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什德传播生态理论的基本解读
（一）传播范式对社会的影响：实在环境与符号环境的模糊
阿什德认为，传播生态是一种符号环境，而实在环境是一种物理环境。由于媒介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两个环境实际上可以融为一体。实在环境中的行为是个人和有意义的经验情景之间复杂的互动和协商的结果。阿什德认为，社会生活是经过传播的经验，以前是通过口语和文字传播，最近几十年则通过磁记录设备、电视和信息处理设备，如电脑等进行传播。这些传播和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生活都与符号和符号操纵有关。在阿什德看来，符号环境（传播生态）和实在环境（物理环境）并不存在一道鸿沟。因为媒介技术的普遍运用，二者反而越来越模糊或者融为一体。当然是更融向符号环境即传播生态。由实在环境向传播生态的转换最重要的桥梁和钥匙就是媒介技术。那么，媒介技术是通过什么方式方法让两个世界得以融合呢？阿什德明确提出自己的论断，这就是传播范式。阿什德认为，传播生态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有信息技术、社会行为、传播范式三个维度。人们通过日常接触大众媒介来培养社会态度和政治语言，而大众媒介又围绕由此看来，传播范式是阿什德媒介生态理论体系的主旨与核心，在传播生态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依阿什德的解释，范式是信息传播与组织的方法与原则，是规范媒介技术的。范式决定目的，信息技术按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而且传播范式又给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意义一些基本的传播方式组织起来，人们从大众媒介中获得大量的传播内容，也把媒介场景融进了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即在一种完整意义上的传播生态中，受众的社会行为受到信息技术的熏陶、培养，而信息技术又受到传播范式的整合与塑造，因此受众面临的社会环境实际上是已经被信息技术中介化、整合过了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受众的思想和言行自觉不自觉地依照传播范式展开。传播范式已通过信息技术所传播、生成的符号化社会环境牢牢控制了受众的社会行为。模式。更进一步地说，在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当人的社会行为被深刻的改变，或者某种社会行为被创造出来时，这种行为已经受到传播范式的控制。阿什德通过对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ＧＯＮＺＯ裁决①、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传播生态案例的审视与探究，对传播范式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剖析和提炼。依照阿什德的总结，电视的范式是：易接近性（媒体人员容易获取信息）、戏剧性、动作性、冲突性、兴趣性（满足受众的好奇心）、话题性（能够连续不断被人议论、包装和报道）。战争的报道范式是：谋划、准备受众、妖魔化领导人（如：诺列加、萨达姆等）、利用最好的视像、记者和学术界关于战争的日记、自传等。把上述环节和内容整合起来进行一场战争报道，就有了下列不知是战争还是媒体事件的案例。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五角大楼的新闻机构把几十名记者安排到了索马里的海滩上，在耀眼的灯光下目睹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晚上登陆。本是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秘密战争却变成了一场由国防部作为导演、武装到牙齿的军人作为演员、广大电视观众作为助演的公开的电视“嘉年华”和娱乐狂欢。血雨腥风的抢滩登陆战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场让全体电视观众欢呼雀跃的抢滩登陆“秀”。而这一切都满足了电视与战争的媒介传播范式，难怪就连头脑简单的美国大兵都能看出来“事实上，这是媒介和军方之间一次相当理智的会晤”［１］１９３。阿什德提到的ＧＯＮＺＯ新闻模式———一种浸入式报道和媒体审判，在我国当今的新闻传播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烟叔、表哥、房叔、温州虐童案等一个个网络事件，无不体现着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范式。２０１２年末，纪许光针对雷政富的网络反腐更是最好的例证。网络百科显示，纪某是“中国实力派调查记者”“深度调查记者中的一面旗帜”。他首先通过网络曝光时任重庆市北培区委书记的雷某性爱图片和相关内幕；随后，纪不断在微博上更新其反腐事件的最新进展：身份之谜、学历的真假、“誓死保卫”的宣言、“千里逃亡国安追捕”的迷雾、“单刀赴会”、“吻别儿子”的生离死别、亮登机牌、晒“防弹衣”、高调受访、隐匿行踪等，这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反腐情节有着同最流行的电视剧一样的情节：悬疑、冲突和画面感，却有比电视剧更为吸引眼球的真实场景和心理期待。期间其微博粉丝关注、参与、助推，人数一路突破４３万大关［２］。形成了一场全民反腐的浪潮。这一事件很好地诠释了阿什德的传播范式理论。当人们自认为以局外人的眼光在观看这场“狂欢”时，恰恰不自觉地在传播范式的影响下参演了“狂欢”———事件的情节发展处处迎合着人们对媒体事件的期待；或者说，人们在传播范式影响下所形成的媒体设计思想处处导演着事件的情节发展。一句话，人们的社会行为、传播范式和媒体技术一起共同制造了这一场现实的反腐“狂欢”。
（二）电子媒介的控制范式对人的影响：引导者与被引导者的错位
“在阿什德看来，在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介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人类的所有行为几乎都已经被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介控制和左右，它不仅决定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且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３］。阿什德指出，在当前的电子世界里，电子化的共同基质已出现，对电子化产品的相同的技能、看法、组织、程序和基本能力已经改变了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并在人的思维模式中融入了许多相同的范式。电脑的范式是“程序的通透性”“进展的序列性”“形式的稳定性”，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电脑世界中已经变得程式化和可控化，人已变成了一种为电脑服务的工具，而电脑则体现了诸多人的特点。阿什德认为“电脑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被赋予的符号价值”［１］３５。阿什德断言，电子电路、电子逻辑和电子程序将是我们生活的共同面目，也是我们正在形成的全球文化的共同面目［１］２２。阿什德用电子面貌来概括电子时代信息传播的电子范式，虽然有夸大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依然可以窥见在电子时代所谓的电子文明对人的生活、文化及其细微言行的影响和控制。这种影响控制的全面化、全球化和全覆盖性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恰恰是阿什德所担心的。阿什德忧心忡忡的认为，电子技术的控制范式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社会秩序中更具有侵略性和渗透性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关联性的不断扩展，它已经以某种方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掌控着人们的思维与心理需求。阿什德２０年前的担心，在当今世界得到了普遍印证。乒乓球赛事中的球由小到大，照顾了电视转播中观众的可视性心理；西班牙斗牛赛事中赛会主席的白手绢，不仅为了调节场上斗牛的节奏，更是为广告的发布留出富余的时间。学术“超男、超女”们的电视媒体“秀”，显然不适于现实的课堂环境，造成其真实的课堂教学与媒体“学术秀”的强烈反差。自诩为“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的电视征婚栏目，把人类最隐秘的私生活感情交流由一对一变成了聚光灯下、绚烂舞台上的一对Ｎ。为了更适于电视播出，最平凡的感情交流也要充满生活冲突和肢体表达，因此主持人和另两位评议人没有冲突也要“制造”冲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而场上嘉宾也习惯了在网络和电视媒体的喧嚣中去判断征婚双方的优缺点。更有甚者，一位１０岁初中生的退学理由也在媒体上找到了根据：今后找工作上《非你莫属》，找对象上《非诚勿扰》［４］。大众媒体的传播范式已完全渗透到这个没有成熟的儿童的世界观里。由此可见当下信息世界里电子技术控制范式的严重性。随着电子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当代信息传播充满了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特色，并在潜移默化地格式化大众的思维模式。阿什德说，如果我们要成为引导者而避免成为被引导者，我们就要懂得这种范式的历史、特性和影响力。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认识控制的范式和逻辑［１］６８。阿什德的话依然充满未卜先知般的见地。（三）电子媒介的控制范式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后新闻事业时代的到来阿什德总结到，文化虽不是由信息技术或它的范式所决定，但文化通过它们而运行，由于信息技术的无孔不入和传播范式的无意识化，电子传播的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阿什德确认为，在这种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环境中，传播技术的控制范式使新闻事业的性质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新闻事业时代走向了后新闻事业时代。对于这两个时代的区别，阿什德认为，第一，在新闻事业时代，记者是根据新闻原则报道新闻事件，进而对新闻事件展开评述，新闻事件和新闻评述一分为二；而在后新闻事业时代，“消息的来源和所报道的事件，不再用记者自己的观点来区别，而是根据媒介的逻辑来安排他们的行动”［１］１０６。新闻事件和新闻评述合二为一，成为传播范式的显像表达。第二，在新闻事业时代，新闻记者、新闻组织等就是单纯的媒体中介；而在后新闻时代，新闻记者、新闻组织等不仅仅具有中介的身份，其实还是新闻事件的实体或新闻事件中的人物。阿什德在分析“亚利桑那陷阱”案例时认为，“是新闻记者、县检察官、道德掮客以及亚利桑那的市民通过主导的新闻范式联起手来”［１］１１８所展开的事件。依阿什德的观点，后新闻事业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新闻的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界限模糊，乃至报道主体与报道对象共同在无意识中按照传播范式在制造新闻、传播新闻。上文提到的网络反腐雷政富事件也是后新闻事业时代的典型案例。
二、阿什德传播生态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传播生态理论的突破与贡献
有论者把阿什德传播生态理论归为北美十大生态理论之一的控制论学派［１］２。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多伦多学派多以隐喻、比拟的方式，通过历史、文学、戏剧等来表达传播生态的理论；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学派深入媒体社会生活本身，直接剖析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所体现的传播特征。阿什德传播生态理论产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尽管阿什德也涉及对电视媒介的分析，但他的关注点和研究思路均具有突破性，他的关于传播生态的理论已完全倾向于互联网电子时代的传播现实，而且他忧心的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媒介对于社会影响渗透力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３］，这是对社会、对学界及业界的急切警示。可以说，阿什德的传播生态理论是当今网络时代最适于媒体分析的理论，他自己也认为“本书的论点非常适用于移动电话和其他电子设备。我们借助它们向他人展示自己，在公共生活领域也是如此”［３］。阿什德的传播生态理论实际上是把媒介技术放在一个社会生态的系统里去研究，因此这种研究不仅涉及传播学、新闻学，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媒介技术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成为这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社会诸多单元与媒介技术动态的相互作用性、流变性、彼此间的有机整体性等，均成为研究课题。在这一研究系统中得出的结论，必然更符合社会实际、更具有针对性，因而也更有启发性。阿什德开放式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在结构和关系中寻求对象的内涵和特征，力求“在宏观上表现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微观上表现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５］。比如他对亚利桑那“犯罪陷阱事件”的分析，总结了传播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犯罪、人权保护、司法状态等多方面的关系，给读者以综合而清晰的认识。
（二）对当下传播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引导与规范
毫不夸张地说，阿什德的传播生态理论是当下电子时代最犀利也是最恰当的媒介分析理论。互联网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传播生态，改变了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生存状态，使当今的传播生态体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这一全新的面貌就是各媒体之间的互溶性、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性、人们接触媒体的普遍性和易得性。当今的受众比过去传统媒体的受众更易陷入媒体的包围之中。那么，媒介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影响人的生活？媒体范式又是怎样影响信息技术、进而培养人的感情和态度？这不仅是当今每一个受众所面临的现实，也应该是受众孜孜以求解的问题。阿什德的传播生态理论正是“帮助读者把握社会生活是如何与信息技术结合的；提供一种视角来重新界定传播结构是如何指导社会参与的；如何通过对社会活动的考察研究来阐明传播技术维度的重要意义”［１］１。这正是阿什德传播生态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三、结语
阿什德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电子时代，并阐明了在这个世界中人与媒介技术相互影响的生活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眼光投向那些具体的社会事态，并分析归纳出具体的媒介范式特征，如电视的范式、键盘的范式；也归纳了媒体表达社会事件的范式，如战争报道范式、浸入式报道范式、媒体审判式范式等。当然他更给我们总结和描绘了当今电子时代的电子范式。可以说，这些范式的总结让我们在喧嚣的媒体世界中认识到了媒介对人的思维与行为的控制功能及控制方式，进而使我们对媒介技术和传播范式有所警觉，并在此基础上主动、自觉地采取某些社会行为，以主体者的思想言行来掌控、影响传播技术和传播范式，规范、引导传播活动及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什德的理论不仅是分析当今电子时代传播生态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指导我们开展媒体传播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有利的范本。“作为至今还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阿什德，他在《传播生态学》中体现出的生态学思想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他所展现的媒介控制渗透的图景如同现代生物科技中物种基因改变、移植一般无孔不入，他所描述的‘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确给人以强烈震撼”。
作者：于凤静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