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
从实质上讲，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事关货币利益和货币权威重新划分的过程，需要协调好相关各方的利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是一个关于更新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过程，需要相关各方的集体一致行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同时也是一个涉及边际创新和增量调整的过程，而非彻底的破旧立新。基于这样的认识，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当遵循如下思路:
(一)体系的改革应遵循效率性、自主性、公平性、渐进性、可行性的“五性”原则
所谓“效率性”，即体系改革的首要出发点应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包括避免实际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的严重错配、保障资本稳定而有序地跨境流动、提供可靠而又充足(既不严重过剩又不严重短缺)的流动性、对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合作监督，确保其有序运转。所谓“自主性”，即允许各成员国有较大的政策自主，以便较灵活地运用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来应对可能的外来冲击。所谓“公平性”，即一方面，体系改革的要旨在于制约中心货币国家滥用货币权力，相关成员国都有责任对全球经济失衡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体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应在IMF、G20峰会等全球性金融治理机制中公平地提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金融话语权。所谓“渐进性”，即体系改革的方式应立足于在现有体制内的边际调整，既非在体制之外另行创设一个与之相竞争的新体制，又非对现有体制做革命式的变革。所谓“可行性”，即应认可和鼓励区域层面的货币金融合作，在一个由霸权供给全球性公共产品更多地是例外而非常规的情境下，立足于区域基础上的国际合作的努力更易取得成功。
(二)体系的改革应采取以利益一致为基础的集体行动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事关货币利益和货币权威重新划分的过程，需要协调相关各方的利益;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是一个供给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各方基于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所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困境又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涉及到两阶段的博弈问题，包括事前的“讨价还价问题”和事后的“实施问题”［9］。前者要解决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各成员国之间能否达成“合作”共识的问题，后者则需要处理合作协议的事后执行即是否会出现“违约”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则是有关“搭便车”的问题。在由霸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论是英国霸权主导下的金本位制时期，还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由英、美这样的霸权国家通过“开明的自私自利”行为加以克服的，它们通过单方面开放本国的商品市场、主动承担稳定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责任，来促成体系内成员的集体一致行动。但在霸权后合作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相对下降，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各成员方在协调彼此利益、监督协议实施、减少搭便车行为等集体行动方面，将面临不小的难度。
(三)体系的改革应走制度化完善与机制化建设并行推进的路径
改革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之一是完善IMF的制度化建设。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和成果的IMF则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说明战后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是“有秩序的”［10］，也说明IMF的合法性得到了除美国之外的广大外围国家或地区的普遍认可。但在国际金融治理方面，IMF也存在着亟待改革的问题。现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其治理结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适时、适当地对成员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做出调整，适度增加新兴发展中大国在IMF中的金融话语权，在规则上形成对美国货币和金融特权的制衡和约束。改革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之二是推进G20的机制化建设。自2009年匹兹堡峰会以来，G20机制正式被国际社会认可为讨论全球货币金融议题的主要平台。其优势主要在于:它吸收了主要新兴发展中大国参与其中，打破了发达国家阵营(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对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传统垄断权，因而比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更具代表性，更易调动发展中大国参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对发达国家形成有效的制衡;相比IMF的硬性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而言，G20的原则和规范相对灵活，更易汇聚成员国的预期，协调成员国的利益诉求，从而为集体行动的成功创造前提条件。
(四)体系的改革不一定以货币的多极化为终极目标
在IMF和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前的世界经济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多极化的经济必然对应着多极化的货币。但也有学者指出，多极化的货币体系虽能提供多样化的储备资产、降低汇率刚性、减轻国际收支调整不对称的好处，但在缺乏良好金融治理和多边框架下深度合作的条件下，多极化货币体系中的政策协调要比霸权体系中困难得多，并可能进一步加剧汇率波动的风险。因此，货币多极化的体制是所有体制中既最好又最坏的一种［11］。而从历史经验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政治经济中确曾存在过多极储备货币的现象，但这一时期也恰恰是不兑换货币盛行的高峰期以及国际货币合作的最低潮期［12］。可见，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未必就是稳定而有效的，对多极货币的追求应被视作一种借助储备资产多样性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防止美元风险积聚、约束美国货币权力的手段，而非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二、政策建议
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全球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在该体制下，中国实现了对美大量出口所引致的经济高增长、积累了巨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同时，中国也是该体制的主要支撑者。自2008年9月首次超越日本以来，中国始终是美国财政部债券的最大外方持有者。因此，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存在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机。但同时，受困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元风险积聚、美国货币权力的局面，中国又具有从边际上改革或调整该货币体系的战略需求。为谋求自身正当和合理的利益，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相适应，中国需要重点在以下两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应对。
(一)在理念上，广泛寻求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层共识
寻求深层共识的目的在于发掘和发现成员国之间的“相容性利益”，以便为促成成员国的集体行动创造前提条件。在相互依赖程度日渐紧密的世界经济中，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织，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博弈局面。特别是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时，相关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所要寻求的“广泛的、深层的共识”，不是同广大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心货币国家美国)在“要不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共识，而是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的共识，也就是建基于效率性、自主性、公平性、渐进性、可行性这“五性”原则基础上的共识。这种对共识的深层发掘是促成成员国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因其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一过程注定将是一个耗时、费力的事前“讨价还价”博弈。
(二)在行动上，积极参与供给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产品
在参与供给全球性公共产品方面，重点是积极倡导和推进IMF和G20在国际金融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一方面，通过改革IMF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分布，提升新兴发展中大国在IMF中的金融话语权，从而能够在涉及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危机状态下的紧急流动性支援、全球层面的货币监督与合作等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上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以规则制约美国的金融霸权。另一方面，通过推进G20平台的机制化建设，在机构的设置、议题的设定、决议的表决等方面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的垄断地位，提升G20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效能。在参与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方面，重点是推进人民币亚洲化。与人民币在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周边化相比，人民币的亚洲化特别是东亚化对中国的意义极为重大:首先，日本、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东盟四小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是中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人民币在东亚的国际化使用有助于密切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危险;其次，欧元诞生的经验和日元国际化的教训说明，在全球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格局中，新兴大国的货币国际化离不开其所在区域的地缘支持，以区域的力量约束美国的货币权力;再次，人民币的亚洲化有助于中国加强同该地区其他成员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并通过向这些成员提视觉艺术论文供可供替代的计价货币、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方式，控制因美元积累过度所带来的潜在的巨大风险。
作者：姜默竹 李俊久 单位：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