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扶贫开发转型，促进“缩差共富”的制约因素
一是受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发育十分缓慢。西海固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旱、山峦重叠、梁峁星罗棋布，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资源匮乏，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由于地处相对封闭的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等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和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给土地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大部分贫困户受自身文化限制，加之受制于被沟壑纵横地形地貌相互分割的小块田地，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脱贫与返贫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近年来，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很低，仅能满足最低生存需求。
二是潜在的致贫因素多。由于受地理区位的制约和资源等方面的影响，贫困地区与全区教育水平差距长期累积，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山大沟深的乡村学校由于教学条件差，许多教师纷纷外流，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成为山区基础教育的一大困扰因素。因教育质量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文化贫困。山区卫生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因缺少经济积累，健康状况低下导致发病率较高，一些温饱户因病致贫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日益凸显，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同时，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是深入调研不够，扶贫摸底不足。由于扶贫摸底不足，扶贫项目仅限于偏僻农村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忽略了许多“非贫困村”的真正贫困。目前，一些贫困地区“非贫困村”被边缘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基础项目严重缺失，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地方政府应该问需于民，要做好深入调查研究，要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把扶贫资金投放在最急需的地方去。四是面子工程、浮夸作风严重存在，决策不科学，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农村，浮夸作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或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或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群众的疾苦搞一些面子工程。许多农村，没有打碾粮食的场地，农民经常把粮食拉到公路上晾晒和打碾，埋下了严重的交通隐患;一些草垛常年暴露在村庄周围，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缺少调查研究，造成了许多“长远规划”变成了“短视行为”，决策不科学，使有限的资源变成了“奢摆品”。
二、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构建
1．在政府主导扶贫框架下开展的有针对性扶贫工作为扶贫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宁夏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的地区，在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同时，建立了专门从事扶贫开发的组织机构，各县(区)成立相应机构，形成了各级领导组织体系。根据扶贫工作形势发展需要，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规划和措施。如《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规划》《尽快解决西海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宁夏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千村扶贫开发工程实施意见》等等。这些扶贫政策、规划及措施针对当时贫困状况对症下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发展，成为各个时期实现减贫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各个时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扶贫理论，为后来的扶贫研究奠定了基础。
2．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针对不同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扶贫开发31年来，宁夏扶贫工作者加强扶贫文化研究，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和做法，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开展了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精神力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精神、组织实施扶贫开发规划以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智力支撑。许多理论研究者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推陈出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破解问题的对策建议，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
31年来，宁夏社科界、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及扶贫工作者，通过论文、调研报告的形式撰写了大量反映扶贫开发方面的研究性文章。这期间出版了许多研究贫困的专著，如秦均平主编的《走出贫困———西海固反贫困农业建设研究》，李宁的《再造家园》，吴海鹰、李文录、杜正彬主编的《挑战贫困———宁夏农村扶贫开发20年回顾与展望》，董玲主编的《西海固扶贫攻坚战———“三西”建设30周年纪念》等等。归纳起来:一是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状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和探讨;三是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四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印证理论，理论联系实践，既从理论高度研究和探讨问题，同时从实践角度关注和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五是用发展的扶贫理念，关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从而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三、加强扶贫文化建设，在理论界开展扶贫文化研究
1．理论工作者要做好扶贫开发的“先行官”。进入21世纪，宁夏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全面调查研究宁夏扶贫开发现状后，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1000多个贫困行政村进行综合开发，对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重点扶持，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目前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深水区，扶贫难度不断增大。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扶贫工作的主体、条件、环境、标准、对象、内容、范围、规模、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论工作者作为指导实践的“先行官”，必须深入扶贫第一线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扶贫开发的新思路新对策，以攻破深水区的贫困堡垒。
2．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根据多年的扶贫经验，只有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造血功能，这就成了摆在扶贫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为指导实践服务。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区扶贫文化包括扶贫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把31年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建设发展中创造、沉淀、积累的扶贫文化加以全面科学地总结和归纳提炼，从而提升为能够进一步指导未来扶贫开发的科学理论和振奋广大群众精神状态的文明成果。
3．从多元化扶贫中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使扶贫效益最大化。近年来，宁夏的扶贫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开发扶贫、劳务输出、互助资金、对口扶贫、项目扶贫、招商引资、少生快富、交通扶贫、教育医疗扶贫、引水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对口扶贫等等。在组织上还出现了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金会、慈善机构、民间组织团体和协会等多元化主体出钱、出力、出政策、出思想、出技术等格局。这些不同形式的扶贫都为农民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扶贫资源，使扶贫效益最大化，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4．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难题，使扶贫研究落地有声。在扶贫开发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影响因素，理论工作者要在调查研究中对症下药并破解这些难题。一是理论工作者不但要总结扶贫经验，把它升华成扶贫理论，而且还要寻找扶贫工作中的阻力所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如村官腐败、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扶贫资金的流失、扶贫缩水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激化了干群矛盾。因此，加强扶贫监管已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到扶贫前线进行调查研究，探求腐败的根源，寻找提高各级领导素质和觉悟的办法，寻找防止腐败的路径，寻找化解矛盾的办法，从而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健康有效。二是扶贫与扶志相结合。首先是扶贫，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其生存环境的制约，生产生活成本高，对未来没有预期，心理上畏惧，行动上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因此，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通过媒体介质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进行呼吁，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最终迈向富裕。另外是扶志，要研究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盲区，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技术和技能培训。要鼓励困难群体增强自信心，勇敢的面对生活，开展生产自救，寻求发展途径，要有意识地引导贫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懒散慢等靠要”的观念，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5．立足区情、民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关注和研究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死角”问题，要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理论工作者，既要发现新问题也要研究新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总结，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分忧解难。扶贫开发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就能把各种社会力量吸引到扶贫行列中来，就能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从而达到被扶者与扶贫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进行调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扶贫开发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作一个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践行者。宁夏是欠发达地区，立足区情民情，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充分了解和认识广大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是理论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
6．文化扶贫与扶贫文化相结合，是新时期宁夏扶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扶贫和扶贫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扶贫是所有扶贫开发活动的总称，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中偏重思想意识的一种扶贫方式。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维护和修复的文化，即贫困阶层以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所产生的思考问题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等。贫困文化表现为:信息闭塞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思想;麻木不仁消极处世听天由命人生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及行为;等等。这种文化具有示范性和代际传递性，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就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不但具有顽固性和沿袭性，对维护贫穷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作用。
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形态，是文化扶贫的本质所在，因此，文化扶贫首先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困文化，通过人为因素将文化扶贫融入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之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具有影响人、塑造人的功能，人们的心理、行为习惯无一不和一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生存，更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贫困，不如说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之所在，实施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工程，增添文化扶贫新引擎，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筑牢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基础。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西海固地区的大面积贫困，除了自然条件以外，农民作为贫困的主体，成为了“文化的饥渴者”，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向贫困者输入新文化、现代信息知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等新鲜血液，分层次、分阶段、分工种(如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业、饲养业以及劳务输出的不同工种等等)传授农业生产适用技能，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达到文化富民的效果。
针对贫困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手机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扶贫过程中，政府除了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文化大院等投入外，对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提供手机扶贫扶持，如提供使用上便利，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手机微信、手机微博、手机上网等社交方式，让农民群众弥补电脑网络的不足。同时，通过手机这种通信工具，还可减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家人不必要的见面联系，从而能有效降低农民异地传统的社交成本，增加城乡交往的频率和机会，增强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城乡沟通的效率，给贫困地区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信息、发展动力和发展机会。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前景最广的现代服务业。当前全国各地都把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旅游资源价值，谋划将旅游业真正发展成为贫困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旅游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精心组织实施，全力推进，全面部署以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把宁夏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避暑度假基地”。
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推动扶贫事业，最根本的是让贫困人口参与到旅游业中来，参与到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通过建立健全旅游收入再分配制度，保证贫困人口从旅游开发中获取最大收益，即将旅游收入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再分配，专项用于扶贫工作。文化与旅游“联姻文学期刊”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的新问题，二者的完美融合，是新时期宁夏扶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与旅游双轮驱动必将彰显宁夏地方扶贫的地域特色。
作者：李禄胜 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