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文化部曾公布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漫扶持计划名单，其中不仅有《滚蛋吧！肿瘤君》等市场、口碑较高的影视精品，《郑成功》《飞虎队长》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同时还有以革命和抗战为主题的《漫画红都》《犟驴小红军》等，更有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大圣归来》。可以说，影视作品在传播价值观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然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与平台。新世纪以来，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我国影视市场日趋完善，而其中创新价值最为突出的就是国产新主流影视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旋律”影视剧。“主旋律”影视剧代表了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具有市场、艺术、社会等多重属性。我国主流影视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全媒体时代的“主旋律”影视剧却呈现出一些新特色，并集中体现在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形态上。
创新化题材下对英雄的召唤
回顾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作品，不难发现，家庭伦理剧、都市言情剧和古装历史剧始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三大题材类型。而近年来，宫斗剧、穿越剧、谍战剧也愈见流行。可以发现，一方面，我国电视剧创作题材越来越丰富，产量也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电视剧的生活化越来越弱，甚至有些电视剧所架构的世界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媒体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推崇高收视和低俗趣味，未能触及生活本真。现代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以及精神上的主观困境都没有得到真实反映，缺乏应有的价值观引领和精神鼓舞。创新化题材虽然进一步推动了影视剧的市场化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影视剧作品中英雄的“衰亡”。2015年的《大圣归来》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它充分满足了受众对英雄和信仰的呼唤。目前，影视剧的核心受众开始出现低龄化发展趋势，青少年群体成为影视消费的一大主体。许多年轻受众更喜欢时尚、科幻、动作类视觉大片。而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传统的可承载主流价值观的主流影视剧，本就没有太大的市场，如此一来更难得到青少年受众的青睐。面对这一问题，《大圣归来》巧妙地将青春时尚元素与主流价值观相结合，不仅通过创新提高了电影艺术水平，也升华了电影主题，深受广大“80后”“90后”受众喜爱。《大圣归来》也是我国银幕英雄的再度归来，可以说，《大圣归来》昭示了一条影视剧发展的正确道路，就是立足传统文化进行题材创新，坚持对银幕英雄与信仰的召唤。这不仅是一部与主流价值观紧密结合的优秀作品，更是传统文化本土创新的成功实践。生活化的英雄成长叙事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头戏，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作品的主题和创作思想。在和平时期，英雄大多集中于刑侦剧和反腐剧中，而在这些类型的影视剧中，英雄化叙事最为显著。为凸显英雄勇敢、坚忍的品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创作者通常会设计一些悲剧情节以戳中受众情感的“痛点”。但在后现代主义时代语境下，尤其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占主导的社会语态中，受众对这类英雄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甚至是质疑。面对多元的文化形态，主流影视剧在形象塑造上也开始做出调整，尤其在英雄形象的刻画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电视剧《于无声处》就是大众化创作的典型，主人公马东善良勇敢、充满智慧，但又有些鲁莽、耍小聪明等缺点。工作中的马东，靠着智慧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不管是都市精英冯景年，还是地痞混子王宇航，或是门卫保安齐延志，马东都可以和他们打成一片。但是在情感生活上，马东却显得稚嫩冲动，毫无顾忌地追求冯舒雅，在思想政治上有着较大薄弱点。结婚后的马东，一副好丈夫的形象，孝顺老人，爱护妻子。马东的英雄形象被解构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当面对儿子的工作问题时，马东也有着同其他父亲一样的私心，放下身份面子去托人找关系，完全没有了以往荧幕英雄的“高大上”。但当他“请战”去与间谍周旋的时候，人们又发现了他高大的一面。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安全人员，因工作特殊性，通常需要淡化自身的角色，以普通人的状态融入生活，以便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生活化的英雄成长叙事不仅体现了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写实，既满足了受众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与审美需求，又在生活化叙事中凸显了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并润物无声地传达了主流价值观。
个人化视角下的情感观照
长期以来，集体主义思想都是主流社会所强调的核心观念，无论是封建家长制的续存，还是家国同构关系的架构，其核心内涵都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依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内在秩序。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始终将集体主义视为平衡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关键。因此，许多影视剧在情节安排上，尤其是在凸显英雄形象的英雄化叙事中，都会“一边倒”地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与奉献。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造成人物形象情感渲染不够，个人意识淡薄，本质上是违背艺术“求真”的创作规律的。传统影视作品中的英雄，都是为了集体可以毫不犹豫牺牲个人的角色，这种固化的人物模式通常会赋予作品较强的悲情色彩，但却不利于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呈现。全媒体时代，民主社会的进步，以及大众文化的觉醒，使得人们在集体主义的准则框架内，有了更多表达自我意识的欲望和需求。因此，新时期影视剧创作必须要充分考量这一点，以凸显对个体意识的尊重，实现个人化视角下的情感观照，以进一步增强影视剧的感染力，提高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果。有别于以往主流影视剧对英雄人物的完美化塑造，新时期的主流影视剧将更多视角放在了那些平凡普通、有血有肉的社会个体身上，以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受众，进而引发受众最广泛的共鸣。例如，影片《唐山大地震》的背景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但它触动的却是刚刚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全国受众的心。在影片中，李元妮是一名平凡普通的唐山市民，大地震过后，她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在面临儿子、女儿只能救一个的艰难抉择下，忍痛作出选择救下了儿子。出人意料的是，女儿最终活了下来，但她心理却蒙上了一层阴影，内心充满了对母亲的恨。传统主流影视剧对影片中的英雄形象进行了淡化处理，所有的关注点都只是那个被地震摧毁的家庭，甚至单纯地将视角投向了那个毫不起眼的李元妮身上。最终影片并未过多地描述灾后重建的景象，而是用更多的镜头语言讲述了普通人精神家园的重建，在情节安排上，让因唐山大地震而家庭破碎的人们在汶川地震期间重逢，随着母女之间的重归于好，受众的情感也被推向了高潮。
类型化处理下的柔性传播
类型化影视剧的产生不仅与受众审美心理趋同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与影视人倾向于借鉴已有创作模式和经验有着内在联系。类型影视剧在受众印象中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固化的审美定位，所以“主旋律”影视剧可以借助类型影视剧对想要传达的主流价值观作隐性处理，进而达到柔性传播的效果。而电影《风声》和《云水谣》无疑是主流影视剧类型化处理后实现主流价值观柔性传播的成功案例。在电影《风声》中，情节的重点始终在“谁是老鬼”上，金生火、李宁玉、吴志国、白小年和顾晓梦被禁闭在神秘的古堡中，武田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对这五个人的身份排查，而被排查的五人之间也相互猜疑和试探。紧凑的情节推进和神秘幽暗的空间，赋予了电影极强的艺术张力和悬疑感。电影设置吴志国和顾晓梦二人为地下党人员，并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悲壮的结局。画面集中凸显了顾晓梦在严刑逼供中沉着、冷静的品质，以及她自我牺牲的精神。武田对五人口供的推理增强了影片的悬疑感，而各种严刑逼供的血腥画面则增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充分满足了受众个性、多元的观赏需求。电影《云水谣》讲述的是一个发生于台湾“二二八”打击“左派”时代背景下的三角恋故事，在一系列的巧合下，陈秋水与王碧云被迫分离，王碧云最后选择了终身未嫁，痴情等待，令受众唏嘘不已。而陈秋水与王金娣二人在西藏建立了生死之情，但最后两人都死于一场雪崩。王碧云把一生都献给了爱情，而深爱着她的两个男人却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在感人的爱情故事中，影片更多地传达了陈秋水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海峡两岸一家亲的主流价值观。可以说，影视剧从来就是无法脱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主流影视剧在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上已经有了新突破，使得主流价值观在影视剧中的表达更加有艺术性，更加隐蔽。但客观来讲，在未来，主流影视剧要更多地结合受众反馈和实际传播语境，以确保主流影视剧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以及影视市场的健康运行，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多精致化、人文化、大众化的优秀作品，促进受众内化主流价值观并积极践行。
作者：孟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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