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对外援助原则、特点和动机
印度的开展的对外援助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附加政治经济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追求与合作伙伴国之间的互利双赢。但这并不代表印度的对外援助是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事实上，印度在本国国内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自身还是受援国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对外援助的动力正是其对于援助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
（一）对外援助原则和特点
作为全球不结盟运动的关键领导者，印度一直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把万隆原则作为其外交政策指导原则。印度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合作的一部分，其遵循南南合作的核心原则，即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和不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原则在援助上则体现为印度指出其发展援助以互利为基础，反对有条件的援助。与中国一样，印度将受援国看成其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援助形成政治上的团结，取得经济上的共赢(Jerve和Selbervik,2009)，这种在政治团结基础上建立的互利合作的方式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印度的对外援助与西方援助国相比金额甚微，但是使其对外援助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并不是数量，而是其所具有的特性。首先，印度的对外援助不单单是进行资源的转移，其很大一部分援助是经验与知识的分享这种“软资源”。印度援助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通过培训和专家咨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和技术进步成果（ITEC，2011），推广印度减贫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培养受援国的发展能力（黄梅波和谢琪，2012），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西方国家注重社会公共部门建设的援助。事实上，对外发展援助作为印度对外政策的延伸，已经成为印度提高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AnweshaGhosh，2013）。其次，印度的对外援助为需求驱动型（Demand-DrivenAp-proach）。出于尊重伙伴国家主权独立的考虑以及受外交部人力物力有限的现实限制，印度采取需求驱动型的对外援助方式，即印度允许受援国家决定其所需要的援助，然后与在本国的印度大使馆联系讨论具体的援助事宜，当地的大使馆将具体的援助要求向上提交至印度外交部，再由外交部决定和管理捐助或贷款项目（RaniD.Mullen，2013）。最后，与西方援助国在援助过程中附件条件的做法不同，印度的援助不附加政治经济条件，也不干涉伙伴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印度对外援助的这种做法与南南合作的核心要义相一致，但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其对外援助以捆绑援助居多，即要求受援国购买本国的商品或服务。
（二）对外援助动机
在非DAC援助国的行列中，印度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一员，近年来其援助投入也越来越大，援助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印度政府对于援助的重视程度由2012年起着手建立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可见一斑。但是，印度的经济虽然在其改革之后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其国内仍然有32%的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所衡量的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贫困水平之下，在人口平均寿命、卫生设施可获得程度以及婴儿死亡率控制等发展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于其受援国（邻国）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Dreze和Sen,2011)，在人均GDP、识字率和教育可获得程度上落后于斯里兰卡。而且，2009年印度接受来自各援助国的援助净额仍有25亿美元，其中16亿美元来自DAC国家的双边援助。在此情况下，印度仍然向周边邻国提供大量发展援助，其援助背后的动机非常值得探讨。一国对外援助的动机包括政治动机、经济动机、发展动机以及人道主义动机四个方面。除了希望通过对外援助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遭受各种灾难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印度对外援助也包含着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动机，正如其外交部所表明的，政府将发展援助（包括赠款和优惠贷款）作为追求印度政治、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工具。在政治利益上，印度把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一部分来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此提高其区域领导者的地位。而且，印度希望通过援助在受援国中发展“亲印（pro-India）”团体，以此扩大其全球影响力（Agrawal2007），支持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获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Kragelund2008）。此外，由于在不结盟运动中作为关键领导者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推动南南合作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传统支柱之一，印度一直把自身定位于南南合作的领导者，开展对外援助也是其巩固这一领导者的工具之一。在商业利益上，印度利用对外援助为其产品和服务开拓国外市场，为其海外投资开辟道路，这可以由捆绑援助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表现出来（Price,2004;Agrawal,2007;Kragelund,2008）。此外，Chanana（2009）认为印度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为了获取其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以满足其国内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在非洲，印度援助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外交影响力、石油储备和商品市场，商业利益是印度在非洲进行援助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黄梅波和谢琪，2012）。Andreas和Krishna（2012）采用从印度外交部Aid-Data数据库中获得的其2008-2010年期间对127个发展中国家发放的援助金额，利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来分析印度对外援助的动机，经验分析表明，印度对外援助资源的分配部分服从于发展动机，而占主导的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印度的发展援助50%进入了商业领域，并且具有很强的地缘偏好性。一国提供对外发展援助带有利己主义的动机无可厚非，印度希望借助援助达到的政治经济目的正是促使其即使在国内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很多受援国家的人均GDP都高于印度本国的状况下仍然对外提供对外援助的动力所在。按照2007年美元和国际购买力衡量，印度23个受援国的人均GDP都高于印度本国。
二、印度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大部分的DAC成员国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都有独立完整的机构进行援助政策的制定和援助活动的管理，而印度的对外援助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涉及的管理部门繁多，职能出现交叉，导致了其援助政策较为零散，信息公布的完整性和透明性差，在这一点上备受西方援助国的指责。
（一）传统援助管理体系
印度有多个部门参与对外援助的组织与管理，外交部直接负责向阿富汗、不丹和尼泊尔提供的援助，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由商务部和财政部负责，外交部为印度两大援助项目ITEC和ICCR提供资金支持，财政部下设的进出口银行则负责优惠贷款的信贷额度管理和发放。外交部（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MEA）是印度发展援助的主要机构，负责印度85%的援助，其通过向特定工程提供资金、提供项目建设咨询、派送专家、向外国学生提供在印度大学的深造机会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外交部下设的两大援助项目各司其职：ITEC主要负责印度的双边技术援助与培训项目，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IndianCouncilofCultureRela-tions,ICCR）则负责印度与外国的文化交流。ITEC是印度开展海外援助的主要工具，其包括五个部分：（1）在印度对ITEC的合作伙伴国进行培训；（2）开展援助项目和进行项目相关活动，比如可行性研究咨询服务；（3）派遣印度专家到海外；（4）科研；（5）自然灾害救助。财政部（MinistryofFi-nance）在双边援助中确定最终实际的援助额，并负责监督印度国家进出口银行的信贷工作。印度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81年，其目的是为印度的进口和出口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对外援助中的信贷额度LoC就是通过进出口银行进行发放。图3是印度发展援助的组织简图。
（二）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
外交部（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MEA）是印度发展援助的主要机构，其负责印度85%的援助，但即便是如此，印度对外援助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很差，各个援助项目和政策也并未统一。在过去的十年中，为提高援助的效率以及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合作关系，印度政府多次宣称将建立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但都未能成行。最终，2012年1月，印度外交部在其下设立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DevelopmentPartnershipAdministration,DPA）。尽管DPA不是一个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但是它标志着印度向统一援助管理体制迈出的第一步。DPA设立的目的是是协调印度的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加强对印度援助项目和技术合作的管理。此外，DPA还负责在外交部内部协调ITEC与其他援助单位在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合作，对进出口银行提供信用贷款进行追踪管理。由此，DPA下设了DPA–I、DPA–II和DPA–III三个分支机构：DPA–I负责东非、南非和西非地区的所有信用贷款额度和捐助项目，孟加拉国的赠款项目和斯里兰卡的住房援建项目；DPA–II负责2012-2013年ITEC、SCAAP(SpecialCom-monwealthAssistanceforAfricaProgramme)等项目下的面向161个国家开展的培训项目，同时还负责印度在东南亚、中亚、西亚和拉美地区的捐赠项目，印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紧急援助也由该分支负责。DPA–III则负责在阿富汗、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援助项目。尽管印度政府试图通过DPA对其发展援助进行统一集中管理，但是DPA仍然缺乏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去协调、监督乃至统一不同部门之间的发展援助，部门之间乃至部门内部之间的利益纷争加大了印度实现对外援助统一管理的难度，而且对于单个国家发展援助政策制定的决定权仍保留在外交部的单个领导者手中（Raghavan,2013）。因此，印度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和管理仍然是分散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保持这种分割化的状态。
三、结语
随着改革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的对外援助金额在近十年里有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显著增加，这些“后起之秀”作为非DAC成员国群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被西方发达国家称之为“新兴援助国”。而事实上，印度、中国等开展对外援助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模式和原则。印度的对外援助大部分集中于邻国及周边区域，具有明显的地缘偏好，在部门分配上则将50%左右的资源分配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援助资源的这种地理分配和部门分配是其政治经济利益考量的反映：塑造自己地区领导者和南南合作领导者的形象、扩大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为本国的贸易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印度政府也曾明确表示要通过对外援助实现除了发展目标以外的自身政治经济目标。印度开展对外援助的工具主要有三个：ITEC的技术援助项目、印度进出口银行的信贷额度以及赠款，但是印度对外援助的管理并没有实现统一，而是由多个部门交叉负责，这就出现援助管理分割化，容易造成资源的重复浪费和信息的不透明。事实上，新兴援助国的援助管理体系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印度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原则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发展援助目的在于把受援国视为发展伙伴并与其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支持它们的发展提供先进的但相对低成本的技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互惠互利，这与传统DAC援助国的做法显然不同。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代表的新兴援助国为国际援助领域带来了新型的援助方式，推动了国际援助体系的改革。印度也致力于成为重要的国际援助者，但是印度的这一征途至少面临三方面的困难：一是援助资源的不足。印度经济发展虽然有了很大起色，贫困率有所下降，但是其仍然是受援国，国内贫困人口依然大量存在，在此种状况下，印度可用于对外援助的资源非常有限。文中数据显示，印度的对外援助金额近年来虽然有明显上升，但是与西方发达援助国甚至是中国相比仍然是很小的。二是援助管理体系的分割化。印度虽然迈出了建立统一完整援助管理体系的第一步（DPA的设立），但是如前文中提及的，援助的零散管理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得到明显改善。三是对外援助政策的不统一。印度发展援助政策仍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印度至今仍没有正式宣布其对外发展援助政策，这使得其开展对外援助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系统性。
作者：唐露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