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是管理学通向成熟之路的最大障碍。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意指管理等于企业管理假设。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确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以变异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发展。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有着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历史思想等多种思想来源，这意味着反对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是一项极其艰巨的长期的理论任务。
关键词：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管理学；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09-03
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历史，但人们对管理学“认知”及其“知识”却沉淀了大量明显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论断。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管理学短暂的历史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高速发展的历史往往是混乱的历史，这意味着管理学“认知”和“知识”隐含了一些错误的、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甚至是演化成“潜意识”、“想当然”和“理所当然”，这就使管理学充盈着非理性的放荡。在这些假设中，最为错误的假设是“管理等于企业管理假设”，我们将这个假设称之“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这个假设几乎成为管理领域内外大多数人的主流观点，甚至认为这个假设是不言而喻的。也就说这个假设在这些人看来是判断管理事实的一个公理。实际上，假设管理是企业管理、是管理，是一种“想当然”的现象，反映了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成熟状况，带有典型的绝对论色彩。假设管理是企业管理，这种假设反映了管理研究者、管理实践者和社会普通大众对于管理的理解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们没有形成一种管理理论自觉，甚至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管理”这个词。正是这种管理理论自觉的缺失直接导致管理研究者、管理实践者和社会普通大众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
一、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起源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它的核心就是假设“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企业是人类组织演化史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自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论是对管理的敌意或是友谊，都集中体现在了对企业的态度上。”企业，特别是股份制公司，毫无疑问地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创新。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个社会创新之物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并没有很快得到社会的承认。相反，新出现的企业却被视为激进的、危险的创新。在美国，亨利•亚当斯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曾写过名为《民主》的小说，他在小说中将企业看成新兴经济力量，并将企业看成是腐败之源。企业先是从自身开始腐败，然后又侵蚀到整个政府和社会。亨利•亚当斯的弟弟布鲁克斯•亚当斯在《民主信条的退化》中将企业看成是民主退化的根源，认为企业的出现就是一个惊天的阴谋。1933年，美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天人们谈起它时仍谈虎色变。经济大危机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加深了人们对企业的偏见。在这个时期，社会普通大众对企业充满敌意，进而对企业管理者充满蔑视，“管理”成为一个可恶的词。同社会普通大众一样，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和管理实践者将对企业的厌恶感转化为一种思维恶习，将“企业”和“管理”看成是罪恶之源。为了不与企业混为一谈，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们开始独立门户，抛弃“管理”这个名称不用，改名为“公共管理”（publicadministration），并将它单独设立为一门学科，还在美国的大学里设立了有关公共管理的相应科系，使用独自的术语，并形成自己的职业升迁体系。出于对“企业管理”同样的厌恶，当时正处于发展中的医院也开始探索自己的管理认知之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Sloan）的弟弟雷蒙德•斯隆（RaymondSloan）曾成立斯隆－凯特林研究所，专门负责癌症研究的规划，开启了医院管理以及医院管理研究的先河。来自美国医学界的这股管理探索潮，最终将“医院管理”（hospitaladministration）从管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潜意识，导致了公共行政和医院行政的兴起。从表面上来说，公共行政和医院行政是一种同企业管理分道扬镳的分离运动，但从实质上来看，它却是对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假设的一种“反动”。这就是说公共行政和医院行政并没有同企业管理彻底分离，两者在理论上都是以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假设为基础的，并最终确立了企业管理在管理学中的“帝国主义”地位。经济大危机时期所产生的“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还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德鲁克曾对此现象做过评论，“不使用‘管理’这个词汇是在大萧条时期在政治上做出的正确选择（politicalcorrectness）”。
二、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形成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结束，“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倾向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得到强化，并最终确立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世界法西斯同反法西斯联盟之间的生死较量，美苏两国在这场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了“兵工厂”，为美国的企业提供了展示其“重要性”和“作用”的大好机会。在二战期间，美国企业界配合政府，积极参与抵抗法西斯的战斗，从根本上保障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美国最终看到其所有战争目的均已达到，除此之外，它以在东亚对日本、韩国的占领而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并重新占领了菲律宾。另外，由于美国的参与，最终结束了这场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的战争。”这就是说二战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说得更明确些，是美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胜利。这正如德鲁克所说“最终胜利的是盟军，取胜的原因是管理。美国人口只有所有其他交战国家的五分之一，参军比例基本持平，但是美国所生产的军用物质比其他所有参战国之和还要多。美国还设法把这些物质运送到遥远的前线，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非洲和西欧。”基于美国在战争中取得的历史成就，美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对“企业”的厌恶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企业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人们谈到企业就会联想到管理，谈到管理出也就会联想到企业。“企业”几乎同“管理”是同一个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世界法西斯同反法西斯联盟之间的生死较量，但这种较量并没有改变激烈的思想冲突，更没有改变意识形态的冲突，反而加剧了意识形态冲突。“由于战争，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苏联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大国。相反，迄今为止的列强———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却失去了影响。”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时就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企业管理’‘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正确的’研究课题，从那时起，普通大众和学术界就一直将管理视为‘企业管理’”，意味着“企业管理帝国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最终确立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指出了美国语境下管理的规范意义。“‘管理’这个词是极难以理解的。首先，它是美国人特有的一个单词，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甚至很难准确地翻译成英国的英语。……即使在美国人的用法里，把管理作为一种术语，也是有点差强人意的，这是因为：在工商企业以外的其他机构里，通常很少会谈到管理（management）和管理者（manager）。”在这里，德鲁克强调了三点，一是理解管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管理研究中一项充满艰巨性的任务；二是明确地说明了管理这个词在原生意义上是一个美国特色的词，难以同其它语言进行跨文化上的对比；三是指出美国人心中“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特别是第三点，对于我们来说极为重要。这一点说明了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是同美国社会对管理的理解有关，更同美国人心灵中管理一词的应用有关。简而言之，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是美国人所理解的管理的基本含义。
三、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变形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形成后，演变为企业管理原型主义和企业管理中心主义，这两种形式是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变异形式。企业管理原型主义是一种极大地夸大了企业管理知识在管理知识积累过程中的作用，这等于犯了将“医学”等同于“产科学”一样的错误。企业机构仅仅是人类社会机构中一种类型“，企业只是这些机构中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巧合成为管理学上的原型”。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将来自于企业管理得到的认知结论直接移植到其它组织机构的管理之中，极大地夸大了企业管理的认知效应。对于接受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结论的组织机构来说，这种错误就是一种绝对和必然的知识教条，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机械主义，更是一种比较低极的智力游戏。如果说企业管理原型主义是极大地夸大了企业管理认知的理论效应，那么企业管理中心主义基本特征就是夸大了企业管理认知的科学性。在企业管理中心主义看来，企业的目标是明晰的，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结果是明确的，特别是企业的绩效是明确的，它是可以量化的。这些可量化性的因素被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者当成精确的标志，是极其可靠的和可信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一种科学主义迷信的简单翻版，或者说是实证主义在管理学中的机械移植。企业管理原型主义同企业管理中心主义是相通的。企业管理原型主义的错误在本质上是一种泛理性主义的错误，企业管理中心主义的错误在本质是一种泛科学主义。泛理性主义和泛科学主义是相通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将理性绝对化。
四、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新扩张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是极其具有扩张性的。企业管理原型主义在扩张中的机械主义错误是极其明显的，也是极其容易识别的，更易于引起人们的高度的警惕的。企业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运行管理的经验可以移植于其他非企业机构。”即使对企业管理原型主义持有高度的警惕性，也不能排除企业原型主义内在的扩张因子。“这些非企业机构首先应该向企业学习的是，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目标。这样的话，那些非经济机构，例如，大学或医院，就需要完全不同于企业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些机构完全可以将企业作为原型。我们亦会像服务于企业一样，服务于其他机构，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的知识和经验是可以学习的，但这种学习的边界确是极其不明晰的，往往是模糊的。正是这种边界的不清晰，企业原型主义滋生出强大的扩张力。企业管理原型主义内在的扩张性是隐性，其破坏作用的影响是深远的。同企业管理原型主义相比，企业管理中心主义的扩张是显性的，其不良的思想影响是明显的。企业管理中心主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就显露出来了。英国工党政府一贯主张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但英国工党在走上执政地位后却改变了这个长期持有的观点。英国工党政府开始学习企业管理，从美国著名的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请来顾问，对英格兰银行进行重组，确保其按照企业运行方式来经营。这是企业管理中心主义扩张在新时期的最初痕迹。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扩张集中体现为新公共管理的兴起。新公共管理将管理就是企业管理深深地移植到政府管理领域之中，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本质就是“管理主义”（克里斯托夫•波利特语），政府理念本质应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戴维•奥斯本语）“，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戴维•罗森布鲁姆语）。克里斯托夫•胡德在谈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结构时就明确指出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思想的新扩张，“新公共管理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私人企业管理学结合的产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理解管理的困难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中国学术界和管理实践工作者的想象力。有学者正确地指出“‘management’一词很难找到一个中文字来对应它”，xii这一点无凝是正确的。在对管理的理解上，中国人远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容易确信和迷信管理就是企业管理，这不仅体现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的工业救国论思潮中，还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思潮中。在改革开放的思潮中，有一种企业家改变中国论的思潮，这股思潮隐含的思想基础就是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假设。
五、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在思想根源上深受“世界观的发展”所影响，集中体现在社会观和政治观的影响之上。换句话来说，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是政治学贫困、社会学贫困、经济学的贫因和历史学贫困的结果。管理是企业管理假设是同世界观的发展相关的，特别是同源于17世纪法国和英国的社会观（社会理论假设）相关。社会观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解和解释。马基雅维里最先提出管理是一种政府形式的经典见解。这种见解在17世纪的欧洲演变为一种传统的社会观。17世纪欧洲的社会观是一种单一的政府中心论，也就是说它认为存在一个以政府为单一组织的中心的社会存在。政府虽然具有自我局限性，但却统治着由家庭为基本单位组成的其余部分。基于这种以政府这个单一组织中心的社会理论来看企业有三点是重要的：第一，割裂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企业是独特的，在社会生活中是个例外”。第二，割裂社会组织的整体性。企业虽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但它却是政府机构之外的一个例外。第三，割裂人类活动的整体性。“经济活动”同“其他活动相去甚远”。第四，割裂人的整体性。“经济问题”不是“人类问题”。综观这四点来看，欧洲传统的社会观所隐含的意义是：“管理也就被限定在这个特殊的、非典型的、游离于外的经济领域的组织（企业）之中。管理的本质与特性，也就相应地基于商业活动的本质与特性基础之上。‘管理’就是‘管理企业’，反之亦然。”欧洲传统社会观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的拉特诺正是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企业与“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不相容”。同欧洲传统的社会观相关，美国经济学也持有相同观点。20世纪康芒斯认为企业管理就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这种观点是“美国整个机构经济学的传统”。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假设也受到欧洲政治观的影响。19世纪的自由国家学说，作为一种信条“，根据这个信条，所有组织的权力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中心主义。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还有史学思想的渊源。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梅因爵士在19世纪60年代的著作《古代法》，首次提出历史发展进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规律”，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在于它否认的人类组织发展自主性，将企业排除在人的自治之外。正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贫困，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在人类的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得以生长，最终成为一股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思潮。
六、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破产
管理是企业管理假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假设相反，正确的假设是“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这个新假设对管理的理解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具体而言，管理不是企业管理的假设在理论上具有以下四点内涵：第一，不同组织有不同管理方式。这意味着组织使命、组织战略、组织结构三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关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组织的使命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组织结构。第二，不同组织固然有不同管理方式，但不同管理方式之间差异往往比人们想象要小得多。这意味着不同管理方式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类组织使用的术语上。换言之，组织在使命或挑战上往往更易于倾向相同的。管理的这个理论意义还在于提醒人们需要高度警惕过高估价不同管理方式之间差异性的错误倾向。这就是说从理论上来看管理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在观念上具有极强的同构性和一致性。第三，不同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应用上，而不是体现在管理原则上。这个意义在组织的使命（任务）和挑战不存在巨大差异情况下也是适用的。这就是说管理知识存在一个观念与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张力，而管理制度的张力更大一些。第四，在不同组织关心的问题中，90%左右的问题都是普遍性问题。在这些普遍性问题之外，剩下近10%的问题，是真正的管理问题。这意味着最后10%的管理问题才是这些组织独有的使命、文化、历史和专业用语需要解答的问题。这就是说管理学知识的形成路径主要是“问题的界定”而不是“问题的解决”。管理不是企业管理的假设，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在20世纪，企业的增长趋势在发达国家开始明显下降，保持增长势头的部门是“非营利性机构”，即政府、脑力劳动者、卫生保健和教育。同时，非营利性社会部门也是今天最需要管理的部门。通过有系统、有原则和以理论为指导的管理，非营利性社会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最大的能量。这说明否定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假设，是有现实基础的，终结“企业管理帝国义”是一种现实要求的必要选择。一旦否定了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假设，确认了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的假设，这就从根本打开了开放管理思想的闸门，管理学从此走上解放管理思想的道路，摆脱了管理同企业之间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认识到了管理的不确定性。这可说是人类管理理解上的“思想大解放”。在这个广义的管理理解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为根本的结论：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特殊工具。
七、批判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长期性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它对管理学成长史的演化是历史性的，但有些学者，即使是最伟大的管理学大师也往往会忽视这种影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乐观的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开始不再认为管理只是企业管理”，这就导致了对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批判的忽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长期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民众对企业认知的不自觉之中。在德国，拉铁诺曾是一家新式股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后来曾任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1922年遇刺，是最早的纳粹受害者之一。拉铁诺觉得企业是一个太新的新生事物，它同欧洲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是不相容的，并认为企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奥地利，卡尔•卢艾格尔是奥地利基督教政党的创始人，他在1897年被选为维也纳市长。卡尔•卢艾格尔的竞选纲领是保护那些诚实、高尚的小企业，抵制恶劣的、不合理的公司。在意大利，班尼托•黑索里尼，曾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通过指责“那些残酷的公司”成为政治明星，走红全国。在日本，涩泽荣一怀着“通过企业来构建一个新日本”的梦想，于1870年放弃了有前途的政府部门工作。涩泽荣一认为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非常具有挑战性，他试图通过引入“儒家文化”来将“企业”驯服，建立一种相克关系。在中国，企业还在民愤中与原罪有关。这些例子说明：全球范围内的企业认知不自觉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存在铺垫了深深的土壤。全球性的管理教育加剧了“企业理论不自觉”，这就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增添了一层厚厚的养分，并使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历史影响在人的观念中沉淀下来。著名的管理大师德鲁克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人听到或读到管理这个词时，听到的还是企业管理。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管理类的书籍往往比其他非小说类的书要好卖，虽然这些书的书评要主出出商业刊物上。一所接一所的‘商学院’相继改名为‘管理学院’，但是所授予的学位不是叫MBA，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管理的书，不管是大学的课本，还是普通的阅读书籍，都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所举的例子也往往是源自于企业。”“企业理论不自觉”和管理教育的思想误读导致批判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批判历史实际上就是管理学的成长史。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批判标识着管理学“自我意识”的成长，一旦管理学有了这种“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管理学正在走向“成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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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龙芳 郝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