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的“三农问题”简析
南北战争铲除了罪恶的奴隶制，但奴隶制的影响根深蒂固，种族歧视的流毒更持续至今。由于内战及战后重建未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南部在战后走的是一条极为痛苦和缓慢的发展道路。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镀金时代”)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阶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南部不仅仍然停留在农业经济阶段，而且面临着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的“三农问题”。南部“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落后，其突出表现就是作为主要农业生产方式的租佃制。内战后，旧种植园主们失去了奴隶但继续保有大部分土地，战争的破坏和战后地方政府大幅度提高土地税又使之缺乏资金来雇佣劳动力;而绝大部分获释奴隶更是没有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欲为独立小农乃至雇佣工人也不可得。于是，种植园主们把土地分成许多20－50英亩的小农庄，出租给黑人或贫穷白人。根据1880年的统计，内战后南部农场数量增长惊人，而平均面积则少了一半还多［3］。小农经济的租佃制尤其是谷物分成制取代了“嫁接在奴隶制上”的商业资本主义种植园制⑥，成为南部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据统计，内战后南部390万黑人中，谷物分成农占85.6%［1］。到1910年，佃户农庄仍占南部农场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在最南部的密西西比河下游四个州更是占到60－70%［5］。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规模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导致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此外，内战后南部长期保持以棉花为主的农业经济，极度单一的生产方式严重妨碍了农业技术改造和多样化经济的产生，加剧了“三农问题”。经济学家兰塞姆(RansomRoger)等认为:较之其它农作物，棉花的国内、国际市场都更加成熟，交易成本较低，因而北部金融资本要求南部进一步拓展棉花种植业。相应的，南部的种植园主、高利贷者和商人都以种植棉花为条件向农民赊销商品、发放债务。而对南部农民尤其是黑人，棉花的生产技术相对简单;同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几代以来就只会种棉花，既无资金也无技术搞多样化生产。总之，内战后南部单一经济作物种植的局面变本加厉，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850－1890年，南部人均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半，得天独厚的农业地区竟沦为粮食净进口区［6］。到1880年，南部粮食已不能自给，下层民众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下降，慢性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7］。一言以蔽之，“土地垄断、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土壤挖掘影响耕作和单一作物种植制等等弊端，曾经把这些归咎于农奴制，但南北战争后，因上述南方种种习惯使这些弊端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8］1860－1880年，整个南部的收入水平都绝对下降。1840年时南部人均收入比中西部高10%，1880年只有中西部的一半，直到1950年也不到中西部的70%［6］。1880年后，南部绝对人均收入虽然开始增长，但速度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1930年也仅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5%［8］。
二、南部城市化的发展缓解
“三农问题”内战后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与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有本质区别，但在表象上不无相似之处———即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足以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而一家一户的农民也无法从有限的土地上取得社会平均收入。在中国，学界几乎一致公认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早在2000年，《人民日报》即明确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农村的重要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最终出路在于城市化［9］。从美国南部的历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也逐步趋于缓和，社会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前进。1、商业资本主义到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尽管保留着许多残余，但奴隶制的废除和奴隶种植园的瓦解仍是生产关系的一大进步，使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获得新的生机，开始了艰难缓慢的从马克思所说的“嫁接在奴隶制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到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得益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19世纪80年代后南部工业开始加速发展。到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南部出现了一个美国史学家所谓“北方化”而实质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一战前，南部的纺织、木材、烟草、采矿、钢铁、化工等工业都有长足发展，特别是得克萨斯的石油开采已成为20世纪初南部工业化的标志，“北方化”已初步实现。史学家德格勒(Degler，CarlN.)评曰:“与农业传统决裂已经作出，按照北方的形象重塑南方业已开始。随着工厂进入城镇，黑人和白人慢慢地重塑农业的南方”［10］。内战后美国南部的发展历程，再次印证了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2、大批小城镇的兴起，是内战后南部城市化的新特点1850年，居住在2.5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的人口占南部总城市人口的68.1%，到1900年则下降为48.1%［11］。内战前，南部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服务于大宗商品作物(主要是棉花)的出口，并受地方代理制度的推动;内战后有了新的动力，农产品(特别是棉籽油)加工业的兴起和地方农业专门化不仅对小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缓和“三农问题”［12］。3、内战后的人口迁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改善内战后，南部黑人开始向北方城市移民。1876年后，“南部终于可以在没有北部的干涉或黑人的影响下自己进行统治了”［13］，对黑人的歧视、压制和残害变本加厉。残酷的迫害迫使黑人用脚投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20年，黑人大迁移“数量堪与历史上历次国际大移民相比”。1900－1910年，19.4万黑人移居城市。一战期间，来自欧洲的移民潮中断，美国北部出现劳动力短缺，许多公司甚至派专列到南部招募黑人。1910－1920年间移居城市的黑人有55.5万，20世纪20年代又有超过75万黑人离开南部［14］。同时，就近迁入南部城市的黑人也有很多。20世纪前20年，南部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增加了48.9万;20世纪20年代又增加了39.7万，同期农村人口则减少了47.9万［15］。聚居在南部农村的黑人大举迁入城市，对缓解“三农问题”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三、美国南部“三农问题”的演变与基本解决
1897年之后的15年是美国农业在和平年代最繁荣的时期，堪称“黄金时代”。1910年农业总产值达90亿美元，比1899年几乎翻了一番，农村生活委员会报告说:“美国农民从未享受过今天这样的富裕生活。”［16］这一时期，南部“三农问题”也相对缓和。好景不长，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出现整体性危机，原因包括战时过度扩张、战后国际需求急剧下降、人口增速下降和食物偏好改变引起的国内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加剧等。这十年里南部农民尤其是黑人大量涌入城市，农业危机是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和大萧条这两大灾难使得美国农业和农民几乎陷入绝境。这十年在美国被称为“尘土飞扬的10年”，沙尘暴持续不断、强度巨大，是“历史上三大人为生态灾难”之一［17］。沙尘暴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呼吸道疾病蔓延，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态移民潮，以黑色和另类的方式推动了南部城市化进程。到1940年，南部共有250万人口外迁，相当数量的地区几乎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18］。而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农产品价格下降63%还大批量地卖不出去⑦，农民的处境可想而知，其中最悲惨者莫过于南部“棉花地带”的佃农。1932年初，一位众议员在国会陈述:“这些佃农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黑人佃农，在此冬深之际，无衣无食，一无所有……时刻有死去的危险”［19］。罗斯福“新政”初期，国家实施以限产保价为核心的农业调整计划，南部失去工作的农民、佃农、农业工人达30多万。1930－1940年，南部黑人农民净减少19.2万［20］。失业农民大多流入城市，客观上有助于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南部“三农问题”的基本解决是在罗斯福时期，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成功的区域开发和生态治理，即始于1933年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计划，它覆盖南部7个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巧妙地安排———整个流域及其居民命运的有组织尝试”［21］。计划历时20余年，涉及防洪、水利水电、农村科教卫生、第三产业开发等诸多方面，缩小了城乡差距，改善了农民生活，改变了农村面貌。史学家洛克腾堡(Leuchtenburg，WilliamE.)曾说:“缺乏电力使美国分为两个民族:城里人和乡下人”［22］，而这一计划将电力输送到南部广大农村，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人民现在掌握了现代的工具，正塑造着一个新的流域”［23］。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时经济繁荣。1939年二战爆发时，美国军队总人数不过33.5万，而到战争结束前竟膨胀到1514万人，不但消除了失业现象，而且造成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战争期间，北部、西部的城市工厂对南部黑人和贫困白人来者不拒。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以致教育部门每逢收获季节不得不安排中学生下乡支农。战争还导致世界农产品需求大增，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农产品开始供不应求，政府从限产保价转为鼓励生产。1940－1945年，美国农业纯现金收入从23亿美元增至94.58亿美元，整整翻了两倍多。“农场主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富裕”，他们不仅偿还了几十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而且积蓄了大约100亿美元［20］。农业收入急剧增加、农村人口急剧减少，长期困扰南部的“三农问题”，自此基本解决。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影响仍持续至今。目前，南部(除佛罗里达州外)仍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而南部农民特别是黑人农民仍是美国最贫困的群体。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40208美元，位于前“棉花地带”的密西西比州仅有30399美元，在50个州中排名最后;最穷的10个州中，南部就有6个;而原南部邦联11州，除弗吉尼亚州外，人均收入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⑧。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历时几近一个世纪，几经反复，固然有其特殊原因，而“三农问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可见一斑。总结美国的经验，不难发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一方面，针对农村人口或者农村中某一特定群体的歧视、限制措施将使“三农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当前的中国不同于内战后的美国，不存在种族歧视，更不搞种族隔离，但毋庸讳言，中国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事实上存在着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待遇［24］;更为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而这一被列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基本人权却在1975年《宪法》中被取消，至今仍未恢复。迁徙自由的缺位，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构成严重消极影响［25］。另一方面，按照美国对城市的定义，其城市化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城镇化。镀金时代的美国南部，在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同时，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却在下降。小城镇的生活成本和建设成本都远远低于大城市，从经济到文化上都更适合吸纳农民。中国的城市化要坚决贯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力避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城市化过程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大城市所导致的现代城市之癌———贫民窟现象。
作者：张准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