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维先生讲: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②政治学作为一个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学科,也是如此。
由于政治科学研究讲科学实证,要求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中国读者大都觉得政治科学不可爱。而政治哲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又让人觉得不可信。
而今,由于政治科学的强势,政治哲学在政治学领域被挤压得并没有多大空间。因此,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个两级格局其实是“跛足”的两级。而这“跛足”的两级,在《读书》上恰好倒置:是政治哲学谈得多而政治科学谈得少。所以,《读书》所追求的是可爱的一面。
同时,正由于是它执着于追求可爱的一面,《读书》中所刊载的关于政治学领域的文章,没有几篇是专业政治学学者的撰稿。
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介绍西方的政治科学及其新走向时,《读书》的脚步一点也不滞后。③《读书》上的文章对原典做了人文化的处理,娓娓道来,让普通读者也很容易接受。
本文拟从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三个方面,分别梳理一下《读书》在相关领域的文章。①
二、《读书》中的政治哲学
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哲学①“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②”当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和关怀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征。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如何评价以往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讨论基本上是在建国以来所形成“传统政治学框架”中展开。讨论一般认为建国后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遗毒之影响。此外,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这一时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同时,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文章发表。如1981年12期王沪宁所发表的《卢梭政治思想绵延———《社会契约论读后札记》》,介绍了卢梭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但该文对于卢梭的思想深层以及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区别都未加注意。1982年第12期刘文立的《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认为卢梭是“政治上革命,文化上反动”。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进步主义视角。不过,我们的理解应当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讨论在不断的深入。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激发了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和关注。这一时期,《读书》上政治哲学的文章,一方面承接了前一时期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介绍,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另外,一本在后来影响甚广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在1985年的第11期被介绍给《读书》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比照前一时期,相关的讨论逐渐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这种倾向集中的表现在1985年第12期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一个座谈会侧记上。学者们在关于这位德国思想家的讨论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因子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富于自身独到的见解。
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的解读和探讨开始走向深入和精细。比如,对于“民主”和“法制”的理解就明显有西方分析哲学影响的痕迹。其次,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学者开始陆续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他们给《读书》带来一股新的风气。
再次,对于政治哲学问题,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虽然并没有激烈论争,但若细加考察,还是可以辨识出某些端倪。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希望接续、转化与发扬传统的新儒家,还有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一派。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探讨稍显沉闷,所关注的重点是现代化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读书》上出现,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一时期,尽管缺少1980年代的热情与蓬勃,但政治哲学的深度探讨却持续展开,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相继刊出。如林毓生的《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给熟知欧陆启蒙运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冯克利的《打了折扣的民主》,继续对“民主”进行“正名”……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政治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自由”、“民主”、“平等”仍是探讨的关键词,而它们之间在特定情境下所固有的张力也成为大家阐明自身看法的持续动力之一。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军宁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陈家琪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崔之元的《卢梭新论》、林毓生的《思想危机的一个面相》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阳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作者一反之前的自由倾向转而关注民主与平等问题,表明政治哲学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学理层面的探讨转而与中国当代具体情势接轨。而此前讨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西方的资源,在西方话语中心的前提下反思中国问题。甘阳的这篇文章算是政治哲学本土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读书》一方面还是坚持自己“文化漫谈、思想清议”的特色,看似闲散的笔调中可以发现诸多闪光的思想因子;另一方面,由于自199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读书》的文章不论在知识的领域还是在问题的领域都比从前扩展和深化了。
(五)廿一世纪初期。进入新世纪,由于在“问题意识”和“知识储备”两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的讨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扩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正义”、“民族主义”等成为《读书》上出现的关键词。此时所刊文章的关怀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一时之需而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对政治哲学诸问题进行深入的探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万俊人的《正义为何如此脆弱?》,张旭东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王绍光的《饼做大以后……》等。当然,《读书》的视角不只局限于国内,域外政治哲学发展的动向也仍旧被关注。如许纪霖在2005年第6期发表了《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对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做了介绍与评价。我们知道,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是仅从《读书》的文本来看,似乎并没有出现“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文章作者基于学理层面的政治哲学思考。就此而论,值得关注的文章之一是甘阳于2003年第4期上发表的《走向政治民族》,作者通过对《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的研读与体会,提出中国应当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自此,“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开始成为知识界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对此提供的答案见仁见智。
以上简略总结了政治哲学在《读书》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三条发展的线索:其一是对于政治哲学原典的仔细与深入研读的趋势在不断加大。比如对卢梭及其著作多年来都是《读书》的作者群所一直关注的对象。其二是对西方思想界的研究动态的持续介绍。比如从199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以及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介绍。其三是政治哲学的讨论同社会历史以及思想的大背景乃是密切相关的。从创刊初期的反思历史教训到现在的“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就清晰的呈现了这一线索。当然,不无遗憾的是,除了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从文化意义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及其与现当代世界关系多有关注和述评外,在《读书》上对于我们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还是相对的欠缺,不论是文本的精读还是在研究方法、视野的拓展上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首这20多年来《读书》走过的政治哲学之路,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与其讲我们是在不断的超越,不如说我们更多的是在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对话、理解中,正是这种必要的张力的存在,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才得以逐渐展开。
三、《读书》中的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自美国舶来,是对本国以外的政治现实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往往期望从多国比较中得出有价值的经验性命题。本文按照比较政治学比较公认的三个基本研究范畴(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经济)来选取和总揽。下表是就所考察的文章按问题性质和研究类型(国别/比较)所做的一个样本统计:
从统计情况来看,应当说《读书》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87年《读书》就曾介绍我国建国后第一本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王沪宁先生的《比较政治分析》①,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更接近于通用政治学教材,但对于当时沉寂30年的政治学界来说无异于有开天辟地之功,直至今天学人仍要回忆王先生一书对打破对政治思维的单一习惯、开拓学界视野的重要意义。
下面根据问题性质分述之:
(一)现代化的研究既涉及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属比较政治发展范畴),又涉及经济现代化(该过程属比较政治经济范畴),而《读书》上对现代化之关注更多的是综合性的②,所以将这一议题单列出来,能更好地进行对比学习。总的来说,这些论述现代化的文章看到了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组织等多个方向上的巨大变化,但并没有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几个最终目标,也不迷信这些目标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而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政治力量(政府、底层人民)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在有关美国、韩国、印尼和阿根廷的文章中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一过程的艰辛。
而在相对理论化或是多国比较(尤其是多个后发展国家比较)的研究中,则明显能感受到国内学界的一种基本认同,这一认同在《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观》和《现代化为什么受挫》以及推荐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多篇文章中尤为突出,作为典型代表的亨廷顿、霍森施塔特、富永健一和艾森斯塔特的观点都以历史为依据,强调综合性现代化变革的成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或杰出政治改革家)提供凝聚力、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过程的基本保障、以及政府拥有决策艺术和能够推动制度创新的能力。
(二)《读书》早在1989年就开始探讨宏观制度问题。崔之元先生推荐的顾准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以及李培林先生《共和国真义考》就在提醒国内学者重视西方本身的制度差异、重视政治学概念及理论的发展和意义,从而发掘能为我们所用的价值所在。进入21世纪后,《读书》又推荐了英国法学家白芝浩的巨著《英国宪制》、刊登了多篇对美国联邦制度及其民主制度和宪法的演变进行深刻分析的文章,无论从视野上还是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的专业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三)这里将对于微观的管理制度的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发展范畴,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流派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读书》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官僚主义问题,90年代末以来则更加重视微观过程诸如利益集团与政治过程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国比较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关于腐败的研究。①斯科特利用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批判了腐败研究领域里的“文化决定论”,深刻地指出“腐败成为问题”本身就是“社会价值与规范(即道德标准)变迁的结果”,而“存在腐败”的原因在于:“腐败‘政治机器’是在社会缺乏共同价值理念而难以达成共识的境况下的替代政治文化的一种控制机制”。类似这样的研究,不仅指出了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挑明了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的可能(文化本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因而是可以变革的)。
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是近十年的热点话题,《读书》刊载的五篇文章②数量虽不多,但已然涵盖了西方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几乎全部的经典研究和著名理论,包括了对种族主义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研究(1999年和2004年文章),还涉及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看法,内容全面,议题前沿。
(四)比较政治经济在美国已是一个丰富的领域,关注的问题大体可以分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转型国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转变/调整等三大主题。前表已反映出《读书》在这方面也非常着力。但可惜的是对福利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下面临的挑战和政策调整这一问题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对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和调整是明显有影响的。对转型国家的关注方面,80年代注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匈牙利,但到90年代后则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私有化问题。此外还有对全球化的两篇论述,警示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的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读书》中的国际关系
下文将从战争与和平、外交、全球化与区域化、恐怖主义等四大主题进行综述。
(一)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催生了对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努力。《读书》以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政治与伦理观,关注战争的合法性、限度及战后对新秩序的安排等。所刊发的文章高屋建瓴,深刻透视战争背后的种种因果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思想:止戈为武,战就是为了不战,反对穷兵黩武。此类文章精彩纷呈,有代表性的比如《广岛轰炸再反思》①、《战争的影像》②、《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③、《战争的文化透视》④。
如倪乐雄先生的《战争的文化透视》一文往返古今,比照东西,有着深刻的哲理内涵,佳作难得。此文对富勒的《西方军事史》一书做了精彩的解读,见解独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
克劳塞维茨视战争为政治的继续,而富勒把战争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自古至今战争一直支配着人类生活”并尤其重视决定性会战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举希腊的发展史为例,认为马拉松之战、撒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对欧洲文明的早期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富勒以基督教为例,剖析宗教的兴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倪先生以此为立足点,对中西的战争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得出较之西方战争的功利主义观(百战百胜为最高境界),汉民族的战争观(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重视以“民本”为核心的伦理主义取向这一结论。倪先生认为鸣条之战(商伐夏)、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奠定了华夏政治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倪先生在文末指出应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观,用长时段的视角来剖析战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唯独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文明的兴衰。此文纵横捭阖,令人钦佩。
(二)在外交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⑤、《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⑥
津上俊哉的《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一文从标题有虽意在探究政冷经热的原因,但作者似乎打了个擦边球,主要探讨日本国内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意见及影响。作为日本学者,津上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机会与压力,日本国内分化为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和受到损失的“败者”,因此造成了对中日关系看法的不同。津上指出日本应当抛弃不必要的障碍,积极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实现“双赢”,构建和谐的中日关系。津上此文的意义在于倡导日本应当积极回应中国的崛起,这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作者以“无论距日中关系的黎明还有多远,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下去”做结,可知其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日本国内除了右翼势力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他们较为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希望中日关系平稳发展。
(三)全球化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和不断增强的趋势,对世界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北美、非洲、东亚亦开始效仿,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近来学界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读书》对此问题也相当关注,有代表性的比如《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⑦、《秩序还是失序?》⑧、《后民主民族与欧洲未来》⑨。
佩里·安德森先生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新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阐释。《读书》曾邀请基演讲并座谈。
安德森教授介绍了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论、攻击型现实主义、后现代国家(市场国家理论)。
在《秩序还是失序?》一文中,作者介绍了阿明对全球化的看法,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思考。阿明是“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主张“脱钩”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应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借助外资取得发展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自主权。这与以拉美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有一定的出入,阿明以此为着眼点阐明目前全球化处于失序状态。目前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不能囊括亚、非、拉的发展、以及公平严重缺失等。全球化只是西方的全球化,是新一轮全方位的垄断。作者立足亚洲经验,认识到包括阿明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已把中国和东亚看作第三世界的例外,呼吁中国学者不仅要从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更要从正义、公平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四)恐怖主义。自“9·11”以来,恐怖主义的日渐凸显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成为国际关系最为炙手可热的一个议题。
那么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读书》刊发了乔姆斯基的《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一文。他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政治本身,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引起了伊斯兰底层人民深刻的不满,滋生了恐怖主义的土壤。作者认为用武力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能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世界将永无安宁,呼吁美国转变思维,调整内外政策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反美问题。
在《萨义德论恐怖主义》一文中,萨翁认为恐怖主义一词带有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如暴力一词客观。西方无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却把恐怖主义标签牢牢地与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并进一步刺激了巴勒斯坦人民,使巴以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政治困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萨翁不得不两面开弓:一方面反对西方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诋毁与丑化;另一方面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指出他们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本国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萨翁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所实行的“中东改造计划”会适得其反,将遭到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反抗,因为美国并不知道阿拉伯人所需所想。萨翁所见可谓高瞻远瞩,但正如作者在最后所说的:“政治的困局、顽冥不化的偏见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萨翁已逝,但其风骨将成为今后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
五、余论
从《读书》二十多年的政治学类文章来了解政治学,与其说能从中了解政治学发展的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与其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偏好演化的脉络。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偏好,他们对政治学文献进行了选择性阅读。
首先是着意于阅读政治学中比较“人文化”的文献。①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强烈地保留了韦伯所说的人文教育传统。②这一传统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学文献比较“可爱”,可读。
其次,《读书》着意于选择非主流的视角。
在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这一表现尤其明显。①由于不是对西方主流视角亦步亦趋企业经济论文的跟进,才让《读书》政治学类的文献有着明显的本土气息。而这种气息,可能是自《读书》创刊时便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
由于政治学恢复时间短,整个政治学界读书的情况才能通过《读书》折射出来;由于恢复晚,政治学才急于发出的自己的声音。所以,不少政治学者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的阅读反而不重视。因此,不少重要的政治学文献是靠非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介绍给读者的。这实在是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