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新疆执政者眼中的南疆蚕桑业
（一）左宗棠与南疆蚕桑业
同治年间，左宗棠奉清廷之命，督办新疆军务。他根据新疆的自然条件，大力提倡发展蚕桑业。1.开展全面调查。在他的督导下，新疆蚕桑业得到了较全面的官方调查。2.引进内地蚕桑技术。新疆当地的桑蚕丝织业发展技术十分落后，为此，左宗棠派人到江浙一带招聘技工来疆，把内地的栽桑、接枝、压条、种秧、浴蚕、饲蚕、分箔、入簇、煮茧、缫丝以及织造等先进技术传授给当地百姓，并在疏勒设置官办蚕桑局，加以推广。3.引进内地桑树良种。鉴于新疆本地桑树缺乏良种，左宗棠命人从浙江一带运来良种桑树数千株，给民领植。左宗棠督疆，为新疆蚕桑业带来了生机。他认为：“天生美利，人自弃之，良为可惜”［3］（P81）“非广兴饲蚕缫丝诸法，不足以尽地利。”［4］（P24）历史发展也证明，这是很有见识的。尤其是他将发展蚕桑业与地方大员的考核绩效挂钩，“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劝”［5］（P631）。官员“留心民事否”的考核，以是否重视植桑为准［6］（P529）。这些自上而下的推动，南疆地区蚕桑业发展迅速，光绪年间，和阗、洛浦、于阗、皮山民间的机户就有上千家。
（二）王树枏与南疆蚕桑业
光绪末年，新疆布政使（省行政最高首长）王树枏（1852—1936）提倡发展实业。他深知发展桑蚕业的经济价值，决心在左宗棠的基础上，复兴蚕桑之利。1.遣人实地调查南疆疏勒、莎车、和阗等八城，倡导蚕桑之利，并负责技术指导。2.收罗失散的内地来疆技工。新疆当地纺织技术严重落后，产品缺少市场竞争力。在王树枏的支持下，左宗棠督疆时由内地来疆的技工和本地熟悉蚕事者再次受到官方的聘请，南疆一些发展较好的地方，如莎车设立了蚕桑局，负责劝业蚕桑。3.引进优良蚕种。当时新疆本地所用蚕种，来自中亚地区，品质低劣，蚕具不全、培育管理不善，生产的蚕茧精粗不分，茧层不分厚薄，等级混杂，蚕农收益大受影响。王树枏接受了职员赵贵华的建议，从浙江西湖蚕学馆购买优良蚕种，淘汰原有劣种，从内地和中亚细亚购买蚕具，择其实用者做出模型供各地仿制。与此同时，还教民选丝、分等、分级。4.确定务实的发展策略。根据当时新疆纺织技术整体落后的实际情况，王树枏确立了“蚕桑为本，纺织为末”的发展策略，以求改良蚕丝品质，同时在纺织技术上，倡导花样翻新，主张易织的湖绉纺绸，放弃难织的宁绸贡缎。此外，积极谋求外洋销路，对民间的蚕桑丝织业较为宽松，商人可以自立牌号，设庄销售［7］。在官方的大力倡导下，新疆蚕桑业出现了产销两旺的繁荣景象。生丝销售额不断增加，所产蚕茧和丝织品，大多由洋商转购出口，优质生丝甚至远销印度。最值得一提的是皮山县，该县1906年产茧约7万斤，1907年陡增到21万斤，1908年提高到35万斤，三年内产量翻了五倍以上［8］。
（三）杨增新与南疆蚕桑业
民国杨增新任都督时，新疆政局稳定，“振兴实业”成为其主政时期的努力方向之一。“拟以振兴实业为前提，而实业之振兴尤以注重农桑为根本。”［9］（P101）为此，他主要推行了以下三大措施：一是禁止地方官购发蚕种。当时，新疆“官卖蚕籽，勒收重价”，成为一大弊政。每盒蚕子成本不过数钱或一两左右，经过层层加价，售给蚕户之后，每盒蚕子价格约二、三、四、五两不等。杨增新明令禁止南疆地方官购发蚕种，减轻了蚕农的负担。二是取缔官办蚕桑局。杨增新认为，蚕桑局不是生产单位而是官僚机构，它不关心农民养蚕等生产活动，只知道制定规章制度，制约了蚕桑业的发展，后来下令予以裁撤。三是指定专人用维汉两种文字编写蚕种制造法。其所用文字质朴，浅显易懂，并训令喀什和阿克苏两地官员张贴布告，使养蚕方法广为传布，能够家喻户晓。在他的改革下，“自莎车至和阗，桑株几遍野，机声时闻”［10］（P154-169）。“叶城岁出茧丝万斤”［10］（P154-169）。“夏夷绸，原料之丝，织成之布，皆视莎车叶城所产为佳。”［10］（P154-169）喀什、和阗两地出现了丝织业欣欣向荣的景象，丝织品的质量也很高，洛浦县生产的乌威夷绸“，柔软似江浙”［11］（P276）。
（四）盛世才与南疆蚕桑业
金树仁时期，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制约，新疆桑蚕业严重倒退，盛世才主政后，在新疆桑蚕业发展方面，做了积极的工作。一是引进苏联蚕种。苏联的“别克巴格达”“极达”“奥罗”等优良蚕种被引进新疆，不仅茧质高，而且出丝率也是新疆自制土种茧的两倍。这些蚕种被半价或者免费供应当地蚕农，极大地促进了桑蚕业的发展。二是设立桑苗圃。桑苗圃设立于吐鲁番和库尔勒两地，吐鲁番还建设了“模范养蚕室”。三是设立植桑月。为提高农民的植桑积极性，新疆地方政府于1942年1月还专门成立了“扩大植桑委员会”，把每年9月定为植桑月，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四是开辟北疆蚕桑区。北疆气候湿润，雨量相对较大，适宜栽桑养蚕。在政府的引导下，北疆伊犁等地区的蚕桑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五是开办丝织工厂。当时，和阗建立了一座抽丝厂，规模有200口锅，为手摇丝，每个工人一天能抽丝18—20两［12］（P24-27）。裕新土产公司在和阗区和莎车区建设经营的缫丝厂有13处，制绸厂8处［13］（P4982）。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每年产绸可达7万匹，喀什专区每年可产宽幅丝绸、花绸、白绸、百合衫等丝织品2万匹，于阗也可生产大绸、白纺绸、条色绸、印花绸、方绸巾、面纱、被褥面、色花线等产品［14］（P98-179）。
二、蚕桑业对南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百姓生活
“处处有桑，人人爱桑”是南疆维吾尔人聚居区常见的景象，植桑、护桑已经是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维吾尔民族种桑示长寿，视桑为吉祥［12］（P183-196）。“桑果是真主给饥饿人的恩赐”［15］。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他们认为，人们可以吃这些桑树的桑葚，但不能折桑枝，折了会生病。至于毁桑，更是不可饶恕的，“桑大不可砍，砍桑如杀人”的谚语，在民间流传甚广。直到今天，南疆维吾尔族还沿袭着在新建或迁居的宅院中栽桑的传统。清朝时期，在和阗、洛甫、皮山等地，有许多织绸工人，当地妇女善于“绣纹篡织”。不仅维吾尔族人能生产“绢素、大绸、回回锦”，哈萨克族有的部落也能织造“哈萨克缎”［16］。新疆蚕桑生产中的副产品桑皮纸，柔韧光滑，是当地民众制作花帽不可或缺的原料。民国金树仁执政时期，新疆桑蚕业因动乱等因素，陷于凋敝的境地，原来很发达的地方丝织业，却因原料减少及原料价格昂贵受到抑制，所需丝织品不得不依靠从印度进口［17］。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新疆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新疆的绢丝产业中，地方传统特产丝绸“艾德莱斯绸”及民族手工丝毯深受维吾尔妇女的喜爱。以艾德莱斯绸为例，清末开始在和阗生产，采用扎经染色工艺，显花效果明显，其所用花型来自民间艺人的创作，以新疆本地的巴旦木花、木纹花和木梳花最为常见。和阗、洛甫生产的艾德莱斯图案粗犷奔放，色调明快，质朴大方；喀什、莎车织造的艾德莱斯色彩鲜艳，民族特色十分浓郁，至今仍是南疆维吾尔族民众生活中的重要衣料。
（二）经济财税
蚕桑业是南疆许多维吾尔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新疆地广人稀，绿洲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并不多，然而南疆温和的气候环境，适宜栽桑养蚕，且农民素有从事桑蚕业的传统，在这种人文和自然地理条件下，桑蚕业为农户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可能。晚清时期，蚕丝和丝绸都是新疆大宗出口商品。和阗是新疆丝绸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著名的丝织品“玛什鲁普”“艾德莱斯”“雅卡露甫”和“夏夷绸”等绸种，远销英、俄。光绪年间（1875—1908）皮山丝价比原来上涨了近一倍半。原来一斤丝售价银一钱五、六分，后涨至一斤售银二钱二、三分［8］。蚕桑业利润的大幅提高，极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民国时期，南疆库车、温宿、沙雅、轮台、焉耆、吐鲁番、鄯善以及哈密等地的蚕桑业受到重视，整个南疆绿洲的蚕桑利源得到开发，所产丝茧，除部分被制成“夏夷绸”满足本地民众消费外，其余由俄、印、阿富汗等国商人收购，运销国外。新疆处西北偏远之地，财政支出浩繁，左宗棠作为封疆大吏，发展蚕桑业，也出于为国家解财政之忧的考虑。与左宗棠一样，后来的新疆主政者积极发展新疆蚕桑业，其目的之一，也与涵养地方政权的税源有很大关联。随着桑蚕业的发展，民众的生产收益所得较为可观。直至1917年，蚕桑税正式纳入政府税收之列，每斤课税银一分［12］（P18）。此后，随着新疆蚕丝出口量的逐年增加，蚕桑税成为新疆地方政府财政中不可忽视的税种。
（三）人口就业
南疆虽说地广人稀，然而，绿洲人口稠密，劳动力相对过剩，一直困扰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蚕桑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发展蚕桑，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经济效益的同时，可以吸纳绿洲农业人口的就业。这也是新疆主政者力推蚕桑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左宗棠敏锐地发现蚕桑业可以拉动当地民众就业。“缠民勤习工作，可以事半功倍之效”［5］（P468）。民国时期，谢彬在考察新疆之时，看到“于阗男子皆力农，女子皆蚕织秉机”［10］（P154-169），也认识到蚕桑业对当地百姓就业的重要性。经过多年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新疆蚕桑业无论从产量还是规模上，都有所扩大。为确保新疆丝织业的发展后继有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内地来疆专家赵鸿基努力培养本地技术人员。他曾先后在南疆各地开办蚕桑、缫丝、织绸、印染等各族技术训练班14期，培养出少数民族各类技术人员927名。还亲自带一批新疆工人到上海、苏州学习缫丝和蚕丝机械设备安装技术［18］。这些工作，为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蚕桑业的发展，保存了技术力量。
三、建国后党和政府的扶持与新疆蚕桑业的发展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情况
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由于战乱的影响，新疆蚕桑业处于严重倒退阶段。以发展条件较好的和阗区为例，当地十多家缫丝厂全部倒闭，蚕桑业以往的发展基础被人为破坏，东疆、北疆刚刚起步的蚕桑业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将蚕桑生产列入全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和田还曾设置蚕种场（1966年以后改名为和田蚕桑试验站），对各地蚕桑品种、桑树栽培和养蚕方法等进行过详细的考察，此外，为提高技术含量，还进行过蚕的饲育及杂交试验，蚕桑生产技术得以提高。经过十年的发展，至1959年，全区发种23万盒，蚕茧年产量已达2100多吨，建成了4个蚕种场，4个生丝厂；栽植桑树1000余万株，新疆蚕茧生产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好纪录，在全国各省、自治区蚕茧生产排名中，位于前列［7］。然而，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文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使新疆蚕桑业受到极大摧残。以和田地区为例，和田地区有桑树760万株，发种量曾达到14万盒。在长期的人为干扰和破坏下，和田地区桑树被砍掉三分之二以上，发种量也比最高年份降低了三分之二以上［7］。
（二）改革开放后新疆蚕桑业的发展情况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新疆蚕桑业逐渐回到原有的发展轨道上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种桑植桑。从数量上看，根据1995年的统计数字，新疆桑树资源大约为1.8亿株，良种化桑树约有6000万株，后来，受1996年丝绸市场疲软的严重影响，新疆蚕桑生产出现了滑坡，保守估计，新疆现有桑树资源约1.5亿株，其中嫁接良桑的数量应不少于6000万株，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从质量上看，现今桑树平均亩产叶量800公斤左右，是解放初期200公斤的4倍［19］（P154）。这不仅有赖于解放后桑树品种改良和桑树栽培技术的改进，还得益于桑树学科的发展与科技水平的进步。从发展前景看，新疆种桑植桑以及品种改良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由于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指导，新疆摸索了一套适合本土的栽植方法，农毛渠桑、林带桑、粮桑间作桑这些栽植方式得以推广。这些方法不仅提高了产叶量，还保护了生态环境，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农田小气候也得到改善。二是养蚕产茧。目前，按保守数字1.5亿株折算，新疆桑园总面积已超过22万亩。这个面积，超过了浙、苏、鲁、粤四省桑园面积的总和。然而，由于传统的低效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经营方式，生产布局缺乏合理规划，新疆整体上的资源优势尚未发挥出来。此外，受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影响，“轻桑轻蚕”“轻桑重蚕”的思想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蚕桑业的整体竞争力。在这个大环境下，亩均蚕茧产量也只有18公斤，夏秋桑叶大量闲置和废弃，夏秋蚕优势在生产中得不到充分体现，降低了桑叶利用率。每年，浙、苏、鲁、粤四省的蚕茧总产量超过2万吨，而有同样资源的新疆桑蚕区，蚕茧年均总产量仅有4000吨左右，差距之大，非短期内可以改观［19］（P155）。三是制丝织绸。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制丝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传统的“艾德莱斯绸”，因独特的民族风格，取得了很好的传承。然而，从大体情况看，受蚕桑业整体水平的制约，新疆的丝绸业仍处于初步发展水平。
（三）当前新疆发展蚕桑业面临的机遇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新疆地区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中央政府的重视。新疆蚕桑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三大历史机遇。一是东部工业化机遇。蚕桑业与制丝业是蚕丝业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浙江、广东的制丝业水平较高，西部地区与之相比，技术水平较差，在短时间内要迎头赶上，并非易事。但内地蚕丝业发达省份目前工业化水平很高，其蚕丝业的发展前景受到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挑战，环境污染的影响也日趋严重。而与之相比的西部地区，劳动力、土地使用成本较低，蚕桑业比江浙、广东等地有更好的竞争优势。须知，制丝业有较强的原料导向性，搞好蚕桑业将为未来制丝业的良性发展打好坚实基础。二是中央与地方合力援疆的机遇。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打造一个“山川秀美、绿洲常在”的新疆，是执政者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内地十九省、市的财政支援力度，为新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在这种新的发展形势之下，发展蚕桑业，恰恰能在既要保护生态，又能发展经济的平衡中找到应有的位置。植桑也好，养蚕也罢，桑与蚕，全身都是宝。桑叶可以养蚕，桑皮可以造纸，桑葚有食用、制酒、入药等一些用途，树干也是很好的木材；蚕也有很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在现有的基础条件上，新疆蚕桑业应该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三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新疆地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核心区，带动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当地各族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当地各级党和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如前所述，蚕桑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既能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又能促进农民增收。对这种传统经济行业，少数民族民众有经营的意愿，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容易得到激发，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发展新疆地方经济，迫切需要少数民族民众的广泛参与，在边疆地区，只有多关注和发展这样的少数民族经济，才能在收到经济回报的同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获得更多的长远效益。
作者：徐磊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