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因分析
为什么大学英语教育政策会表现出上述特点？下面我们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下原因。社会学制度主义首先关注环境在政策变迁中的影响，即所谓同构性逻辑，该逻辑认为制度必须适应环境变迁，与此同时并不排斥组织和制度对环境的能动性。作为教育政策的子系统，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安排无疑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塑造。建国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管理体系及与之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央集权化管理模式中，政府将高校纳入行政体系内。事实上，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机制安排中，政府长期处于极强地位，直接干预制度安排，而高校和社会处于极弱地位，很少参与决策。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方式的计划调控，一是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在这种体制中，政府以行政手段调配教育资源，此时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基本上是政府意志的反映，难以在短时间内察觉政策执行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落实。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教育资源配置手段，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管理的思维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制于宏观社会背景。可以说，同构性逻辑制约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创新。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历史积淀对政策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累积性，当前实践是构建于过往基础上的，在一个当前实践下面体现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和理解力。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在当代的结构和信念中我们可以感到历史的沉重之手，现实制约着未来。[3]因此，现行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可谓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残存理念“沉淀”的结果，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回归对传统的研究。由于中国社会长时间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人们把无条件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价值标尺，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也依然保持高度同质化。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就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事务由政府直接主导，社会团体（包括大学生）只有责任和义务去完成政府的政策安排，而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最终导致大学英语教育政策从教学目标到教学设置，片面强调外语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同时，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形成的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专业人士）、高校和大学生。由于这些群体长期形成的适应性心理，使其不可能大幅度调整大学英语教育政策。首先，政府是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只会依据先前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进行政策微调，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最终目标。其次，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领域中，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高校为降低出现目标预期的未知度，长期以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对原有政策或新政策基本上采取“照搬”的态度，表现出忠实型执行主体特点。最后，作为政策的目标群体，大学生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态度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受传统儒家观念影响，加上自身英语水平起点低，因此不管政策效果怎样，无论政府做出怎样调整，大学生都只是“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乃至“无所谓”。
2制度创新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促使制度创新的动力往往源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所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许以及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理性上的质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之际，各种政治力量围绕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发生激烈冲突和力量博弈，从而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4]对此，美国制度学者克里尔也曾指出：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临界点，是指重大变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的重大选择将会决定下一阶段的历史发展道路。[5]综观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变革，笔者认为，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创新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2.1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当前，随着进一步深化的社会转型和全面铺开的事业单位改制，为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变革在宏观背景上营造出一种势在必行的情势。宏观政策环境既对行动者进行限制，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机遇。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等行动者应抓住宏观结构变革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促使大学英语教育政策进行制度创新。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变革过程中，政府长期居于高端，发出指令性决策，但由于单向传递，政策被视作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对来自下面的反馈信息要么忽视，要么由于传递层级过多而失去反应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最终造成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费时低效”。因此，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创新的制度建构中，应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所在，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立足于为政策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保障服务这一基本点，将政府的职能分化为“该管”的职能和“不该管”的职能，该管的如政策评估和经费投入等职能要强化，“不该管”的像课程设置、教材出版和考试评价等职能则要坚决下放给学校和社会。
2.2建构多元网络模式
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育政策主要是政府集权化的产物，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合力始终没有形成，导致无法及时反映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从其执行过程来看，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大学英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政策制定者并不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多是适应变换的政策环境和应对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而出台的政策，表现为临时应急性被动选择，长此以往难免会影响到大学英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政策实施后的效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使得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随机性和滞后性。此外，由于大学生具有多变性、可变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制定符合大学生需求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绝对不能忽视来自目标群体方的充足信息。因此，有必要建立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多元合作网络机制，以便及时了解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开展情况，掌握社会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的反映，进而有重点、有选择地调整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多元合作网络机制是指政府和高校等其他社会实体在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6]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计划干预，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多元合作网络机制能够避免科层式治理中的政府失灵，也能克服市场式治理的市场失灵。由于多元合作网络机制强调经常性互动及其带来的共享价值和信任的扩展，使得网络产生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多元合作网络机制的人员组成结构应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确保高校、教育中介组织、专家、家庭和大学生等各界人士都能参与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应对各利益团体给予充足的法律支持，保证他们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网络机制中的充分发言权和其他权益。
作者：陈建琦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