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大城市有着强大的吸纳能力，人口的集聚使得特大城市规模愈发庞大，社会风险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特大城市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势在必行。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格局和治理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关键词：特大城市；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一、特大城市的界定和社会治理的内涵
1.特大城市的界定2011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定义的“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标准，中国目前的特大城市已达10个，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等。特大城市聚集了社会综合资源，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社会治理的内涵“治理”不同于“管理”，政府也区别于“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1)聚焦理念层面。社会治理奉行社会本位，主张公民社会的治理理念，强调政府与社会各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合作关系，是一种协商民主、协同治理的管理思想。(2)聚焦主体层面。对于社会治理的主体考量，不能狭隘的局限于政府单一角色的参与，更应该社会、公民等多重主体因素的协同参与。(3)聚焦手段层面。“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灵活的运用分权、民主以及柔性服务等方式方法来推动法与德的良性互动。(4)聚焦权力运行过程层面。社会治理过程种平等化、多元化、协同化的权威来源为各多种权力的双向或多向互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每个社会主体均可以在法治保障的范围内，积极、自主、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权力。
二、社会风险与特大城市快速发展相伴而生
1.特大城市的结构激变第一，产业结构。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的成熟度落后于变化速度。各大城市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产业，但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其成熟度达到标准，核心技术仍无法掌握，各大产业的成熟度不足以支撑目前的经济结构。第二，社会结构。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分布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社会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状态中的一个标志。但特大城市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属性、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这种状况无疑增加了特大城市的治理难度。第四，空间结构。特大城市空间结构尚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人口规模的膨胀、城市的扩张没有与道路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而同步发展。2.政府治理模式建立但未有效社会治理的过程环节有很多要素组成，例如，表达、决策、生产以及问责等等，据现有情况来看，起重点及重心环节仍在于生产。而对于表达这一层级，利益表达机制发展尚不够成熟，无法给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来倾听其需求、意见，公众利益诉求渠道受阻。在决策环节，相关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已经建立，如听证会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公民参与受到法律保护，但公民参与决策的具体操作规范缺失，执行效果差强人意。评估与问责环节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后一重保障，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流于形式，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与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与变革。
三、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
1.重塑治理观念重塑治理理念，政府定位是首要问题。在应对特大城市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时，政府应摒弃旧有的理念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公共需求为导向，联合市场和社会两股力量，形成科学、民主、人本和服务的治理理念、促进治理主体多元、提高治理能力的协同。社会治理工作中，对于如何更好的减少对社会行动后果的接受阻碍，可以更多的考虑人民参与的有效因素。换句话说，当前的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仍是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引入人民的有效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事件的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未来政府的有效、科学决策提供宝贵经验。2.促进自主社会网络形成首先，确保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的平衡。政府的治理手段的单一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充当“裁判员”的角色，更需要市场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来进行社会治理，这三者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通过协商、合作、对话实现社会治理。其次，积极培育民间组织。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控、降低登记门槛；合理安排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转移职能；给予社会组织日常运行所需的各种支持。3.设计长远发展的治理机制第一，治理主体再造机制。首先，政府再造。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进一步确立起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双赢的目标与考核体系；重视公共财政民生方向的投入，促进社会医疗、体育、教育、文化和卫生的协同发展。其次，社会再造。构筑大城市非政府组织集群，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升基层社区自治能力。最后，市场再造。把市场培育成为可以与政府、社会形成势均力敌的一方，具体策略包括:放松民营资本对国家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大力提升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活力等。第二，利益表达机制。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第一，致力于一个平等化、公平性利益表达权利格局的形成，从而群体性，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有效的话语权；第二，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开辟形式多样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如：信访制度、利用新媒体传达民众呼声和电子政府等。第三，引导公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最后，特大城市应建立市民政治决策参与的制度性平台，如市民民意调查制度、市民代表听证会制度、官民协商谈判制度、市民投票表决制度、法制化“代言人”制度等。让各种利益群体代表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有话语权，保证政策的出台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与支持。
参考文献：
[1]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91-104.
[2]金太军.创新社会治理的焦点领域[N].新华日报,2015.
[3]张海东,谭奕飞.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J].中国建设信息,2015.
作者：赵静 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