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东亚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多种解释框架，以说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最为流行的理论是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市场友好战略”（market-friendly)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国家通过制度化机制创造东亚经济奇迹，技术官僚努力摆脱政治影响，创立优质而高效的官僚体制，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市场并引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和其他东亚文化价值观（诸如勤奋工作、重视纪律、教育和家庭等来自中华文化圈的优秀传统思想）是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保证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世纪之交的东亚发生了诸多深刻变化，对全球和地区产生了多层面和深远的影响。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体现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积极融人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如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等）。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从根本上重塑了亚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有学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全球治理的挑战，认为中国崛起的未来前景取决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利益上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有人则认为中国崛起造就了一个“全球亚洲时代”（Global-AsianEra)，作为这一时代的推手，中国“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日日益"咄咄逼人”（assertiveness)的外交举措成为部分学者和大众传媒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的相互作用。《>其次，作为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回应，东亚国家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重组包括制造业、贸易和银行等部门在内的国内经济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就会出现0.5个百分点的下滑，因此，后者调整其国内经济结构势在必行。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称为“北京共识”)作为“华盛顿共识”（一种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替代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这似乎昭示着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地区范围内得到较大的提升。⑤最后，过去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的速度和广度急速增长的十年。受益于交通与技术的飞速进步，资本、人口和理念的跨国流动大大加强。2010年，国际移民人数为2.14亿，其中来自亚洲的移民为2750万（有43%是在亚洲区域内流动），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3%。以上变化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亚洲经济奇迹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以往有关“亚洲奇迹”的讨论中，中国只是一个相对较为边缘的因素，尽管其发展模式深受发展型国家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征。进人21世纪之后的十多年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力量的重新重视，发展型国家理论及“文化论”都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回答，过去十多年来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什么？这些发展对东亚区域内部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亚洲社会内部的互动与未来？应该用哪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架构来理解当代东亚的发展及其走向？
本文并不试图全面回答上述所有问题，而将围绕以下两点展开论述，从而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第一，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民族国家框架在分析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已不足以解释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人口、实践、理念和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引发的深刻转变。作为一个可供替代的选择，笔者提出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跨界亚洲”概念，试图填充民族国家导向的主流研究所忽视的空白。第二，通过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以及国家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严格的理论分野，本文尝试将跨国网络和治理作为沟通这些分野的桥梁，并将之作为破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工具。在与跨国网络的广泛和多层互动中，发展型国家开始同网络化国家模式共存，后者通过各种协商机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内外事务。本文以英文、中文和印尼文资料作为文献基础，涵盖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将检验跨界亚洲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基础，中国已经成为该进程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一位置并不牢固，而且会经受各种挑战；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变迁路径，并把网络和治理植入分析框架的核心；第三部分以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国家与跨国网络互动模式为案例，论述跨国治理的解释力。结论部分将通过总结全文的理论架构和经验案例以深人理解东亚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并简要说明网络化国家的重要性。
二、跨界亚洲及其历史和当代属性
过去十年，东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显著变化与地区内不断加快和增强的跨界多层互动相得益彰，笔者提出的“跨界亚洲”（transnationalAsia)概念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得以形成和强化。这一概念可以从相互关联的三个视角来理解：首先，从空间意义上看，跨界亚洲具有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灵活性，涵盖了东亚和东南亚这一似乎明确但又存有诸多问题的地区。人为地把亚洲划分为不同的次区域忽视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多元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文化、社会与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亚洲发展的动力，应该超越这一教条式的划分，既要看到亚洲次区域各自的特点，也要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跨界亚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进程和存在。通过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彼此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联系，它反过来又（再）塑造了各国的国内议程和发展战略。在该进程中，跨国组织和理念（包括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流动对东亚发展道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亚洲现代性的生成。最后，“跨界亚洲”是针对人口、理念、商品、实践和资本的跨国与跨地区流动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跨界亚洲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在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贸易和移民的快速增长趋势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通过这种历史和经济互动的演化和多层进程，近年来跨界亚洲的制度化不断增强，并逐渐影响着该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历史遗产与文化流动性
显而易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以事物的流动性为根本特征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流动的世界"。②事实上，东亚地区内部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可以追溯到东南亚尚未被西方殖民者涉足之前的几个世纪、以及19世纪末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权兴起之前。这些联系在20世纪初得以重新建立。当“亚洲”首次被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创造出来，民族主义便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并通过“印刷资本主义”的途径向全亚洲扩散。如阿纳森（Arnason)所说，‘‘长远来看，该地区（东南亚）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得不应对文明间的碰撞以及它们繁杂的地方分支……东南亚的传统与支配性的外部模式存在着积极互动，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由外来输人和本地模式组成的非常灵活的组合，而不只是坚守土著的基础结构”。海夫纳（Hefner)则认为，文化流动性、跨文化的输入以及横跨马来群岛的复合性共同构成了有关海洋东南亚有效的解释框架，说明“社会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实体与其邻居之间不能被隔离”。②亚洲现代性已经被跨国和地区内部较大规模和强度的理念与人口流动建构起来。20世纪早期，中华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入侵的挑战，该危机酿成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冲突。彼时的东南亚，同样充斥着肆虐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民族运动的发展战略被整合进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话语体系，从而推动了作为“激进的政治文化地区概念”——亚洲——形成。<3)诸如亚洲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把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等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紧密联系起来，导致了跨越地理和国家疆界的政治与文化网络的形成。华人知识分子以日本为渠道来获取关于西方的知识，使日本成为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最为重要的中转站。⑤以上对区域内部和跨国联系的简单论述将关于亚洲政治的历史传统植入到相应的问题中，促使我们反思亚洲研究的主体架构。传统上，该框架受到.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主导，“该方法论假定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天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这一理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就受到反帝思想和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中心论的束缚。然而，民族国家研究框架的局限性已日渐显现，亚洲的跨国视角在认知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正如通差（ThongchaiWinichakul)所言，“旧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因为它有其发展的过程”，而现在是时候推动其他非民族国家性理论或者跨国理论的产生和繁荣了。②简言之，关于亚洲近现代史的这一修正主义解读成为重构东亚政治经济，以及过去30年中国参与其中的这一变动进程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议题的反思："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新独立国家开始自身的民族国家建构，东亚跨界历史和文化的共同遗产变得更为突出。如，印尼与中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很好地彰显了地区建构的新特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唤醒了后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双重形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这30多年间，中国被某些东南亚国家视为威胁。东南亚国家政府借助这一观念来增强其国内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对本国华人强制同化政策的合法性。较少被认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现代性的代表，把中国视为（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看法存在于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比如苏加诺时期的印尼。西方模式的宪政民主为何会在印尼失败？这一问题曾经是后殖民时代印尼政治研究中的难题，于是，“西方”成为研究文献中仅有的“他者”和唯一的参照标准。这种研究方法将“东方和西方学者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和不可约的区隔”作为既定和不可改变的事实。艾森达（Eisenstadt)明确指出，“现代性和西方化不能划等号，尽管它们有历史优势并且将会继续作为其他模式的基准点，但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他认为，对“多样现代性”理念的重视就是对一元性现代化理论的否定，“均质化和对现代性西方模型的强势假定”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苏加诺时代（19491965)，印尼很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从他国发展模式中寻找灵感，中国就是他们的特别选择。他们塑造和传播了关于新中国的三个主要意象：目标明确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成功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民粹/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和知识复兴的新社会。在印尼看来，中国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这让苏加诺总统确信，中国就是“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的榜样。20世纪早期文化和观念交流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并用以验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结合深深地影响了苏加诺时代末期的印尼历史进程。②尽管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哈托时代（19671998)被中断，但是两国关系在苏哈托下台以后很快就回暖。在199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瓦希德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两国间的关系应该像“兄弟”，印尼人民为拥有一个“孔教兄弟”而感到高兴。他明确表示，新时期的印尼将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建立起友好而紧密的关系。③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尼期间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指南针报》(Kompas)以“直接聆听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赞扬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而令人向往的”，并宣称，“我们现在就可以聆听过去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
爪哇邮报集团（JawaPosGroup)执行总裁伊达兰（IskanDahlan)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经验》(PelajarandariTiongkok)一书中强调，印尼应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⑤在越南，翻译自中国作家的小说作品几乎占到越南外国文学作品的一半，新生代的决策者已经接纳了这种强调平稳的经济开放以及保持适度的政治控制的“中国模式”。在老挝，“中国更是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指出，“北京共识的成功意味着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依然可以给予人民美好的生活”，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对北京共识的合理运用已经让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跨界亚洲不仅逐渐浮现在日益增强的文化和理念的流动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20年来其对于经济联系和人口流动快速增长的推动已经得到证明，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杉原薰（Sugihara)认为，中国融人国际经济格局的模式逐渐在“亚洲内部贸易、移民、资本流动和汇款（侨汇）的增长中被塑造起来，就如同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所导致的那样”。③亚洲内部贸易已经占到东亚整体贸易额的一半以上，与70年代末期的20%相比，有了大幅增长。20世纪初，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已经超过30%。2008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当年东盟的整体贸易量中有11.3%来自中国，其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中占到13.3%，在亚洲总体贸易额中占到半壁江山。2010年1月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一个有着6.6万亿美元〇0、19亿人口和贸易总额超过4.3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区浮出水面。⑤2013年初，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发展进程中，以“清迈倡议”为代表的货币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地区内自贸区的扩散，使得经济地区主义正在成为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合作形式。为了鼓励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根据2000年确立的“清迈倡议”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和大韩银行在2008年12月共同宣布了一项总额为1800亿元人民币（270亿美元、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旨在为两国的金融和财政系统提供流动资金，以更好地维护两国的货币稳定。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第一届三边峰会同月在日本福冈举行，加强彼此的金融合作成为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印尼央行在与中国和韩国各自签署了3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之后，2009年2月又通过与日本的积极合作来寻求拓展其60亿美元货币互换计划，以保证本国外汇储备的安全。②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川相昌弘（MasahiroKawai)指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正变得越来越强。美元的地位正在衰退，欧元也未必有能力接手。目前非常有必要在亚洲推动稳定的货币区建设”。③在制度层面，中国和东盟之间已经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互动和密切联系。截至2006年，中国和东盟已经在不同的层级建立起46个对话机制，其中包括12个部长级的高层渠道。④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估计，涌人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约有250万人。这一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与该区域的密切互动与相互依存。⑤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在2004年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双向贸易额增长了12.4%，达到24.9万亿日元，超过了美日之间21.8万亿日元的双边贸易额和6%的增幅。截至2008年8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07年底，在日本的华人社群已经达到60万人，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在日华侨华人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最为积极的华裔投资者和企业家；每1万名日本华侨华人中就有28人在中国投资或创业。在教育领域，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约30多年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为15万，其中归国人员有3万，毕业后留在日本的人数约占全体留学人数的14%。对于这个群体，研究者有个“百千万的大致估计”：即大学校长、政府的司局长等级别的人才数以百计，大学教授、副教授及获博士学位者数以千计，归国者总数以万计。这样的一个群体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增进中日关系的理解与交流，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社会资源。在中国，有1000万人为日本公司工作，据估计，在2005年有10万日本人生活在上海，中国也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随着中韩双边关系的日益密切，相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中韩两国的各个领域。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而美国自1965年开始巳经占据这一位置长达近40年之久，中国从而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的汉语语言学校在数量上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44%,2003年，有3.5万名韩国人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占所有在华外国留学生的46%，有超过18万的韩国人拥有中国的长期居留许可。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联系与交流；它们不仅是跨界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跨界亚洲的概念主要限定于通常所称的东亚/东南亚区域，南亚在其间只发挥着较小作用。尽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很快，并且印度巳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但是快速增长的贸易额在相当程度上也放大了两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所存在的歧见，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在管理危机和冲突方面双边和/或多边制度化机制的缺乏。
总之，世纪之交的发展实践证明，跨界亚洲的形成得益于吸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东亚与东南亚各国和民众的跨界互动中的宝贵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本，人口、资本、商品和理念的流动已经在制度化和多边机制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结构性和制度化的跨界亚洲模式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成型，并随着诸如“10+3”这样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以及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非政府合作形式的建立而逐渐强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人口流动的源泉和跨国制度化框架（如“10+1”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中的核心行为体，中国在新一轮的地区建构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然而，中国在跨界亚洲的形成进程中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也遭到了来自美国（包括其主导的组织）的较大阻力。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也对形成中的地区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跨界亚洲是与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的区域结构并存的。对于东亚的政治经济新发展来说，新的跨国结构既是结果也是动力，它们对地区变局的复合影响和深刻意义应该被给予足够的审视。
三、跨国语境中的网络和治理
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资本、理念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和机制化，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可能继续发生转变，因此，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方法对其本质和特性加以解读。下文将继续论证网络和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的替代性选择。
(一)全球治理的兴起
如前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定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两大学派都曾尝试对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进行解释。对前者而言，新古典主义理论将非国家变量作为关注点，认为东亚各国政府通过追求比较优势和竞争来强调出口导向和以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它们“并不尝试去限制市场，相反，在必要之时给予政策协调以确保足够的灵活性”。制度主义学派“（1)涵盖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2)注重这些安排的合作基础，（3)为本地公司提供综合性政治支持并通过对其施压以使其符合市场规律”。发展型国家既是宏大的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参与者，它们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提供集体行动的解决方案，金原益（WonikKim)通过突出殖民主义遗产的作用来探寻发展型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独立时继承或者建立起来的相应制度化框架，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转型都可以被视为东亚当代发展型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另一方面，随着学者对现代社会国家角色研究兴趣的再兴，国家主义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主要表现为注重国家作用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等。自80年代以来，作为对发展和现代化在其结构与文化路径中出现的“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回应，国家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焦点"。②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义者争论的主要变量之一，他们从社会阶级和特定的私人经济利益中找寻相关的自主性，使国家可以通过一种可操作的路径来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有组织的实体，自主型国家可以制定和执行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需求和利益。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国家主义作为研究范式的独特性取决于对作为自主和发展型实体的国家的界定”。在国家主义者的设计中，自主型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为“允许技术官僚不受约束地以市场理性为导向来制定政策，以提升国家的发展潜力”。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不同势力围绕国家的作用展开激烈论战，从而对国家自主性形成挑战。③冷战的结束以及苏东剧变表明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复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给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提出了更多的难题。
最终，国家面临着两大挑战：“自上而下是来自全球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挑战，自下而上则是民族或者族群意识复兴所造成的挑战。”同时，国家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内拓展分析，缺少对日益密切及多元化的资本和人口跨国流动的充分关注，但是跨国网络却在国家疆界内外越来越多地建构起政治发展的轨迹，就如同欧洲地区合作语境中所充分展示出来的那样。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国家一社会范式，运用更加贴切的概念和框架来解读21世纪东亚的政治经济变迁。笔者认为，网络和治理的概念与实践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政府”指的是“正式的国家制度以及对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治理”则是指“通过政府执政实践的发展，让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内部的边界与区隔逐渐淡化”。根据斯托克（GerryStoker)的观点，治理的本质就是在不依赖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能力的前提下集中建立有效的执政机制。“治理概念指出，结构或者秩序的产生并不能被额外地强加，而是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并在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化不同，治理可以超越严格的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全球治理已日益成为协调地区和全球层面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形式。正如罗西瑙（Rosenau)所说，全球治理机制的连续性在21世纪前夕凸显出来，并通过宏观的和微观的、非正式的和制度化的、国家中心的和多元中心的、合作性的和冲突性的等形式体现出来。换言之，关于治理的表述，不论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肯定了“权力正在多.个方向被重置”这一包容性趋势。如下文将要论及的，这一变化对于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网络作为新分析框架的理论支点
“网络”也是理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重要概念。对于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角色，应该从两个方面给予审视——被全球化所塑造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概念体系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目前，关于网络在商业和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的研究已经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有关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献却忽视了网络的重要性。（跨国）网络不像国家与社会关系那样被垂直而有层次地建构起来，以便于政治、经济和象征性权力的集中和分配，它首先是横向水平式建构的结构，最终与纵向的层级体系实现纵横交叉。本文重点强调网络的三个不同层面——作为关系性的存在、互联互通的节点和立体的空间结构，以此代表网络与国家、社会和市场互动模式的多样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由行为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组关系或者联系组成。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既有内容（关系的类型）也有形式(关系的强度)”。有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组织逻辑，是经济行为体间的一种治理形式”。
卡斯特（Castells)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通的节点，形成于曲线的自我交叉”，他指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并且可以整合新的节点，只要它们可以在网络内部沟通，可以共享相同的交流信息。基于网络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极其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不危及其结构平衡的时候它会积极推动创新”。②格力维尔（Grewal)从狭义的角度将网络视为“彼此联结的人群以一种能够使他们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方式所组成的互通结构，可以通过包括商品和理念交换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他同时强调“使网络成员可以彼此接近，便于相互合作的共享规范和惯例”，以及网络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可操作标准的重要性。③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对于网络所具有的连通性、灵活性、互惠性和跨国性等特点却存有共识。随着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该进程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研究手段，“网络论”在当代亚洲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采用，这也与晚近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趋势相一致。网络研究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日益广泛的重视。以国际社会学界两份最著名的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werioznJournalofSociology)为例，以“网络”作为关键词的论文从1.2%(1980年）逐渐增加到2.2%(1990年）、7.8%(2000年）和11.6%(2005)。经济学家马修杰克逊（MatthewJackson)指出，“由于其多学科特征，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些其他学科能吸引到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并能被应用到诸多领域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全球网络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多重关联性。②有多种路径可以解释网络可作为分析跨界亚洲的核心概念的原因。首先，整个社会的控制机制越来越多样化，国家不再是监管社会的唯一机构。这一发展趋势巳经逐渐从国内蔓延到了全球语境中，跨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都是明证。公民社会通常被视为中介性的“第三系统”，即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建构有别于政府或者逐利行为体的独立公共体系。跨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从事超越国家边界的自愿集体行动并追逐他们所认可的普遍的公共利益的自发利益群体”，它们通过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方式，将相关的公共议题从国内转到国际。
在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和统计显示，跨越国家疆界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可以协助克服多种形式的非正式贸易壁垒，诸如国际合同的脆弱执行力以及市场准入限制等从政治层面来看，政策网络和作为治理新模式的网络巳经日益突出，在西方世界尤其明显，以致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巳经呈现出“政治秩序从组织/科层体系（以及市场/无政府）向网络”转变的趋势。⑥网络可以承担国家或者社会都不能单独承担的与市场进行有效互动的角色，并且已经逐渐成为跨界亚洲框架内超越国家边界、联结不同力量的重要机制。第一，与那些以“内部组织联系通常强于组织间联系”为特征的国家相比，有着水平而无差等结构的网络可以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第二，作为发展中的嵌入到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实体存在，网络已经成为可以通过制度化和非正式的渠道与国家进行有效沟通的独立变量。另一方面，社会却经常被冲突的利益和多样的议程所分割，然而网络——它通常会与相应的互动规范来构建共同议程——却可以确立包含个体的社会力量和多样的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有效伙伴关系。第三，国家和（国内）公民社会要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但是（跨国）网络则拥有影响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社会转型的能力。第四，虽然市场也是无国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追逐利润的终极逻辑所驱使，以致容易蜕变为倾覆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不稳定因素，而网络却可以通过诸如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等正式或者非正式约束机制避免这一缺陷。<2>总之，网络和治理为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这两个概念未必会完全替代既有范式，国家、发展主义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因素在21世纪东亚的社会政治转型中依然非常重要。然而，作为替代选择，它们可以成为传统范式的有效补充或者对现有的框架提出挑战，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认知那些不确定和未知的领域。
四、跨界亚洲框架下的国家与网络
前文论述了跨界亚洲的历史性、网络和治理的重要作用，下文我们将通过中国和新加坡的具体案例来检验它们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一)中国与跨界网络的双向互动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积极融入并影响全球化。郑永年曾指出：“中国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与快速发展的融入进程相比，却出现了驱动乏力的情况。”—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为与英美资本主义不同的“中国资本主义”(Sino-Capitalism)，其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是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征）与自下而上的私人企业扩展共存。这种二元结构已被深深嵌入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生产和知识体系之中，它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本主义”。②其实，“中国资本主义”最初被用于描述海外华人企业家，他们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从1979年到1997年，超过三分之二的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自于海外华人。过去十多年来，60%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华人引进，他们在华公司的数量占在华外国企业的70%。2008年一项有关侨资的调查显示，虽然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外资分别减少了5.75%和8.69%,但华侨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却增加了3.8%和2.1%,侨资在总体外资中的比重也从52.3%(2005年）增加到63.5%(2008年）。
—些学者通过对外贸易领域的统计学分析，发现在东南亚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华人网络对推动双边贸易贡献了60%的份额；海外华人也直接推动了居住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⑤进入21世纪后，华人华侨对中国地方社会（尤其是华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例如，居福建百强镇榜首的陈埭镇仅有38.4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容纳了三千多家鞋企和配套企业，诞生了像安踏、361度、乔丹、贵人鸟等鞋业品牌，2009年为全世界生产了6.5亿双鞋，被誉为“中国鞋都”。海外华人及其社会和商业网络是陈埭成功故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从一个微观的层面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跨国联系特征。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②下文将通过对中国城市中影响渐强的特定群体的考察，来解读国家与跨国网络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被称作“海归”的群体，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着高度的全球流动性，并与海外居住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据估计，在过去30年间，从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等地区）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已经超过600万。近年来，跨国网络不仅体现在以集体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而且还体现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复兴上。中国政府目前在促进和推动这些跨国网络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④中国政府推动的新政策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积极吸引海外华人高端人才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将国家的政策和信息传达给海外华人社群。前者的首要出发点是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者则通过在国际场域中嵌入政治和文化意涵来提升祖国的吸引力。由中国各级政府所推动的积极的海外招聘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中国与跨国华人网络相连的主要政策倡议已经由原来的“回国服务”调整为鼓励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这就使得实质上和永久性的回到中国不再是爱国的先决条件。华人新移民归国的数量巳经颇具规模，"海归”已经成为城市精英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据相关统计，2009年中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2008年增加50%以上。2012年底，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新增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巳经达到109.13万。归国潮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经济。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仅2008年，中国的归国人员数量就占到19792008年期间归国人员总和的1/6。②海归人员有着高度的国际流动性。在2004年末和2005年初，在一项针对三百多名在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所进行的关于他们未来计划的调査中，41%的受访者选择“长期居留在加拿大”，14%选择"回到中国”，45%则表示“不确定”。而在2006年末对3000名在北京工作的归国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692名受访者（23.1%)拥有外国公民权，445人(14.8%)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③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穿梭对华人高技术移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这一规定也让很多（临时的）归国人员在回国以后遭遇到诸多挫折和不便，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外国公民权。修订现有国籍法的呼吁已经通过那些出国访问的高层官员和国内的多种新媒体传递给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如作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和协商渠道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以及国务院侨办这样的决策和执行部门。
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直接和最终的结果，但是关于双重国籍的法律认可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网络和治理的作用。为了实现与华人高技术移民（以及他们的专业和个人网络）建立密切联系的目标，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明确了跨国治理的思路。同时，这些政策尝试展示中国的重大国家关切（吸引全球华人精英促进中国发展）以及表达对新移民中髙技能人才的渴求。2004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推出绿卡系统，为那些高级归国人才、尤其是有着丰富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提供制度便利。新的政策在2006年12月由人事部公布，旨在创造“绿色通道”以吸引高级人才回国，并强调要注重人才的质量而非数量。为此，中国政府确立了归国人才或髙素质新移民的三个特定标准：可以协助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以达到国际水平；可以协助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相应地，全球性人才的招聘层次也越来越高。2008年12月，中组部推出“千人计划”新政策，提供高薪（100万元）以及其他有吸引力的项目资金和相关硬件支持，以吸引高端科学家以及华人高技术移民人才到祖国工作。该计划由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推动，并将此作为中央实施“人才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战略的首要措施来抓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将‘‘人才引进”规定为普通签证的申请事由。条例在普通签证类别中增加了字（人才）签证，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今后，凡是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以及符合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的外国人，均可以申请R字（人才）签证，并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入境出境便利。总之，中国新移民中归国的高技能人才已经呈上升趋势，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新兴的华人跨国主义的核心背景。然而，全球流动性逻辑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固有结构张力毕竟是难以解决的现实，新移民/海归认为，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政治认同可以通过推动有条件的国籍法来实现，这一要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舆论和决策者所接受，并强调要推动跨国理念和民族主义议程的有机结合。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促进海外华人的全球流动性来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跨国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清晰，网络和治理受到了普遍认可和重视。过去十年里，留学归国人员在中国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性也在日益上升。李成的研究显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共有82位（占15%)曾经在海外学习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其中有23位（占28%)在海外获得了学位，有52位（占63%)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或者以上，有7位（9%)参加过为期几个月的海外短期培训。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海归人员对全球事务的观点更倾向国际化，他们由此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可能对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一个潜在的约束。
(二）跨国网络对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含义
二战后，新加坡社会与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跨国性，很多社会组织和商业活动在推动建立和巩固地区网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新加坡在亚洲地区网络中的角色由两个主要因素所塑造：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加坡在全球来说是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从跨界亚洲意义上来说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十字路口；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还是转口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华商组织在这项贸易和本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李光耀对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新加坡是“亚洲的车轴”。③过去20年来，跨国网络在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得到了国家的强力支持。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于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如组委会主席所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基于“华人的共性”。其后的几届大会都将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人商业成功的贡献作为重点。“华人性”（Chineseness)逐渐成为国际商业网络化的战略基点。时任副总理的王鼎昌曾指出：“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让大家在一起工作变得更加容易。”④1993年，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李光耀资政坦言，"如果我们不利用华人网络来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将是愚蠢的”。⑤新加坡政府尝试在巩固和拓展其经济增长的步伐时，借助跨国网络的力量将自身打造成“地区之翼”。自80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以来，新加坡政府通过积极培养和引进大量人才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全方位重置权力的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实践形式。但是几十年来，新加坡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已经从1960年的5.76%下降到2012年的1.1%),给其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新加坡每年平均需要有6万名新生婴儿，然而2009年实际只有39570名婴儿出生，大大低于最低替换率的水平。由于本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先天性的匮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加坡政府不得不着手制定和执行多方面的政策以吸引外来移民前来工作和生活，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网罗优秀人才为己所用。2006年黄根成副总理（同时也担任国家人口委员会主席）就这一问题阐释了政府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通过移民来增加我们的人口和劳动力。我们要鼓励那些愿意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定居于此。这是做大经济蛋糕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得到更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就会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竞争力面前出现劳工数量锐减、投资撤离的困境，那样就很难有足够的资源来保证发展，我们就会因此走向下坡路。”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也明确表达了政府的担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希望经济能够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希望变得更加国际化，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持续增长的人口，而且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还要保证在新加坡所需要的各个领域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他强调，“新加坡必须网罗各类人才，我们要寻找那些有着出色的能力和充沛的活力、有着多元化的创新精神和理念的优秀毕业生、专业人士、银行家以及律师等，要涵盖我们所需要的所有领域。”③新加坡的外国人才战略既强调要网罗来自全世界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在实践中又将华人优秀人才作为主要的引进对象。④这不仅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而且主要是因为大中华区是那些希望到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潜在的最大来源地。自1992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到本地的初级学院和大学读书。获得这项资助的主要附加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必须在毕业后至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
一项针对受益于该计划的1195名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74%成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当然，大量的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也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商业网络构建中发挥着曰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标准，该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2005年外国人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数量达到1.2万人，比2004年的5300人增加明显。由于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非居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高达28.1%(其中永久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0%)。相比而言，1990年永久居民仅占总人口的3.7%，而200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1%，达到了28.7万人。2012年，新加坡公民数量为328.5万，而永久居民的人数已经达到53.3万人。对外来人才的激励措施以及诸多（隐性的）优惠政策造成本地公众的强烈和公开的不满，这些不满尤其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2011年大选中，上述议题成为激烈的竞选议题，反移民的呼声不仅充斥于网络等新媒体之中，在主流媒体中也时常被报道。这也成为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仅获得60%选票的原因（为新加坡独立后的最低记录）。为了应对这一潜在的分裂危险，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在多方面寻求增进公众和社会的包容性。一方面，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本地人的利益在多个领域受到保护（如在健康与教育补助金方面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待遇等），同时又在根本上确保通过有选择地引进外国人才来提升经济总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在尽力控制（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属性，并且通过塑造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忠诚来提升其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建构进程。李显龙曾经在很多场合告诫新移民要积极融入新加坡社会，以尽快成为这个和谐大家庭的一员。为了更好地推动这项融合议程，总理公署特别成立了“公民与人口策划署”（CitizenshipandPopulationUnit)。随着国内反移民呼声的高涨和反对党的逐渐壮大，新加坡对永久居民和入籍的要求日益严苛。新加坡的个案凸显了发展型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口流动是跨国性的，而民族国家的治理则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选民的投票）。这两者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和区域网络的模式有助于解释这些新现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个案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着眼点在于国家与跨界（华人）族群网络之间的共生、矛盾与协调，因此，在解释网络和治理的作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他学者的一些专题研究，如公共医疗领域、环境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显示了全球治理架构下跨国网络与合作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尽管在亚洲区域这些协调的机制和理念还远未成熟，尚在磨合过程中。
五、结论
笔者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论证能够初步地解读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在东亚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四个初步的结论：
首先，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分析范式依然受到民族国家框架的支配。随着该地区人口、资本、实践和理念的跨国流动的日渐增强，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分析工具，以更好地解读变化中的地缘、社会和政治图景。作为一个区域发展进程和一种分析工具，跨界亚洲的概念从以往密切的地区互动中吸收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资本。无论是中国崛起的动力、发展模式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交叉互动，无论是跨国流动的非正式和正式机制的建立还是维持，跨界亚洲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替代选择，以更好地解读过去二十多年东亚所发生的深层次转型。
第二，要深入理解跨界亚洲框架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引进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垂直建构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国家机器，应该被置于横向的跨国网络的宽广轨道内，从而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纵横交错。在该进程中，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的治理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和具体实践得以凸显。此外，网络和治理还将与变化的市场机制和监管制度并列。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回应这些新的、将国家、社会、市场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跨界模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第三，国家依然是跨界亚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表明，对于任何有意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或可被界定为“网络化国家”，并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发展型国家。其一，发展型国家的“市场友好战略”及其干预主义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技术官僚摆脱政治影响、优质高效的官僚体制以及共享信息的公共和私人咨询部门。而“网络化国家”不仅通过政策激励来影响市场和经济，它们还接触到全球性的生产、知识和族群网络，国家对经济部门的直接参与也是重要的路径。其二，如果说在民族主义的传统框架下，发展型国家要依托在民族国家内部来运作的话，作为全球化进程重要主体的网络化国家则将展示更多的跨国属性和特征。因此，包括跨国民间社会以及自下而上的机制和过程都日益重要。
第四，国家与网络的互动不应该被简单地概念化为零和博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发展充分证明了网络与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互惠的双赢关系。在两国的具体发展战略中，网络利用国家的有力支持获得发展优势，而国家也通过对跨国网络协作的参与，在企业、地方、地区以及全球等多个层面推动了新型治理形式的出现。这种多层互动营造出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成为平衡或制约亚洲内部外交和军事冲突的一种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跨界网络和全球治理有助于塑造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
作者：刘宏 单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