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西方思想源头的代表性人物，孔子和柏拉图也是中西文艺思想的奠基人，本文主要从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的理想人格、文艺的真善美追求三个方面对之进行比较论证，既见出他们文艺思想的相似性，又总结出他们文艺思想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中西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是人类历史“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的两位文化巨人，在东西文化中被视为各自的坐标式人物。柳诒征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奥地利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则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论文百事通因此，分析比较他们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美学思想，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中西美学和中西艺术的认识。
一、综观二者的作品，尤其是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二者文艺思想最鲜明的共同点，即：他们都很重视文艺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教化功能。在他们二人看来，文艺能够陶冶人的心灵，对人的精神世界能够潜移默化的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它在人格塑造和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个不同国度的文化巨人才“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把文艺社会学当作自己文艺思想的基石。
孔子的文艺功用大致上可以分为教化功用和社会功用。本着实现“仁”的理想，孔子主张文艺教化为政治服务。他从“文、行、忠、信”4方面教育弟子，“文”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秦伯》中，他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教育的思想，即通过感发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使诗、礼、乐融合为一，在情感的感染与愉悦中，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修养和性格上完美的人。可见，孔子将艺术看作“立人”和“成人”的根本手段。
孔子最具代表的文艺功用论观点是“兴观群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孔安国注说是“引譬连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为“感发志意”，综合两种解释，可见“兴”即诗歌借助由比兴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联想和陶冶读者的思想感情。“观”为“观风俗之盛衰”，孔子认为读者可以借助诗歌认识风俗盛衰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统治者可考见得失，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孔安国注“群”为“群居相切磋”，即诗歌可以使人相互交流切磋，加强团结。而“怨”即“美刺”，指诗歌可以用来批评现实，表达民情。由此可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全面地论述了诗的作用与功能，体现了孔子重视文艺的感染作用、认识作用和政治功能。
柏拉图也是从知、情、意这一心理学角度来展开他的文艺思想的，但与孔子迥然不同的是：孔子对文艺采取了一种意气风发的积极进取精神，而柏拉图则对文艺采取了一种冷漠和敌视的态度。柏拉图认为艺术不表现真理，他从哲学的理念论推衍，艺术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因而是不真实的。《理想国》卷十中他列举了三种床：床的理念，木匠造的床，画家画的床，并认为床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后两者离真实越来越远。他说：“模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他认为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也就是说，艺术无助于人的理性认识。柏拉图否定一般艺术，否定艺术的认知功能。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文艺的四条罪状，借以反对文艺。他认为首先文艺亵渎神明；其次诗人们还讲述了很多有伤风化的故事，例如嫉妒、淫秽、纵酒作乐等，只会教人堕落；再次艺术贬低英雄人物；最后艺术着力表现了人的情感而非理性，这与柏拉图崇尚理性是背道而驰的。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不仅“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而且总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情欲，放纵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文艺的作用上柏拉图持反对态度，首先它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其次它亵渎神，腐化人，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对艺术的否定是不彻底的，而只否定一般艺术，倚重理想艺术。这种理想艺术，只不过是清洗过的艺术，是艺术的政治化。艺术的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符合城邦社会的政治要求，应培育人的德行，提高人的理性认识，“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如果诗人能证明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可见理想的艺术就是坚持艺术的政治化。他的这一片面认识说明他的文艺功能论是致力于建立奴隶制城邦国家的。也正是出于这个担忧，柏拉图才对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扫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其它的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就此坚决地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他所谓的“理想国”。
然而，无论是孔子肯定文艺功用还是柏拉图否定文艺从而驱逐文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着眼于文艺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都对文艺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并且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都带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因此，文艺实用论是二者的共识。
二、在孔子的理想国中，他的理想人格是“仁”。“仁”作为孔子终身追求的理想和道德目标，它要求人们一刻也不能离开“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只有将人的一切言行都“归于仁”，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仁人”。
为了达到“仁人”这一理想标准，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这里尽管孔子非常强调理性，也主张用理性来压制人的情和欲“：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行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回答子贡足食、足兵、民信如何去其二的问题时，孔子选择去兵、去食，也是理智对欲望的一种压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不主张扩大人的欲望，但并不否定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那里，只要是合乎道的，便是合理的，也就有其存在的依据。显然，在孔子的“仁”学中，理性与感性是有机统一的，这也正是柏拉图所缺乏的。
而柏拉图对于人欲则没有那么仁慈。柏拉图本身也是非常喜爱荷马诗歌的，如在《理想国》里尊其为“全希腊的教育者”“，最高明的诗人和首屈一指的悲剧作者”。但他对文艺取舍的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城邦的建设和德行的培养。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等级：理性、意志和情欲，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哲学家、武士和普通人。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美德分别是：智慧、勇敢、节制。意志和情欲的代表武士和普通人要绝对服从于理性的代表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充当“国王”。而那些只合乎情欲，不合乎理想和道德的渎神的诗篇，是永远不准进入理想国的。在柏拉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国”里，哲学王必须是一个体现智慧、勇敢、节制等道德规范的统一体。智慧，指的是国家的保卫者所保持的一种信念，即认为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就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节制，指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就是说，在理性和正确信念的帮助下，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的有分寸的欲望。正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只有这样，他所统治的国家才能成为正义的国家，也只有这三者达到统一的哲学王，才是最理想的人。柏拉图的这一划分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他把这三种心理机能生硬地割裂开来，与社会的三个等级简单对应，是极其错误荒谬的。因此，在他的人格心理构成中，情感是没有地位的，是不被柏拉图所承认的，这也是柏拉图否定艺术、驱逐诗人的原因所在。
另外，对理想人格的培养方式，孔子主张“仁”，注重对其道德修养方面的培育，教之具有“爱心”，爱天下一切事物，并且以“文、行、忠、信”教之，使之具有“仁人”的一切美德。柏拉图对其“哲学王”的从小教育，则缺乏爱心，他主张从小孩一生下来，就要检查其优劣，不聪明的孩子将被抛弃，只留下聪明的、优秀的儿童，并且把儿童从小便与其父母隔离开来，其手段是比较残忍的，是没有“爱”可言的。
三、真、善、美是人们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三个基本标准，孔子和柏拉图对此也持不同态度。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尤其是孔子以前，美还没有成为“学”，但这并不代表孔子以及之前的文学家们没有美的意识。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孔子已经有了美善相异的意识。但在有些言论里，孔子的美和善是不分的，如前章所举诗的“兴观群怨”说。再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虽肯定了文学作品的善，但同时并没有反对或否定文学作品的美，他认为美和善各有其不同的独立价值。而对于真，在孔子那里，只讲尽善尽美，没有涉及到。因为孔子主张以德治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所以也就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作用。在评价文艺作品时，从未要求真，只要求善。他推崇《诗经》，是因为“思无邪。”赞赏《韶》，颂扬“大哉！尧之为群也。”是因为这都是圣贤，是道德楷模。他贬斥郑声，是嫌“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甚至在自然美的问题上，他也忘不了对善的强调，如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即人们之所以认为山水是美的，是因为山水在某些方面能象征人的仁义品性。在这里，孔子忽略了真，大概与他缺乏科学意识有关系。虽然他教学生的“六艺”中有数学，但《论语》和其他典籍中没有留下他关注自然科学的材料。科学求真，道德求美，他的兴趣在道德方面。
与孔子不同，柏拉图是在浓厚的科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之前的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图认真研究过他们的学说，与数学家、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弟子有交往并受其影响。他在学园给学生讲授哲学的同时，还讲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并在学园门外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许入内”。正是这种自然科学的深厚素养使他具备了科学的求真精神，表现在文艺思想上，就是特别强调用真的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柏拉图对文艺总体上持贬低态度，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文艺作品不真实，远离真理和理性。他对荷马等著名诗人的史诗和悲剧，极尽批评讽刺之能事，认为“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柏拉图讲真实，并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参照物，而是以“理念”为参照物。他的认识论中，最真实的是神创造的理念，现实存在的各种具体事物，不过是理念的仿造品。他觉得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真理、当理想国的统治者，而诗人艺术家则远离真理，沉迷于人性最低劣的部分(即情欲)之中。文学以情动人的特点在他看来恰恰是不可饶恕的缺点。他拒绝诗人“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相反，孔子则出于道德教化的要求，提倡美善相兼的“诗教”。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尽美不尽善的艺术是被排斥在外的。他为诗歌设置了一系列的关卡“：除掉诵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并且“诗的禁令必须严格执行”。对柏拉图来说，谎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谎言毒害人的心灵，危害社团和城邦的利益。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尽美的艺术可以不尽善；而在柏拉图那里，如果不尽善，尽美不尽美一点意义也没有。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85.
[2]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M].台北正中书局，民国37年.
[3]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柏拉图.理想国[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5]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J].教育世界，19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