是书本之易而非生活之易、生命之易与笃行之易。接下来，文章从六个方面论证《易》中有天道、人道、地道，《易》讲阴阳、明世变、慎始明终、占事知来、知几达变以通天人之际，乃明初返本之学。最后作者强调，作易学者，当以心证道，以生命验之，效孔子昔日读《易》赞《易》之大义，于自家性命有所进益，此为读《易》之主旨。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赵中国先生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诠释史研究》一文中对《周易·系辞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命题的诠释史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针对“一阴一阳之谓道”总结出四类诠释;针对“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总结出八类诠释，并且针对这两组讨论，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周易·复卦·彖卦》曰:“复，其见天地之心!”提出“天地之心”一词。此后，在《礼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中，“天地之心”经常出现，并因此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那么，古代的“天地之心”究竟是什么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教授在其文《“天地之心”释义》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文章首论“天地之心”的“天地”与“心”的本义，次论“天地之心”与何谓“为天地立心”，明确“天地”泛指有生命的万物，“心”即生存的基础，“天地之心”指天地万物生存、生长的基础，“为天地立心”即是为生生不息的世界万物确立一个基础。从天地之心的内涵来看，中国哲学侧重于生:生长、生命及其基础，即性。而对于人类的理性特征，即思维或观念，则较少注意。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万物提供一种心灵或观念，而是确立“仁”作为生物之性、生长之本的身份。合肥师范学院副教授陶有浩先生在《论〈周易〉中的“福”观念》一文中指出，《周易》主要从两个层面对“福”进行阐释:首先，将“福”分成两类，即不可控力赋予之福和主体通过自己努力可以追求到的福;其次，《周易》认为人可以通过祭祀、习知和修德等手段求福。文章进一步指出，《周易》中的相关论述及其所蕴含的道德偏向性对后来人们关于此类问题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倾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学部的林琳女士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传〉中的人生哲学》一文中指出，《易传》的人生哲学是以人为价值主体，具体表现为刚健奋勉的大有为精神与理性而深沉的忧患意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人生态度、人生目标、人生修养三个方面，要求人即使身处困境犹能奋发进取。文章指出，《易传》的人生哲学是最能激励人们乐观进取的生命哲学，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德，将伴随每一个人的“中国梦”永远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易》与《春秋》为中华古典中意境最深也最难的两部经典，自古即有“经学双璧”之称。天道隐秘无形，人事历历可见，《春秋》由人事的是非成败上推天道，《易经》本于天道而下及人事，皆微妙圆通，值得千秋万世认真研习。台湾周易文化研究会创会理事长刘君祖先生《双璧连辉———大〈易〉与〈春秋〉通论》一文就以易理易象证解春秋，循洁静精微之理，发属辞比事之志，并针对今日之时局推演对策，力求做到经世致用。
四、出土易学文献研究
《尚书》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从西汉以至当今的两千多年间，《尚书》的真伪却一直是个问题，特别是经清初考据家乃至民国早期“古史辨派”的“辨伪”和“疑古”，《尚书》为“伪书”的观点俨然成为定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胡治洪教授在《〈尚书〉史辨》一文中针对这一问题重新予以辨析。文章指出，梅賾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就是孔子后人为避秦火而藏于旧宅壁中的百篇遗存，即孔子亲手删定的先圣教言和华夏古史。同时，文中强调，这一文本并非都是其所标系时代的成品，而当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精英们根据传述或书写的上古史料编成的经典，且这种成书方式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作伪”问题，而是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经典产生的共同方式。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效雷教授等著《〈易〉学考古四题》一文以殷墟易卦卜甲、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陕西淳化西周陶罐、战国鱼鼎匕铭文为例，从《易》学考古的视角分别加以探讨。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副教授王化平先生在其《论先秦考古发现的数字卦》一文中对学者们已从各类材料中搜集到的160个左右的数字卦画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些数字卦画反映的筮法应该在3种以上，且数字卦的筮法与揲蓍法应该有极大的差别。文章指出，从现有材料看，数字卦的筮法在殷周之际可能发生过变革，但整体而言，数字卦的筮法在商末到战国这个时段内的变化是非常小的。虽然数字卦与《周易》之间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是不容否定的，只是从数字卦演变到《周易》，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四新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二三子〉疑难字句释读》中对《二三子》中诸如“鸟正虫”等疑难字句进行了再释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教授刘彬先生在《试论帛书〈衷〉篇的篇名及其象数思想》一文中指出，帛书《衷》篇即《中》篇，其得名来自于其核心篇章《易赞》章“得中”说的象数背景。实际上，帛书《衷》篇蕴含丰富的象数思想，具体有“得中”说、“爻变说”以及“《乾》《离》同居、《坤》《坎》一体”说等。
五、历代易学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林乐昌教授在《“以易为宗”:张载天道论哲学论纲》一文中从张载对秦汉以来宇宙论哲学的总结，以“太极”、“太虚”为核心观念的宇宙本体论，以“天参”、“太和”为基本模式的宇宙生成论等三个方面探讨张载“以《易》为宗”、以“天”观为核心的“天道”论亦即宇宙论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章伟文先生在《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一文中重点讨论了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文中认为，司马光不仅在解释《周易》时“参证”以史事，其对易学的探讨还表达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对其成为一代良史应有深刻影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梅珍生先生《〈二程遗书〉中的易学问题(内容摘要)》一文试图从程颐的释易方法角度勾勒出程颐易学的理论特色。文中指出，在学易方法方面，程子认为要落实到义理的把握上来;而在如何看待“易之理”方面则明确反对命定论，认为“易之理”就是变化之理，是万物多样性的根源。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杨柱才先生《陆九渊的易学思想》一文则是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陆九渊的思想再作讨论，旨在关注陆九渊易学的主体内容。文章指出，陆九渊对于《易》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著，但却有其较为系统的思想和看法。陆九渊易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明理，而对于理的把握，陆九渊更为注重理的一体性。我们在注意到陆九渊易学具有心学的内蕴和特点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其易学有着较宽泛的主题和论说，这关系到对于陆九渊易学以至其全部思想的丰富多样性的认识。林栗以《周易经传集解》传世，其易学观具有汉宋兼采的特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陈睿宏教授《林栗〈周易经传集解〉的易学特色———以儒学本色进行开展》一文，主要从儒学本色的视域进行开展，梳理出包括以传证经的诠释进路、引述儒典的儒理释《易》典范、强调君臣之道的政治观、君子与小人之辨、中道思想之开显、太极生次的用象释义之法等几个命题，进而探讨林栗易学在儒学思想主张上所表现出的主要内涵。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等著的《杨简释〈易〉的路径及其省察》一文从杨简解释《周易》的部分案例入手，对其解释《周易》的方法及特点展开讨论。文章指出，杨简解《易》确实对《易》的解释注入了新的方法、新的精神，开启了易学的心学方向。但是，杨简解《易》实践中所显露出的主观化、简单化、随意化等倾向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苏州大学哲学系蒋国保教授在其《钱澄之易学思想散论》一文中，通过对《田间易学》之“象数”学思想与“义理”学思想的全面而细致的梳理与分析，进而说明钱澄之易学是集四大特征———“象数”与“义理”兼顾、以科学解《易》、以老庄解《易》、以“史”解《易》于一身的“集大成”易学。文章进一步指出，与方以智父子的易学相比，钱澄之的贡献在于以“史”解易、以“史”证易;而与杨万里等的以“史”证易相比，其地位则在于承前启后，为后来的易学史证派人物解易提供了以“史”解易的解释学范式。广西大学哲学系郑朝晖教授在《略论朴学易的述言方式———以惠栋、焦循为例》一文中指出，朴学易建构了一种述作统一的述言方式，它是专言、真言、证言与形言的统一体，即专业性、真实性、证明性、运算性的言说方式，代表着朴学家对语言存在的体认。
六、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向世陵先生在《“函三为一”与三数的法则》一文中指出，太极“函三为一”是学者对于太极本原内涵的一种猜测，它包括阴阳非阴非阳、阴阳天、天地人等多种组合，宇宙的生成便是太极内涵之三的展开并按三数的倍增法则逐步分化繁衍所致。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建功先生在《孔孟的修身立命思想———兼谈其与易学的关联》一文中对孔子的祸福皆己思想以及孟子的祸福自取思想进行了详细探讨。文章认为，孔子和孟子在命运观上有着非常一致的观点，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宿命论，而是“修身立命”和“命自我立”。这些思想，从《周易》、老子、孔子、孟子那里就已经确立，且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最激动人心的华彩乐章。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林金泉教授在《姚配中〈周易通论月令〉解义》一文中，将《礼记·月令》内容分五项为纲，就《周易通论月令》一书作全面性解义。以“元”为主轴，前后贯穿，旁及天文、历法、乐律、明堂、五行、文字诸说，从象数与义理两方面说明此书承先启后，深博明辨，既有功于《易》，亦发明于《礼》，开后学别一研《易》门径。台大哲学系杜保瑞教授在《对唐君毅诠释朱熹太极理气说的反思》一文中逐步说明唐君毅先生由太极理气谈论朱熹思想的精彩之处，也指出了唐君毅先生谈论朱熹言心的缺失之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佛教研究中心陈坚先生在《重离六爻，偏正回互———曹洞宗禅学的易学基础》一文中指出，曹洞宗禅学是用中国本土文化的话语尤其是周易的思想来阐发佛理禅机，这是曹洞宗对于佛教中国化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如何运用周易的道理进一步发展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丽野教授在《八字易象对于性二元论的思想贡献及其意义———兼论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八字易象是一种以天干地支所形成的阴阳五行之象的形式研究人生及天人关系的学问，在性、理、气等问题上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八字易象的思想观点通过八字术数活动，影响了宋明理学。文章认为古代术数及其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和意义不应被忽略，研究术数的思想资源，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思想史上阴阳五行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吸收传统思想，建立新时代的中国哲学。
七、易学与当代中国哲学文化建设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福滨先生在《〈易经〉哲学的现代意义》一文中首先概述《易经》之起源、性质，接下来分别从“易”的概念、《易经》哲学的精神以及《易经》哲学的现代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探究，以期对《易经》的思想有扼要的把握和理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余治平先生在《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以〈周易〉“谦卦”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周易》之《谦卦》第一次将谦德纳入一个近乎神秘又非常严格的知识架构中，并借助于特殊的叙事方式和解读路径予以阐发，并逐步推证，使之获得可靠的理性根据与信念力量，再经《易传》的诠释与演绎，注入了更为丰富的人文价值蕴含。《周易》之后，谦的品格更被世代社会精英所宣导和推扬，最终使谦之一德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项有机构成。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谢金良先生在《易学与美学互观———关于〈周易〉与美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试图通过对易学与美学这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观，分别对美学研究和易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重新加以理解。文章认为，从根本上看，易学和美学是有机统一的，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为用，融会贯通。浙江大学道教研究中心孔令宏教授在《风水中的〈周易〉理论模式》一文中指出，风水运用了《周易》的阴阳、五行、八卦等象数派理论模式，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张春香教授在《〈周易〉与当代社会预测活动》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周易》与当代社会预测活动的关系及其在当代社会盛行的原因。文章指出，以《周易》为理论源头，又与秦汉以后术数及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联的预测活动在当代社会极为盛行，这既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内在矛盾有关。我们在肯定《周易》预测价值的同时，对预测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也应积极寻找解决的措施。天水市政协副主席安志宏先生在《伏羲文明是和谐文化的源头》一文中指出，“和谐思想”是伏羲时代人文生态环境下人与自然关系认识进化的产物。它滥觞于伏羲的“阴阳思想”，经过历代先贤论述补充，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和合)文化。而这种和谐(和合)文化今天成为普世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最大思想贡献。
八、国际易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吴钧教授在《论理雅各的〈易经〉英译与世界传播》一文中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试图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同时，文中也阐述了作者关于《易经》翻译的几点思考。文章指出，在《易经》的翻译过程中，加强训诂学习和人文修养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要加强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注重跨文化的翻译传播效果。总的来看，此次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高水平的学术盛会。海峡两岸众多知名的专家学者就有关周易研究的众多议题进行了有序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积极丰硕的研究成果，必将对易学和中国哲学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作者：刁生虎 郭岚宁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
相关专题：代写作文多少钱 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