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展开了研究，并就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思考，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思想 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化的重要环节和方面。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纷纷从文化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关问题，深刻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选择。
一、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思想的研究特点
（一）从文化的个性维度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学者大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切入研究。澳大利亚尼克奈特指出：“像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宏大而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本身就可能潜伏着解释的多样性。”[1]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强调，国外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仍然很不够，比如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易经》是被当做东方宗教来学习的。
（二）从文化融合的视角透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韩素音认为：“辩证唯物论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的这一过程，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2]美国施拉姆指出，毛泽东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德国皮特·奥皮茨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过程，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三）多学科研究并举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国外研究者广泛借鉴、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该问题。麦克法考尔、奇克、高德曼和史华慈等，就借鉴了文化学、文化哲学等研究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则从邓小平生活的时代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对青少年时期邓小平的影响。[5]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异常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门社会伦理学，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个人品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6]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还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毛泽东的《矛盾论》文本进行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解读。
二、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参考贾斯帕·夫斯米斯、费正清、施拉姆、乔纳森·昂歌等各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内容，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思想的内涵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皮特·奥皮茨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索，他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施拉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源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做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7]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广泛融会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造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美国戴维·W·张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所存在的“三种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国外民主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国外的价值观，马克思或非马克思的则只是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8]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施拉姆比较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两者产生的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没有改变：即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美国罗伯特·库恩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的理解和分析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需要的角度进行的。[9]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文化思想的探索、阐释和论证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客观存在，不断地融入发展变化的中国实际之中，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文化渊源的研究
正如美国加州大学魏斐德所说：“思想必须在思想的来龙去脉中才能被确定。”“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然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国外学者众说纷纭。
（一）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施拉姆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探索中，认为毛泽东早年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日本竹内浩、法国R·加罗弟、美国窦宗一、英国杰克·格雷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依据为：第一，由于中国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和哲学始终自成一派，毛泽东的思想在语言结构上正是承袭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传统；第二，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无本体论的观念，毛泽东也不讨论本体论，因此他的哲学是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发展；第三，与中国传统强调文化的政治化一致，毛泽东始终把文化和哲学视作政治的主要部分和重要载体，强调文化和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
（二）国外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美国费正清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民族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邓小平在农村中所采取的“合同制”（责任制）完全符合孔夫子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10]俄罗斯杰柳辛则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以及富国富民的政策完全符合关于统治者的作用的中国传统观念。如“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戴维·W·张则认为有必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信仰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他认为，邓小平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300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11]国外学者从中国历史传统的角度看待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然而，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忽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而只强调它的传统文化因素，就会使邓小平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2]因此，在研究进程中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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