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特征突出，民间文化遗产丰富
据史志记载，遵义地区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属泛称的“西南夷”地域。史学家普遍认为，濮人（仡佬族）是黔北土地上的原生民族，今天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就是仡佬族的大本营。从古至今共有仡佬、苗、土家、布依、彝、侗、回族等38个少数民族在黔北这片地域上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如仡佬族、苗族、彝族等在一定的地域内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语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习俗、生活生产方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因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在文献记录的内容中都显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如黔北各县市的地方志中都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相关民族的族源、经济发展、语言文字的产生、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是今天我们研究了解该地区民族的借鉴和依据，也引起了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其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闻名遐迩却濒临失传的危机，如桐梓的“蛋画”、遵义的“核雕”、赤水的“竹艺”等。为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遵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根据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关于搜集、整理、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指示精神，历经10余年，编纂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歌谣•遵义卷》、《中国故事•遵义卷》、《中国谚语•遵义卷》、《遵义花灯音乐》等书籍，受到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的赞誉。
（2）地方志书代代赓续，成果斐然
聚贤修志，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地方一大盛事。黔北也不例外，自宋、元以来，地方志书代代赓续不断，成果斐然。据文献记载，黔北在以往六七百年间撰就多部志书。现已不存的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表明修志的优良传统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挥。到了清代，在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郑珍、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为三部优秀府志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该志的体例最为科学完备，誉之为“府志中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也认为该志可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齐名”。黄万机对《遵义府志》作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卓出众家，独具特色。总之，《遵义府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中，都堪称上乘，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民国年间，先后由杨兆麟、赵恺等先辈纂辑的《续遵义府志》，率遵郑、莫章法，记述了清末若干史实，可供编写新志作为翔实的参考；抗战时期由竺可桢主持、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开创了20世纪新编地方志之先例。上列的几部珍贵的典籍皆为黔北地方文献中的传世佳作，享誉志林。就现今而言，涉及黔北各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志书同样俱全，为学者研究黔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3）口头文学丰富，口传文献比重大
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寓言、歌谣、文人文学等文献，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导致流传下来的书面文学很少，多为口传文献，是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才得以留存至今。如在道真、务川一代口头流传的苗族喜唱的盘歌，很有趣味性和知识性；苗族的诗歌作品广为流传，民间歌谣有古歌、叙事歌、礼仪歌、劳动歌、情歌、山歌等，谜语在苗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布依族的文学艺术多为口传心记；侗族的文学多是口授言传流行于民间；彝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改土归流后，随着彝族地区君、臣、师三位一体地方政权的解体，仅一些布摩按世袭家传的禁忌令，将祖传的历史文献袭传，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殆尽。现已搜集和翻译的神话、传说故事有数十个。现搜集的口传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民族学、宗教、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视野找到所需的内容。贵州民族学院编印的《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传说集》，载有黔北地区口头流传较广的神话、人物、风俗、地理、物产等传说故事60多个。
（4）宗教信仰浓厚
处于原始、低级社会阶段的人类，面对难以抗御的强大的自然力，只能寄予有超自然的神力给他们以庇护，他们对某一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赋予灵性，寄托希望，时间一长就成为本民族的形象象征和精神归依，从而敬仰、崇拜它，这就是原始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长期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藏在黔北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在口传文献中有大量体现。苗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他们认为那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仡佬族则崇拜竹子，作为图腾的竹，在仡佬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除竹制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外，打篾鸡蛋成为黔北仡佬族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在黔北的道真棕坪、正安谢坝一带一直到1949年前的每年的正月初四（竹王的生日），仡佬族人都要备糍粑豆腐、刀头酒礼、香烛纸钱等到竹林中敬竹神。黔北傩戏的产生，就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傩祭，是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具有古朴、粗犷的特点，宗教色彩较浓。在少数民族大量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及生产生活歌谣中等文献中，也涉及有崇尚祖先，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对仡佬族首领竹王的完整叙述，南宋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述彰显神话了竹在仡佬族人心目中的地位，反映了仡佬族人与竹的密切关系。东汉初传入中国的佛教，两晋时已对黔北有影响，兴起于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前后，黔北兴建的一批佛寺是贵州佛寺兴隆最早的地区。方志有载，大地有迹。黔北地域文化在两汉时期开始受到中原文化渐次进入的影响，播州改土归流和南明流官文化的交流沉淀，为黔北地域文化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开启之功，发展到清康熙朝，黔北地域文化已基本汇聚成型，步向繁荣发展阶段，已成全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属于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厚的文化内涵积累了黔北地域文化精华，大量的黔北地方文献随之产生，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被代代记录传承下来，构筑了黔北区域地方文献的自身特色。
作者：严易平 申茂银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