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在分析经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目前，农业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城市化偏向造成农民和市民经济收入落差，农村发展中的自我污染和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恶化了农民生存环境，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农村传统文化流失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文章最后为促进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治理农村环境、重建农村生态，改善农民生活、提高生存质量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共享发展；农民；政治经济学
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确了发展的最终归宿，是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共享发展的范围是全民共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中全面二字就体现了发展成果的覆盖范围是全体人民。农民作为我国重要的人群，理应分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然而现实中，农民在经济地位、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层面分配到的发展成果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让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是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挖掘制约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深层原因是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一）农民分享发展成果是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农民占到我国总人口的将近一半，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全民共享是让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都享受到发展成果，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内含了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实要求。人民能否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是判断改革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农民作为我国数量多、贡献大、影响强的重要群体，能否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决定改革发展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长期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长期落后，阻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造成了农业剩余的流出，可以说农民的相对贫困正是城市居民相对富裕的原因，经济新常态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要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到经济的过程建设和成果分配中，逐步消除城乡差距，是破解当前农村问题的重要任务。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只有让普通农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有温度的发展，有质感的幸福。
（二）农民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马克思，1972），“只要人类仍以动植物为主要食物……就全世界而言就决不能没有农业”（张培刚，2002），农民作为农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其生产劳动在国民经济中处在基础性地位。紧张的人地关系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魔咒，然而农民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这不仅是中国的奇迹，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农民绝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人……受传统农业制约的农民，不可能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的增长……无论如何精于农场管理的外部专家，也难以找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的显著无效性”（舒尔茨，1987）。农民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展现出惊人的智慧，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变革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新中国的历史演进就是一部农民的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改革集中了农民的发明和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属于农民的创造。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制度管理逐渐松动，进城农民工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弥补了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缺陷，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如今，农民不仅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农民在经济发展成果分享中处于弱势地位
贫穷是农民的标签，尽管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农民收入的绝对量有所增加，然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日渐扩大（钞小静、沈坤荣，2014；陈斌开、林毅夫，2013），依然不能改变农民相对贫困的经济地位。舒尔茨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而穷人多以农业为生，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了许多真正的经济学原理。”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变农民落后的经济现实，不仅有利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作为工人阶级最为稳定的同盟军，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然而由于长期经济地位不足造成农民并未有政治优越感，农民的参政积极性不高，中国农民在政治中依然是弱势群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民的问题并不是作为农民本身的问题而被考虑，而是由于它影响到了另外一些利益集团，并且涉及全局时才被重视”（盛洪，2003）。农村在制度供给上也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使农村的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城市倾向加剧了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的差距，农民更无力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甚至增长了农民的仇富心理。经济地位、教育资源和政治参与的相对落后决定了农民在经济发展成果分享中的弱势地位。
二、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分析框架
共享发展的内容是全面共享，任何能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发展成果，包括物质财富、生态环境、文化道德、政治权利等都应该被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发展应该是全面自由的发展。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得以存在的前提，人作为自然的生命存在具有天然的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能力，这种动物性的本能是人类存在和延续的前提。因此，经济发展要实现生产资料和生态环境的共享，以完成人自身的再生产。人的本质取决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制约和影响着自然属性，使自然属性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发生联系，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再生产的条件和前提。人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升级，不仅需要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优良的生态环境，还增加了政治参与、社会文化和精神充实等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因此发展中还需要在提高生活质量层面给予人民更多分享。日本农学研究者祖田修教授认为人们的劳动实践和自我形成是在充满矛盾的空间中形成的，生命在自然、经济和社会都具有一定自律性的、充满个性的地域空间中生存，并基于此提出生命空间理论（祖田修，2003）。农民在其生存空间中完成了自身的经济价值、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创造和提升，农民的发展即经济价值的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本文认为，农民生存和延续的前提是在经济领域共享再生产的资料，使农民具有满足自身发展自身的能力。同时农民的生存价值也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共享，山清水秀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是提升农民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证，另外社会保障、精神文化和政治参与等共同组成了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因此，让农民参与共享发展，不仅要体现经济领域的共建共享，还要关注农民在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共建共享。本文在生命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农民未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环境和生活层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对策。
三、农民未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原因分析
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显示农民并没有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领域、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三个层面的价值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农业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城市化偏向造成了农民和市民的经济收入落差，农村发展中的自我污染和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恶化了农民的生存环境，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农村传统文化的流失降低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一）经济领域层面
首先，农业特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传统农民作为农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经济收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农业增值速度。农业是培育有机生命体的行业，生产周期具有固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而且对种植面积、土壤成分、水域质量和气候条件要求较高，农业对自然的这种依赖性决定了其经济增值速度较低。区别于机器大工业，农业生产中的周期性和季节性难以调整，机械化的技术进步只能在个别的播种、培育或者收割阶段起作用，对整体的生产周期的效率影响不大，因此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效益转化也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户经营分散，农产品市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的外部性强，发明专家和技术先驱的利润消减速度快，因此农业的专利技术研发数量远低于其他产业。经济效益过低导致农民在生产中的科学技术研发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农业的发展速度。作为国民生活的必需品，农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都比较低，且供给产量经常受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波动明显，因此农业投入的回报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投入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不仅收益率低而且风险较高，不利于实现利润增值和资本周转，因此资本在农业生产中不断流出，造成农业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足，降低了农业的增值速度。其次，制度的工业和城市化偏向造成了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在经济上的落后程度。经济发展初期，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成对农民的第一层不公平。统购统销制度使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生产的经济价值不能完全实现，农民除了农业税之外，还要承担工农剪刀差造成的超额税收。农业生产的剩余被强制剥夺作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原始积累，农民缺少发展基础的生产积累，造成农村经济持续低迷。城乡分割的政策体系阻碍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城乡二元结构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农民穷、农村苦的局面。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造成对农民经济收入的第二层不公平。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松动，“农村仅仅依靠农业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大量农民被迫选择新出路，要么成为本地域的兼业农业家，要么外出到大城市寻找工作”（祖田修，2003）。本地的兼业农业家受资金投入能力的限制多从事产业链较短的产品初加工，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导致乡镇企业的发展存在瓶颈。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个人能力的限制，多从事繁重简单的体力劳动，工资水平低，劳动权益不能得到保障。企业中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同工不同酬，“民工村”与城市居民社区泾渭分明，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农民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不能得到足额的经济补偿。
（二）生态环境层面
首先，农村发展中的自我污染给农民的生存环境带来破坏。农业耕地的面源污染和村落附近的点源污染是影响农民生存环境质量的两个方面，农业生产造成的面源污染是农民生存环境最大的威胁。化肥、农药和薄膜的使用弱化了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被称为是农业的三大产业革命，然而这些石油产品的过量使用给农民生存环境造成了危害。这些石油产品的过度使用污染了农村的土壤、水源和空气，不仅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降低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堆积的有害物质通过农作物的新陈代谢传递到农产品中，危及全体国民的生命安全。石油农业还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生态循环系统，传统农民将生产和生活垃圾集中发酵处理形成农家肥从而提高耕地的再生产能力，化肥对农家肥的替代中断了这一循环，而农村垃圾处理的配套建设供给缺位，农民只有自行焚烧或直接倾倒生活垃圾，加剧了农村周边的点源污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物质消费能力也大大提升，生活垃圾的不断堆积必将成为制约农民身体健康的隐患。另一方面，农村工业的发展也给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地处偏远的乡镇企业一般从事低端加工业，污染治理资金和技术不足，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气直接排放，破坏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和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其次，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加剧了农民生存环境的恶化。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有污染物的直接转移和污染源的间接转移两种形式。城市和农村经济梯度的差异是造成城市污染物向农村转移的根本原因，落后的经济现实决定农民更关注经济利益，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排在次要位置；而城市的经济发展带动了需求结构更快的升级，对环境利益的需求更为迫切。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就是城市居民用经济利益和农民的环境利益进行交换，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就成为城市垃圾的堆放地或者填埋场。这看似符合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经济收入的改变是暂时的，而环境质量的影响是长远的，生存环境破坏对农民的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双重危害，影响农民的再生产能力，使农民经济发展能力更加落后，造成经济收入和环境质量的双重落后。污染源方面主要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损企业的生产基地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城市环境标准的提高挤出了“三高”企业，而农村对经济起飞的迫切需要使其充满引进企业的热情，因此“三高”企业的转移就顺理成章。然而生产基地转移的同时治污设备和环境技术并未同步转移，而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缺位对污染的治理能力不足，导致同等污染在生产基地转移之后的危害更大。
（三）生活质量层面
首先，政策的城市化偏向加剧了城乡生活质量的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主要改革如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改革、主导产业发展等均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享受了更多的改革红利，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完善和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而农民和农村则逐渐被边缘化。基础建设投资的落后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加工的基础设施落后和交通阻塞阻碍了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又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长期得不到实现，不利于农民精神人格的独立和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会降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80%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民的人均卫生事业费不足城市的一半，经济收入水平落后的农民在高昂的医疗费用前只能望而却步。教育是民生的基础，农村地区分散的居住形式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然而教育资源的城市化偏向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本的落后，新生代农民不仅缺乏农业生产的专业技能，又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以进入城市。可见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向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阻碍了农民的个人发展，使农民在发展中的存在感和获得感缺失，降低了农民的生存质量。其次，农村社会文化变革与流失降低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我国小农经济长期都是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文化环境的传承比较稳定，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生活的农民对外界冲击反应相对迟钝，生产和生活方式创新和变革的速度相对较慢。改革开放给农村文化带来了新的冲击，农民基于自身受教育能力的限制不能迅速适应变革的大环境，原有的生活方式又不断遭到调整，在改革发展中更不容易赢得获得感。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出现松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而农民工队伍的不断扩大又给农村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进城的农民工不能和城市工人享受同等待遇，也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生活在城市而消费在农村，农民工成为不断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同时，在农村留守的妇女和老人劳动能力较弱，不利于农业的创新和发展。伴随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妇女也逐渐转移到城市工作，父母的离开使农村儿童的教育变成隔代教育，改变了文化传递的方式，新时代的文化元素不能有效传递，造成农村文化传承的变革，这种不连续的文化传递不断冲击农民的精神和人格，破坏了农民的自我认同感，降低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四、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政策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是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应从提高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劳动力转移两个方向提高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首先，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加大对新型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以及新型农业产业园的建立，发挥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农业生产不仅提供农产品，还具有净化水质和空气、消化噪音的生态环境功能和提供农业观光和休闲体验的社会文化功能，由于生态和文化功能的外部性特征，这些环境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经济补偿，更多的则被城乡居民无偿分享。要充分挖掘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加大对农民的经济补偿，让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实惠。其次，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城镇化的推进加速了各项经济要素的城乡交流，进城务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经济来源。利用职业培训提高农户的劳动力质量，逐步抬高农户的劳动力价格，同时通过再教育提高农户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能力，促进城乡信息流通，逐步消除城乡差距。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让农民工在社会发展中能分享到应有的经济回报。
（二）治理农村环境，重建农村生态
农村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农业生产质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建立城乡协同治污体系来改善农村环境，促进生态重建。首先，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高投入高消耗的石油农业造成了土壤板结、空气和水源污染，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只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化才能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积极推进农业的生态化进程，通过农业生态园区将农业生产与休闲观光合二为一，实现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积极推进农作物以及经济作物种植和水产品养殖的一体化，将种植和养殖中产生的废弃物作为对方产业的生产要素，实现小范围资源和废物的循环利用。其次，促进城乡协同治理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通过对城乡资源要素的整合，推动治污技术共享、治污设备共用，逐步构建城乡协同的污染治理体系。完善企业转移制度，促进生产基地与治污设备和技术的同步转移，加强对乡镇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利用制度规范约束排污行为，对主动采取清洁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三）改善农民生活，提高生存质量
社会保障不足和农村文化的流失降低了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存在感和获得感，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生存质量要不断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并积极促进农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首先，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进程，补偿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损失，让广大农民能够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立足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统筹城乡资源，利用新时期的农村倾斜政策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扩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提高社会保障的支付能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的法制建设，提高社保部门的管理权限，不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把每一个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的体系。其次，积极推进农村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加强农民的精神文化建设。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充实农民精神生活的主要资源，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加大加强对农村教育和再教育的支持力度，让新生代农民有机会并且有能力参与现代化教育，不断丰富农民的知识体系，让农民能真正理解并跟上技术的变革和时代的进步。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的科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农民认识到文化生活的重要性并自觉自发的参与到农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作者：李雪娇 金靖壹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