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距今约7，000—3，500年间的遗存
属于此时期的文化遗存有:增城市金兰寺，［5］东莞市蚝岗［6］和万福庵［7］［5］(或称万福庵遗址群)，以及东莞市的圆洲［8］(或称龙眼岗)，等等。金兰寺遗址位于金兰寺村北高约6米的土墩上，北临刘王涌，旁有小溪，四周是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惠阳平原西北界)，间中也有小土墩。遗存有多层堆积，自“全为夹砂粗陶和磨光红陶，偶有彩陶”的堆积，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在最早的堆积中，“贝壳以淡水蚬为多”，但偶见蚝壳。蚝即牡蛎，生长于潮间带。可见遗址濒临的河溪不时有海水侵入。蚝岗位于南流江一条短促支流的河口山岗上，乃河口型贝丘遗址。万福庵遗址位于江边村北的一处岗丘上(已近惠阳平原东界)。最具特点的遗物是施赭红彩的圈足盘和绳纹夹砂陶。根据遗址所在镇文化站的唐日辉先生调查整理获知，企石镇除了有代表性的万福庵遗址之外，在东江沿岸还发现了13处连为3片的贝壳堆积点。其一，北临东江，海拔约35米的上麦黄屋大园。“人民公社化”时，这一带洁白的贝壳堆积厚达5—6米，曾被连续采挖2个月，挖取贝壳约10万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着重对岭头苍小山进行调查，仍发现有较多的贝壳堆积，并采集到夹砂陶、彩陶和一些近代遗存。其二，稍南的博夏村蚬壳山。蚬壳山原为小山包，周边地势低洼，因屡受东江洪水冲涮，1950年代已变成高出周围浦田的荒地，贝壳暴露。“农业学大寨”时将此地平整为农田，采挖了大量贝壳烧灰。在开挖1条人力水车槽头时，发现有类似石锤、石凿、石刀等器具。2004年再次调查时发现了数片硬度不高的彩陶。其三，再稍南的企石村蚬壳岗、百骨山和饭盖岭等，均有贝壳堆积，但因为修路或营建公园，已被破坏。根据李海荣先生等人的研究，［9］金兰寺、蚝岗和万福庵3处遗存的年代上限可以上溯至距今约7，000年，某些遗存的下限可达距今约5，000年。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基本相似。下面主要针对万福庵遗址群和圆洲遗存的情况，剖析古人“择地谋生”的内涵。东江西流至万福庵遗址群附近时形成连续的大弯河奥;其南有一条几乎与之平行的、全长3350米的内河河涌小海河。江、河相距约10公里。万福庵遗址位于小海河南面约1公里处。但上述诸遗址均分布于小海河之北的浦田即东江河奥淤积地之中的岗丘上。从“万福庵遗址群”沿着东江南岸延续向西约30公里的地带，均为浦田环境。大约在20公里处，有1处圆洲(或称龙眼岗)贝丘遗址。它坐落在“由众多小上岗组成的龙眼岗中的一个”小上岗上。我们参与了对该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基本同意《简报•结语》的说法:圆洲遗存的年代上限接近于万福庵遗址群遗存的下限;但其下限与下文将要详细述论的村头遗存的上限，是没有“缺环”的。也就是说，园洲遗存的上限已经跨越了稍晚于距今约5，000年即“几何印纹陶”产生时期，而下限达到了距今约3，500年的“几何印纹陶”初期。此外，在园洲遗址的发掘期间，我们踏查了遗址方圆10公里的地方。虽然没有新发现遗址，但却感触于大片冲积平原开发为集约化蔬菜生产基地。回到发掘工地，对着近2米厚的贝壳堆积和出土的野生牛、猪、鹿、鳖、鱼等残骸，不得其解。后来沙径村的村长告诉我们:东江大堤修筑之前，这里是一片浦田，内涝时是水草丛生的浅水域，各种野生动物不少。这就明确地告知，在更久远的年代，这一大片浦田里各种野生动物更多。如果说，距今约7，000—5，000年间的、聚居于环珠江口海湾沙丘或“沙堤—泻湖生境”中的先民，以获取水生蛋白资源为主，也能生息繁衍，形成特定的谋生方式;［10］那么万福庵遗址群周边较为广阔的浦田里，水生动物丰富多样，易于捕获，人们选择高亢的岗丘为相对稳定的居住地，以开拓浦田和小海河乃至东江水生资源。这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无疑是有效地适应环境的谋生策略。但是必须指出，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也是滥用资源的过程。随着资源的日益匮乏，将导致人们的体能输出能量大于从食物中所摄取的输入能量;为此要强化、扩张或改进技术。如果只增加体能而不扩大进行食物生产的地域，可以提高产量，那就是强化;但如果觅食的地方按比例扩大，那就是扩张;当强化和扩张交替兼施仍然难于维持生存时，就迫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资源，发明出新的技术和方法来将潜在的资源转化为资源，这就是改进技术。［11］相对于万福庵遗址群，园洲遗址的资源更优越:除了水生蛋白资源相似之外，遗址所在的龙眼岗，连续空间大，植被茂盛，人们利用其陆生资源谋生的同时，还可与外界更广阔的地方相连通。因此这里更适合于数量相对多的人群，持续发展渔猎—采集经济。即使园洲先民并非万福庵先民的“后裔”，而他们是由其他地方迁移至“东江河奥—小海河”至园洲一带来谋生的，也绝对不会选择像万福庵遗址群那样的环境聚居。因为那里的资源业已匮乏;更关键的是，此时的人们对陆生资源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并有能力去开发和利用。或者说，资源的匮乏已不可逆转，而人口增殖的压力与日俱增，迫使人们强化、扩张和改进技术三者兼施。
二、距今约3，500—3，000年间的村头遗存
村头遗址［12］座落在东莞市南部约30公里狮子洋入海口东岸的大山园岗上面。山岗南面低缓滨海，其他三面连接着罗浮山余脉丘陵或台地。遗存的年代距今约3，550—3，000年间。村头可供鉴定到种属或骨骼部位的动物标本共3，377件。种类有水鹿、斑鹿、麂、小型鹿、水牛、猪、狗、虎、大灵猫、野猫、豪猪、犀牛、象、鸟、龟、鼋和鳖等，最少代表287个动物个体。其中家畜有狗和猪，数量占总数的54．1%，其他都是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⑥此外，还出土了大量水生动物的遗骸，有8科9种。其中有生活于潮间带低潮区或稍深的浅海岩礁海底的角犬齿螺，浅海数米水深的红螺，潮间带至水深40米左右的美女蛤和笔螺，多得是软体动物主要生活在潮间带或浅海区。另，大部分脊椎动物未经专门家鉴定，但确知部分为硬骨鱼类，部分为软骨鱼。⑦由此可见，村头先民的狩猎，除了捕获水鹿、水牛和斑鹿等大中型动物之外，还捕捉诸如老虎和豪猪之类的、凶猛的食肉类动物。除了捕捞淡水河与潮间带的螺和或贝类之外，还偶尔获取底栖于深海的软体动物;除了捕捉日常常见的硬骨鱼，甚至有能力捕捉游动快速的软骨鱼。特别是，较大量地饲养主要用于狩猎和食用的狗，以及与长期定居和农业经济有关的猪。［13］相对于园洲遗存，村头先民对认识和利用水生资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尤其值得思考的是，他们突破性地开发和利用了陆生资源，将原来以攫取水生蛋白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发展成为兼顾利用水生和陆上资源的初始农业经济。这在先秦珠江三角洲经济活动中，具有阶段性意义。这种情况在“村头社会”出现，似乎是人们偶然选择了既可吃水又可吃山的居址，迫使他们不断地认识潜在资源，改进技术以开发和利用资源，将经济形式中的纯粹的“占有经济”引向“农业经济”⑧的轨道上来。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人们经过了长时期经济活动的积累和准备，有意识地选择这样的居址，主观努力所致。然而饶有兴味的是，与村头遗存同时期的、狮子洋西岸的遗存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里，聚落数量剧增而形成了一系列的贝丘遗址，如仅南海区内就有52处;［14］人们能利用切割和管钻技术制作石器，出现了铸铜石范;［15］大聚落中还规划出生活区、“广场”、垃圾区、墓葬区等功能区，墓葬排列有序;［16］形成了一个有较多人口、分层化的、创造了最发达的渔捞—采集经济文化的社会。［17］
三、两周时期的遗存
这一阶段有:博罗横岭山、［18］梅花墩、［19］曾屋岭、［20］增城浮扶、［21］增城西瓜岭、［22］博罗银岗［23］和东莞猪牯岭及其周边［24］遗存，等等。横岭山墓地位于惠阳平原东部边缘的丘陵溪边的山岗上。在8500多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共清理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其中有随葬品的224座，能归入期别的214座(第70页，本节凡引用横岭山墓地的资料，仅夹注页码，请见谅)。按西周穆王及其前王为西周早期和通行的战国肇始年代，又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的年表，制成《表1》。横岭山土著青铜器和高质量的陶瓷器:共出青铜器122件，包括2件甬钟和1件鼎。选样8件检验研究其化学成分，认为特殊于同时期中原地区者，反映了当地生产的特点(第467页)。第二、三期也即西周时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已接近1200℃，原始瓷器开始出现。至第四期，部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烧成温度已达到了1250℃左右，而且样品中不仅发现有较多的莫来石、方石英晶体，甚至还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玻璃相(第441—449页)。横岭山聚落内部的生产关系:墓葬的方向大致与山岗等高线的切线一致，排列有序(第9页)。可见有“权威”在规划和管理墓地。青铜器的出土较集中:35件出于第三期的16座墓，74件出于第四期19座墓。只有少部分人拥有表明身份的玉器:共出土玉器94件。第二期始有共19件;第三期11墓出67件;第四期7墓出8件。陶器523件。陶豆和原始瓷豆各为184件和105件，所占比例分别是35．18%和20．08%。簋和瓿共32件，形态颇似中原周初的青铜簋。结合墓地管理、青铜器和玉器的情况，不可排除它配合以与豆之类的器物，使用于某种礼仪活动:《诗小雅•宾之初筵》:“籩豆有楚，殽核维旅”(盛放着果品和菜肴籩豆，行列清晰地陈放着招待客人);甚至还可表明，“籩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第八》:祭祀和礼仪的事情，自有主管官吏负责。)因之可断定“横岭山社会”是层级化的、以农业和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聚落之间的交往:统计表明，出土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地点集中在惠阳平原，其次是珠三角南部虎门以东的滨海地区和粤北丘陵，粤东丘陵和西江流域难得一见;而且，博罗地区的多为钟、鼎等重器，而环珠江口地区的多为剑、戈等小件。［25］地质工作者参与了玉石资料的研究，初步认为横岭山墓地出土的玦饰有较大可能是来自环珠江口地区的玉器作坊(第504—505页)。“横岭山墓地出土陶瓷样品组成中变化最大的是氧化铝含量逐渐降低，这是我国南方未曾发现的现象。”“综合横岭山墓地出土的原始瓷胎、釉组成模式特点，可以推断，梅花墩窑口生产的产品，即为横岭山墓地出土的第一类，也就是大多数的青色釉原始瓷样品。”(第441—449页)在今沿海和海岛均发现有梅花墩或银岗或西瓜岭的陶器产品。例如香港南丫岛大湾的原始瓷豆;［26］以及深圳的叠石山、大梅沙［27］和鹤地山、九祥山、铁公坑，［28］珠海大陆的金鼎外沙、［29］沙煲地［30］和鸡山，［31］珠海外伶仃岛石涌湾［32］等遗址的陶罐或陶豆的残片。综上可说，陶器尤其是青铜器是横岭山的产品，横岭山先民输出青铜器跟梅花墩和环珠江口先民交换相近档次的原始瓷器和玉器，是可能的。实际上，这只是就事论事的狭窄看法。如果把“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33］延伸，联系以下事实———位于博罗曾屋岭东麓的曾屋岭墓地于2010年下半年被发掘。在89座墓葬中有85座约相当于横岭山三、四期者。位于增江中游东岸约1，200米的浮扶岭墓地于2010年被揭露约8，000平方米，发掘自新石器时代至南越国初的古墓近400座，大多数为春秋时期者。这两个墓地的资料尚未整理，但我们有幸考察发掘现场并揣摩了部分器物。最深刻的印象是墓葬排列有序，原始瓷豆的形态与横岭山的基本一致，青铜器的土著特征明显。曾屋岭距浮扶不足15公里，距横岭山不足25公里，它们均分布于惠阳平原边缘的丘陵溪边。又，上文所涉及的梅花墩龙窑窑址位于曾屋岭南面不足10公里，但却位于东江干流江边平原上。———即可判断:使用这3个墓地的先民在经济上理应有所联系。我们曾调查过梅花墩，其周边数公里内未见其他与农业聚落相关的遗存。那么，烧窑者的聚落在哪里呢?如果这里的原始瓷器能够提供给横岭山，当然也就可能提供给与之距离相当的浮扶以及更近的曾屋岭了。但是，基于梅花墩邻近农业聚落的居民所烧造的陶瓷器已经可以交换至更远的沿海和海岛;烧造精美原始瓷器的、低含铁量的黏土是稀缺资源，但又仅存于梅花墩;等等缘故。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惠阳平原上若干个农业聚落的人们，为了“争夺”或“共享”资源，最后形成了联合经营的梅花墩陶瓷工业。扶持上述判断的是:梅花墩烧窑鼎盛时期仅限于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在浮扶南面不足10公里的增江东岸的西瓜岭，存有2座龙窑;在梅花墩东面不足10公里的东江干流北岸，却是银岗窑场。银岗窑场座落于俗称“七星伴月”的7个相连接的低矮岗墩上，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已发掘了4座龙窑，未发掘的岗墩上大片大片的陶片俯拾皆是。发掘所获遗存为西周至春秋与战国两期，战国时期的遗存相当丰富。遗物有陶、铜、石、铁器4种。陶器除了常见的生活用器外，还有建筑材料筒瓦、板瓦和瓦当，以及制陶用具和动物模型等。铜器数量不多。石器仅见网坠、砺石和石饼3类。铁器虽多锈朽，但仍知数量较多，并出有当时最先进的斧和锸等重要工具———斧用来修劈烧窑的木柴，窑场必备;锸用于取陶土，比其他任何工具都便利。银岗第一次发掘时，我们曾在附近做过专门调查，周边未发现其他农业聚落。
故可认为，窑场并非农业聚落居民为烧造自用陶瓷所建，乃专门化生产的窑场。理论上说，专门化生产的窑场必须选取黏土资源丰富和交通便利的地方，但随着经营日久，就近的燃料会被耗尽，以及淘取黏土的地段也会距离制作陶胎和烧窑的地段越来越远，所以窑场必须不时弃旧新建。故又可认为银岗窑场是梅花墩窑址的替代。相对于春秋，岭南战国时期的陶器特征是:快轮拉坯和泥条盘筑并行成为最主要的成型方法;器表拍印、压印以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简约化而流行“米字纹”，并且圆心发散式的构图和几个同心圆带多种样式的纹饰悄然流行，器表施釉或施红色陶衣者数量增加;釉陶和灰色硬陶的烧成温度低(1000℃－1150℃);原始瓷器(或称含铁量低于2%的产品)几乎消失。这些变化，隐含着批量生产在发生作用:泥条盘筑和快轮拉坯均在陶车上操作，相辅相成，提高了成型效率;成型过程中的圆周运动引发了圆心发散式构图的情趣;施釉等装饰更便捷美观于几何线条装饰;龙窑烧造可提高产量但却无法再提高窑温;低含铁量的黏土已被耗尽。当东江三角洲的陶瓷器仍能远销他地，陶瓷工业依旧繁荣的情况下，陶器特征的上述变化，顺理成章。尽管可将两周时期惠阳平原视为“准地域体系整体”，并逐渐形成以其为中心的陶瓷交易圈。［25］但这些手工业和古老的商业，都只是农业经济所派生并为之服务的，权称为古代商品经济。因为它并不像商品经济社会那样能够导致:社会经济关系商品化;生产的目的是价值的增值;等等。也就是说，东江干流岸边经营陶瓷工业的人们，仍然应该有其农业聚落。然而，经营者的聚落在哪里呢?在距离银岗窑场不足20公里的猪牯岭。猪牯岭遗址位于东莞市东郊的东江南侧冲积平原一处低矮的山岗上，面积约1．6万平方米。2006年发掘了1150平方米，文化遗存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发掘者魏峻博士在结语中说到:此之前，广东省辖区内发现的战国—秦时期遗存皆为窑址和墓葬，而猪牯岭却为居址。并且调查探明，“沿东江南支流的河岸阶地上，以猪牯岭遗址为中心、直径2公里的范围内，还存在着数处同时期的居址，其中地表遗物丰富、保存相对较好的遗址包括峡口村西北的峡口遗址，以及上桥村北的石角头遗址，这些同时期遗址共同构成了具有区域性特点的聚落群。”当然，陶瓷工业经营者的聚落并不仅限于“猪牯岭聚落群”。理论上说，上述的三大墓地附近即应存有聚落。而且很难相信结构和管理如此严密的墓地，其聚落会嘎然消失———请返回参阅《表1》，它在表明横岭山墓地越晚近墓葬越多，“方兴未艾”。而现实中，浮扶墓地的使用时间就延续至战国晚期。东江下游干流岸边“地圩海，土田瘠狭，民食仅支什五，余皆仰售他郡”。［34］但至清乾隆年间，今东莞市的石龙镇已经跃为广东四大名镇之一。⑨这有赖于发展水利:自北宋元祐年间修河堤、海堤始，之后修堤灌田之事不断。［35］这也可以远溯至两周时期，干流岸边不宜人居，人们只能选择支流的溪边丘陵聚居。因为毫无疑问，农业经济中诸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还是生物资源等等，支流溪边丘陵均比干流江边平原更为丰富和容易获取。另一方面，作为“矿物资源”的黏土丰富、和“环境资源”之一的交通便利的干流江边平原，对于早在春秋时期业已存在着陶瓷生产与供给体系，并逐渐形成以其为中心的陶瓷交易圈的东江下游来说，却是一个经营陶瓷工业的首选之地。所以说，两周居民聚居于东江三角洲边缘的丘陵溪边，自给自足;以10多公里处的干流江边平原，经营带有古老商业性质的陶瓷工业，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
因为冰后期海进，在距今约7，000—3，500年间，今东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水域。由于水生动物丰富多样，易于捕获，人们选择河口山岗或河奥略高于浦田的岗丘为相对稳定的居住地，获取蛋白资源，以占有经济的经济形式谋生。过程中，因为三角洲的不断淤积使陆地变大，水生资源匮乏而陆生资源随之丰富，促使人们充分认识了陆生资源，将其转化为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其中，相对稳居以获取水生蛋白资源，虽然经济形式还很原始，但人口得以繁衍，文化得以延续，故无疑是有效地适应环境的策略。进而，随着资源的变化，人们调整了经济形式:在进一步开拓水生蛋白资源的同时，认识并充分利用了陆生资源，隐含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内在作用。从距今约3，500—3，000年间的村头遗存中看到，人们不仅在认识和利用水生资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还突破性地开发和利用了陆生资源，形成兼顾利用水生和陆生资源的初始农业经济。这似乎是村头聚落既可吃水又可吃山的资源所致，但也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生产能力将潜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为资源的结果。由于村头发掘未可主动选择发掘区域，尚无法探知聚落的具体结构以分析村头社会的“分层化”情况，但完全可以断定它的经济形式复杂于“园洲社会”而简单于“两周社会”，承占有经济之前启农业经济之后。“横岭山社会”的经济是以农业和土地财产为基础的，但派生了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和古老的商业。如果把“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延伸到东江三角洲和两周时期即可发现，在西周时期，惠阳平原诸聚落或已初步形成“准地域体系整体”;至东周，逐渐形成以其为中心的陶瓷交易圈。就目前资料言，春秋时期的人们聚居在惠阳平原边缘的丘陵溪边，为“争夺”或“共享”仅存于东江下游干流岸边的低含铁量黏土，进而发展了陶瓷工业。由于陶瓷器不断地远销他地，至战国时期，人们便充分利用干流岸边丰富的黏土和便利的交通等资源，扩大生产规模，专门化批量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古老的商业。然而，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的其他资源，平原边缘的丘陵溪边均比干流江边平原更为丰富和易于开发利用，故人们依然聚居在丘陵溪边。这种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的产生，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人们对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理解、经济形式的调整这三者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作者：赵善德 单位：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