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技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成到底是如果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呢？我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既与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也与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密不可分。换而言之，它既是理性自身分裂的结果，也是西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危机的展现。下面，我们就从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两个方面去分析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首先，从理性的内在逻辑来说，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近代理性主义危机与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理性源于自然哲学家们对世界本源思考。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和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以完整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笛卡尔提出心身二元论，把身体和心灵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近代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形成。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主体和客体彼此独立、互不相关，主体是指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而客体是指主体认识的对象，理性则转变为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和手段。由于近代理性主义形成于近代哲学基础之上，因而也必然打上了二元对立的深深烙印。近代理性的内在逻辑矛盾也由此形成。然而，它又是如何引起近代理性主义的内在危机呢？在刘英杰看来，近代理性主义危机“一方面源于近代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又源于西方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自身内在逻辑矛盾，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理性自身原因。”〔3〕17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在探索人类未知世界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科学成为一种指导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准则。人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科技不能解决，如果有那也是科技还不发达。鉴于科技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巨大作用，近代理性必然会表现为工具理性，这就割裂了技术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近代理性内的工具理性必然与价值理性的发展失去平衡。而且，“因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模式实质是一种工业资本加技术化的模式，工业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必然使其把理性和技术的原则结合起来，把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4〕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必然会超越价值理性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形式。在工具理性所主导的世界，科学技术充斥着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原有社会中的自由意志、灵魂与心灵被科学技术的标准、机械与纪律所取代。其次，从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来说，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工业资本的扩张和西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危机的展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工业资本的无限扩张，整个社会转变为以计算和科技为主导的逻辑体系。在政治方面，科技在政治选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投票和计票以及各种政治宣传都依赖于科技手段的帮助；在经济方面，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货币为交易工具进行严格的计算，包括经济决策、运行、核算都严格进行数量化计算；在文化精神方面，原有的理性、启蒙、契约和自由转变为以标准化、制度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机器文明。总之，科技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会导致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和价值理性的衰落。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大量的工人失业，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采取一系列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但这样不仅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社会契约论”与“公平交换”原则，也使得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失去了根据。为了维持统治，资本家急切需要寻找一个化解政治危机的手段，鉴于科技在人们群众中的威望，它就成为了充当资本家麻痹被统治阶级的最合理选择。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统治的手段，充当着意识形态功能。
二、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上述，笔者以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为出发点，阐述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那么，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探讨。
(一)人的单向度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单向度，在这个单向度的社会中，技术控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5〕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民众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盈，没有忧愁和烦恼的“幸福社会”。然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虽然“合理而又民主”，却同时伴随着一种“不自由”的困惑。民众由于过度沉溺于安逸生活而失去忧患意识，最终全面受控于科学技术。首先，在生活领域，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淡化阶级之间的对立。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机械化的生产不断降低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使得工人也可以享受愉快的周末，带着他们的儿女一样去海边度假。然而，这就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吗？马尔库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6〕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表象下，阶级对立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统治阶级摒弃了传统直接的政治统治，转为用一种掩盖社会对立和阶级差异意识形态控制。科学技术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其对民众的控制和奴役。它披着一层虚伪的面纱，具有很强的欺骗和麻痹性，给民众提供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资本家通过大规模地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如书籍、电影、录音带等，对民众进行“洗脑”，以同化民众的反抗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报纸、电视台、电台都被国家所垄断和占有，大众媒体也成为了资本家进行娱乐宣传的工具。而在科技没有如此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能通过口头宣传强行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和操控大众的意识，其效果远不如运用科学技术的标准化和大规模化的文化输出强。资本家通过运用科学技术这一“合理工具”，把维护其统治的价值方式、道德规范、世界观和人生观“舒舒服服，合理又民主”地强加给民众，以达到思想领域里的整齐划一。民众的个人意志和心理最后完全受控于统治者。令人奇怪的是，民众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很享受科学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安逸生活。“人们似乎只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度清晰的传真装置、错层式的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灵魂。”〔7〕这是为什么呢？哈贝马斯给出了解释。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涉及的范围广，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人们很难摆脱对其的依赖。“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更呆板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背景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践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为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皆趣本身。”〔8〕另一方面，相比较于旧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少意识形态性”。“它已不像先前的意识形态那样将压抑建立在集体压抑之上，它力图使人的交往行为与支配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相分离,并将它们非政治化，从而使压抑变成对人的交往行为的伤害，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而且,压抑本身采取非强制性手段，使人丧失对它的反思，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现实。”〔9〕这样，人们不仅无法意识到技术对其的压抑，而且也丧失了对技术的否定和批评，沦为没有自由的工业文明的奴隶和单向度的人。
（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
哈贝马斯说：“从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起以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出现了两个趋势：国家为保证系统而实行的干预增加，和研究与技术的增长的相互依赖使得科学转化为第一生产力。”〔10〕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过度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大量工人失业等，这些都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干预经济来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基础。但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显然违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掩盖其真实政治意图，谁来充当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科学技术。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最终把科学技术推上了第一生产力的宝座。第一次蒸汽革命期间，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开启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把人类带入电器和电信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更加密切，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大加强，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哈贝马斯“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论证了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关系，并明确提出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11〕因而，科学技术有能力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存在。综上所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需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因而导致技术与科学执行意识形态功能有了客观的现实需要。”〔12〕那么，科学技术又是怎么样执行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呢？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要是“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即排除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转变化为政治问题之上。”〔13〕换句话说，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关键在于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而技术问题的解决，可以恰如其分地克服人们精确意识到的社会问题。因此，许多的政治议题往往都不是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的，而是科学家们向政治家们提出来的。再者，技术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实践问题则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要把实践问题“非政治化”，关键在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问题）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技术问题）。“由于政府的活动皆在保障经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政府现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反面特点。因为他的宗旨是排除功能的失调和避免威胁制度的危险，换句话说，它的宗旨不是实现实践的目标而是解决技术问题。”〔14〕由于排除了实践问题，公民参与政治变得没有必要了，人们只关注于现实生活的满足问题，而不关心人的政治权利问题。资本家做政治的决定成为了一种技术职业，把原来需要交给民众集体讨论的政治问题，转变成一种组织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选民显然不会比技术专家计算得好，整个政治领域被科学技术化了。在政治科学化的模式下，政治决定不再是以实际利益和价值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根本。这样，人民群众不再关心实践问题，认为只要能增加社会财富的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科学技术因此取代以往的政治、宗教和艺术在人们心中的统治地位，转变为一种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15〕
三、克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理性的突出地位，导致了人们丧失了对价值理性的关注，以至于人们的交往行为成为一种“目的的-合理的”工具系统。那么，如何才能克服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在科技中融入伦理，实现协商的民主政治，并改造技术本身，将更加有助于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从伦理框架出发，提出了克服科技意识形态的伦理方法，那就是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导致人们对工具和技术盲目崇拜，社会生活变成了完全由工具效率和认知标准来支配的形态。他认为，通过“相互作用”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可以为人们摆脱技术的控制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所谓的“相互作用”所指的是“交往活动，符号的相互关系，它由具有约束力的舆论规范所支配，这些舆论规范规定了对行为的相互期望，并且必须被至少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所理解和承认。”〔16〕哈贝马斯认为，通过“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相互交流，促进了社会秩序的规范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从而有效地规范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科技的意识形态）。再者，建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相互合作的民主协商制。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合理化”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统治者行驶内部统治权和维护国家政权不再是由于内部分工组织起来的，而且由于新技术和战略的客观规律性。尽管这算不上是科学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是国家政权的维护却严重依赖于科学技术。因而，统治阶层管理国家事务和做政治决定必然会转变为一种以技术理性为导向的虚伪政治，它排除了人的自由和价值，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哈贝马斯看来，要打破这种虚伪政治，必须建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们之间合作机制，“一方面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要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17〕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建立民主协商制的具体策略，包括两个层面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制度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8〕前者主要是从强公共领域的的立场出发，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维护民主；后者则是属于弱公共领域范畴，主张通过市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协商来体现民众的诉求。但是，具体是从“强公共领域”还是“弱公共领域”来建立这种民主协商制，哈贝马斯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然而，无论如何，政治家与技术家的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政治家们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可以参考技术因素，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明也将受到价值系统的约束。笔者认为，要克服科技意识形态，还必须改造技术本身。具体来说，就是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努力实现技术的人道化。弗洛姆认为，非人道化的技术已经使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19〕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是人类片面强调物质消费，丧失了与生命、宗教信仰的接触以及种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过度倚重于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的价值，失去了深层的情感体验的能力以及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20〕必须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来解放人类的灵魂。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呢？弗洛姆给出了相应的步骤与方法：一、激活个体。把人从“异化的官僚政治”带入到“人道化的官僚政治”当中，实现从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双向的沟通；二、人道化的消费。弗洛姆认为，技术所创造的富足消费是强加给民众的，剥夺了个体根据自身选择消费的权利；三、心里更新。在弗洛姆看来，人在突破突破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必须追求爱情、理性以及喜悦等超生需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人才能正常运行。〔21〕综上，在笔者看来，弗洛姆对技术的改造是建立在对人的改造基础之上的，他希望通过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来实现对技术的改造，潜化着技术对人的控制。
四、结语
在笔者看来，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扩展了科学技术的内涵和外延，深化我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在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越来越被人们所诟病，它给人类所带来的困扰正不断冲击着人们对技术的传统价值观。通过分析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希望，通过伦理框架下的“劳动和相互作用”、协商的民主政治以及改造以非人道化和单一化为特征的技术本身，能找到一条克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理方法与道路。科技的意识形态表明，我们不能对科技盲目崇拜，在工程项目管理享受科技带人类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更应该提高警惕，做到人主导科技而不是科技主导人。
作者：陈向群 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