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近来，公司治理中关联交易变得更加普遍。由于中国有缺陷的资本市场、管理制度以及迪特的所有权结构，中国大陆被认为是进行关联交易研究的重点对象。但对于政治关联与利益输送现象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
二、证券市场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关联交易
大多学者认为关联交易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控制股东追寻私人利益和剥削中小利益群体的工具。关联交易可能降低会计信息（广泛地用于市场定价的工具）的可用性。假设一：关联交易对于超额收益率有正向关联。
(二)政治关联
EricFriedman，SimonJohnson等学者于2003年建立了一个利益输送动态模型，研究表明，利益输送常常发生在投资者无法得到强有力保护的国家。利益输送行为也常常出现在控制权更为集中的公司中，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市场投资者将与其有强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进行利益输送。假设二:相对于较弱政治关联的公司，强政治关联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市场反应更剧烈。
三、证券市场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收集了上交所与深交所2012年各公司高管以及CEO的简历数据。简历包含了年龄、性别、教育、学术背景、职业历史等信息。本文通过筛选出CEO或高管是否现任或曾任军队、政协、人大、党员来定位追踪衡量CEO和高管的政治关联度。文章中股票收益率以及其他的金融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筛选出2012年度进行过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B版和H版上市公司、金融企业和ST企业、未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100,20][-90,20]中存在年度、季度财务数据披露的上市公司、没有足够关联交易规模数据的公司。最终我们得到366家上市公司作为2012年研究样本（176家来自于上交所，201家来自于深交所，89家来自中小板）。
(二)变量
用超额收益率CAR衡量公司关联交易前后的市场表现。事件窗口分别为[-10,20],[-10,10],[-5,5]。同时，本文选取四个标量以衡量政治关联，对于企业CEO或高管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军队成员、人大、政协、党员赋予3,2,2,1,1的权重，否则赋0。本文选取一年中企业最大规模的关联交易值来衡量关联交易规模，预期CAR与关联交易规模正相关。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关联交易种类、独董规模、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值市价比、资产负债杠杆率。
(三)模型设立
市场总体反映通过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来表示。CAR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选取关联交易规模（用金额表示）以及公司治理变量构成模型1，模型2中将关联交易金额规模替换为关联交易种类，模型3的回归函数中中加入政治关联。
(四)实证结果
在[-10,20]的事件窗口内，在关联交易公告后，回归函数回归率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在公告后，市场通常会对公告表现出正向反应，且通常该反应滞后约3天左右。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在百分之十的显著性水平下，超额收益率与各因素之间相关系数值均较小。
(五)模型结果
模型一：在深交所数据中，关联交易每增加一单位，累计超额收益率平均增加0.01447单位，与假设一相符。但中小企业版中，关联交易与累计超额收益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造成的。三市场中深圳主板市场最大股东持股比（百分之十显著性水平下）变量显著，股权集中度与CAR负相关。因此，投资者对于主板市场最大股东持股比的关注度更高，中小企业被认为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关联交易夺取私利。模型二：与模型一类似，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深圳主板与中小板回归方程显著。在深圳主板中，账面市值比与累计超额收益率在百分之十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因此，高账面市值比的公司，在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率更低。模型三：加入政治关联后，深圳主板回归模型的R方与F值显著提高，回归模型更优。并且，政治关联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正相关符合本文假设二，CEO与高管的政治关联将提升市场对于关联交易公告的反应。中小板市场加入政治关联后模型三并未得到改善。这可能是由于中小板与主板的差异以及小样本造成的。
(六)结论
政治关联、关联交易金额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正相关。较强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从关联交易证券市场中获利，这意味着股东预期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在关联交易中进行利益输送。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大公司的内部控制人有更强的激励从关联交易中获利；主板市场关联交易的公布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证实了逻辑假设，企业政治关联、关联交易规模与超额收益率正相关。
(七)模型缺陷
本文仍存在如下缺陷：使用切面数据而非面板数据，数据对模型准确率的影响更大；公司一年中进行关联交易的次数往往大于一次，我们只选取了一年中最大的一次关联交易并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分析；本文没有找出关联交易类型与累计超额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模型中遗漏了重要解释变量；没有进行稳健性检验。
作者:张俐双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