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样的史论形式
《汉纪》为我国古代史论开辟了更大的领域，大大推进了史论形式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有的学者已作了说明：“史书有史论，并不始自荀悦《汉纪》，但是，把史论的重点主要放在探讨历史事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供读者‘参得失’而‘广视听’，则首先自荀悦提出，并在《汉纪》中加以实践。……自此以后，我国古代史书的评论，遂沿着这一方向发展。”〔9〕至于《东观汉纪》这部集28位史官撰写的史书，其规模之庞大，历时之长久，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该书也有史论形式存在，据刘知幾《史通·论赞》所言，在《东观汉记》中则是以“序”的形式出现的。另据吴树平先生考证，“《东观汉记》的序，应该是每篇皆有。但是，今天存世者寥寥”〔10〕。先秦典籍中虽可见关于历史形势之议论，但多为只言片语〔11〕，未成系统。而两汉时期则出现了专篇史论，如贾谊《过秦论》、贾山《至言》、班彪《王命论》、赵岐《御寇论》、杜笃《论都赋》、崔琦《外戚箴》、刘梁《破群论》、崔寔《政论》等等。贾谊《过秦论》乃汉代专篇史论之突出代表，可以说开汉代专篇史论之先河〔12〕。施丁先生对其要旨作了很好的概括：“其论史，和先秦诸子稍有不同。先秦诸子往往是运用历史知识以论政，此篇则是论史之中寓论政，论史是基本的，是在认真地总结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13〕它不仅对司马迁《史记》的史论系统有着重要影响〔14〕；而且班固作《汉书》，也受其影响〔15〕。至于贾山《至言》，也是一篇重要的史论，“《至言》与《过秦》尤相近。”〔16〕《汉书·贾山传》载：“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这些都是过秦思潮影响下的史论成果，“西汉初年产生了成批的著名史论，如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晁错的言论、贾山《至言》、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等。史论活跃的局面，是汉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各方面社会矛盾推动的结果。”〔17〕关于杜笃的《论都赋》、崔琦《外戚箴》、刘梁《破群论》，也都属于史论。《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传》记：“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这首约二千字的《论都赋》是历史上较早的分析都城与政治之关系的作品，涉及到西汉及两汉之际得失成败的诸多问题，可作为史论、政论看待。〔18〕又如《文苑列传·崔琦传》记：“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这篇箴文，概说了自三代至汉宣帝间有关后妃及其族人行事的经验教训，它为讽喻外戚梁冀而作，而其意义却不限于此。〔19〕再如《文苑列传·刘梁传》记：“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可惜其文已佚。而赵岐的《御寇论》，是专门论述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一篇史论，可惜也已亡佚。《后汉书·赵岐传》载曰：“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汉代一些诸子书中也存有很多重要史论内容。如陆贾为汉高祖刘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成一书，名为《新语》。虽然历代“艺文志”或“经籍志”都把《新语》归入诸子类〔20〕，但他们认为其内容仍是谈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寓政于史。明代学者都穆在《新语》后记中就曰：“其论秦、汉之失得，古今之成败，尤为明备。”〔21〕因此，从该书撰写的宗旨及其主要内容来看，实具有明显的史论性质，它开汉初史论之先河，在汉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2〕。贾谊《新书》，也有很丰富的史论内容。南宋思想家陈亮曰：“贾生一书，仲舒三策，司马子长之记历代，刘更生之传五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固已或异于诸子矣。”〔23〕这是把贾谊《新书》与董仲舒“天人三策”、司马迁《史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归入一类，不同于诸子性质。明代学者黄宝《贾太傅新书序》曰：“通乎天人精微之蕴，穷乎历代治乱之故，洞乎万物荣悴之情，究乎礼乐刑政之端，贯通乎仁义道德之原。……如鉴秦俗之薄恶，指汉风之奢僭；请定经制，述三代之长久，深戒刑罚，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优臣子之礼，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几。凡《尤民》、《傅职》、《官人》、《大政》等篇，皆经济之大略，又有国与天下者之所当鉴也。”〔24〕这都是把贾谊《新书》看作论述国家治乱盛衰，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著作。《盐铁论》，经桓宽整理而成，是对西汉宣帝时以御史大夫与文学贤良为代表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进行辩论的记录进行编撰。从其内容以及辩论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多是论从史出，有着很丰富的史论内容。班固对此作了评述：“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25〕这说明桓宽整理《盐铁论》的主旨是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言，可见它是符合史论性质的。明代学者都穆曰：“而其究治乱，抑货利，以裨国家之政者，盖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施之后世。”〔26〕其他如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荀悦《申鉴》等，都有很丰富的史论内容。《后汉书》载：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符“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27〕今人也逐渐认识到其史论的价值，“王符作为东汉著名的政论家，在历史上主要是以讥评时政著称的。不过，由于王符之论政并不限于当时当世，而是纵览古今，以考其为政之要，这就使他的政论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史论价值，或者说，他的史论也应成为其全部学说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一点往往为许多论者忽视或不察。”奏疏是表达士人政治策略与历史见解的很重要的途径或方式，其中也有着很丰富的史论内容。贾谊《治安策》（又称治安疏）就是汉初典型的奏疏之一，曾国藩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29〕这也道出了汉代奏疏的特点及其价值所在。另外，晁错的一些奏疏也是汉初奏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天人五策”、“求贤以为辅翼”〔30〕，错又言宜削诸侯事〔31〕等。再如刘敬“建都关中”之议、“和亲”之论、伍被论“秦亡”、主父偃“谏伐匈奴”与“言分封”、徐乐“上武帝书言世务”、严安“上书言世务”〔36〕、路温舒“尚德缓刑”论秦失〔37〕、鲍宣言“民有七亡七死”、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等等，皆蕴含着丰富的史论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的思考。这些奏疏，有的可直接看作史论来研究，有的是政论与史论相兼，有的则是史论研究的重要辅助，对于概括与把握汉代历史理论整体面貌和成就、特点，是有其意义的。
二、丰富的理论内涵
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社会的奠基时期，汉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两汉的史学家，还是思想家，他们在前人基础上共同构建的历史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他们首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探究历史变动因素和古今社会变化之理这两大根本问题，即“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前者讲的是动因问题，后者说得是变化问题。而且，要自成体系，即“成一家之言”。这就抓住了历史与社会的核心，从原有的历史观念中突破出来，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新的探究。尽管先秦以来，天人关系探讨就已成为人们思考历史变动张驰之故的首要问题，但还只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也不很明确，无法形成集中的理论论述，更不用说把它与明确的史学目标联系起来了。进入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社会秩序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史学日益成熟，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要求，使得对社会与历史的根本问题需作出集中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于是，史学家司马迁遂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命题，班固、荀悦在其《汉书》、《汉纪》中也积极探究“通于天人之理”，形成了重人事究天理的史学传统；而思想家董仲舒、王充等人，更是从抽象的理论形态来关注与论述天人之理，形成了重天理究人事的思辩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又有相互交叉的地方，可以说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但又各成体系，各有自己的理论风格。两汉时期，天人关系的理论内涵更为丰富、系统。以人格意志的神意之天为主的天人之际，着重从形而上的高度抽象地论述天人感应，推出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论证；但最终还是放在尽人力这个位置上，从而限制君权与维护大一统社会秩序，达到天人和谐的发展目标。以自然之天为主的天人之际，主要是阐述人与自然的统一，顺四时而谋仁义道德之发展。以元气论为基础的天人之际，则是要从根本上来探究天人合一，更加突出人在天人合一当中的主体位置与重要作用，达到天地人的参合。以客观趋势为主的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历史条件与历史变动之间的关系。同时，汉代对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位置与作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努力突出人谋、人事在历史变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进一步为以人为本这个思想成果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有的是对以往的一种深入，有的则是对后世的一种启示。在历史变化运行方面，他们不仅对历史变化有着明确的分期意识，而且由阶段性的把握发展为具有法则性的认识。他们或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或认为历史是循环运转的，或认为历史表面、局部是变化的，本质则是不变的。总的看，对动态的、变化的历史的认识与把握，在汉代历史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积极寻找古今之通义，而且还从历史事实和理论上给予说明、论证。不仅对“变”与“常”作了分析，而且努力达到变与常的统一。两汉人们不仅对历史变化作了基本认识，而且还对历史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把握与理解，体现出多元化与深入性的理论特征。既有以道德为标准，对人性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演变过程作出阶段性把握；又有以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不断改善来反映古今之变化；既有客观性历史阶段论，又有形上逻辑式历史阶段论。从对历史演变阶段性把握发展为具有法则性看法，是汉代史学家与思想家们在历史理论方面贡献出来的又一成果，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历史演变的深入探究之努力。从董仲舒的“三统循环”历史演化模式，到刘歆提出的“五德相生”终始说所构建的历史演化模式；从历法上对历史演变法则进行认识，到治乱周复的历史盛衰交替论。这些都体现了汉代学人对历史演变的带有规律性认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备其变理”，也是汉代学人在历史理论方面的重要内容，它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共同构成了汉代历史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根本内容，共存于一个体系之中。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对社会历史变动原因的思考，还是对历史演变过程及其法则的探讨，其主旨之一就是要总结历史变理，为社会提供有益借鉴，至少主观目的大都是这样的。而且，“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的根本特性决定，古代变理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治乱安危之故。围绕这一中心，人们展开了广泛的历史思考。”〔40〕汉代人对于治乱盛衰之理的总结，有着一种很深的自觉意识。贾谊言：“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41〕司马迁著《史记》，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42〕当作其著述旨趣，这体现了一种总结历史治乱盛衰之理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刘向认为人君贤臣要察盛衰之理，明成败之端，“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汙君之禄。”〔43〕班固更明确提出“备其变理，为世典式”〔43〕的著述宗旨。就汉代而言，主要有霸王道杂之的国家体制问题，人心向背与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问题，以及大一统下的社会秩序、国家职能和民族政策等重要现实问题。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治国安邦方略，是汉代学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所寻求到的现实启示。这也更加丰富了历史理论的内涵，为后世历史思考和现实回答提出了框架，形成了历史理论范式的雏形。
三、鲜明的理论方法与特点
先秦以来，人们在进行历史思考时，往往有一个思维前提，那就是“观天之化，推演完事之类”的类推方法。这个类推方法不是一般性的方法，其关注的对象则是天与人，类推的是天与人之间的“同象”，即通过探究天这个世界的结构、运转规则，来推演人这个世界的构成、活动机制、运行规律。汉代史学家、思想家在探究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时，仍然没有脱离这种思维惯性，但他们把天地人看作三位一体的时空结构体系，来探究人类历史演变，形成了天地人参合的理论形态，显示出汉代学人宏阔的理论视野。两汉时期，无论是系统的天人感应论者董仲舒，还是史学家班固，社会批判者王符，都对天地人参合这个世界观作了论述，形成了以董仲舒的“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为代表的具有神秘性的天地人参合之道和以王符“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为”为代表的具有元气论基础的天地人参合之道。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都对人们认识宏观历史及其所形成的历史理论，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一种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以元气论为基础的天地人参合，可以说是汉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宇宙认识论中的最高体现。以这样的世界观与宇宙观为指导所产生出来的历史理论，则具有很强的人本主义精神。可以说，天地人参合是汉代学人探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原因的重要思维模式与世界观。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经世特色，这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有关。无论哪种史学主流意识，都把经世致用功能看作其根本目标。探究历史动因、把握历史演变趋势、寻求历史演变法则与应对原则，都是为治国安邦这一根本目的服务。而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正得力于汉代史学家的努力。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就是“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长于治人。”他著书就是要“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45〕班固撰写《汉书》，亦要“备其变理，为世典式。”〔46〕荀悦提出“立典有五志”〔47〕，通过历史考察，彰显社会法式与道义，鼓励人们积极地进行历史创造活动，这是全面系统的史学工作要求，是继司马迁之后对史学工作任务与目标作出明确而有条理的理论概括。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申述以史‘资治’的意义及为符合这一目的而应采取的内容是班固没有明白说过的，对后来的正宗史学是有影响的。”〔48〕刘隆有先生对此说得更为具体：“著史以供鉴戒的目的，逐步在明确。但无论司马迁，还是班固，都还没有把它作为其著史的全部和最高宗旨。把写史同封建政治结合得这样自觉，公开宣称写史的宗旨，就是拿历史的鉴戒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并为此对所写史书应当达到的标准和记事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荀悦乃是第一人。”〔49〕至于董仲舒、刘向、歆父子、班氏父子所提出并进行理论论证的“三统循环说”、“五德终始说”、“汉承尧运”说，都有很强的政治实用色彩，均为当朝统治者寻求一种政权合法性与统治合理性而提供理论依据，也是为了服务于维护大一统社会秩序。“公羊三世说”，虽在汉代没有显示出功用来，但其所具有的深远历史影响，则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成为诸多改革家的思想武器。此外，“通古今之变”不仅为史学家探究历史变化这一史学内容和目标的明确表达，而且也成为汉代学人们思考、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论方法，即以通变的意识和态度去认识天人之际、历史变化、国家盛衰和社会问题的，这是汉代史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是汉代历史理论的时代特征〔50〕。通过史学家、思想家的努力，汉代历史理论形成了自身的基本框架，构建起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总结这些理论成果，是由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
作者：靳宝 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