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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非直接工程投资论文

一、前言

随着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实现对外直接工程投资存量53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2.32.3万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签订合同额累计达998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556亿美元。非洲作为世界第二大洲,虽然目前其经济基础还较薄弱,但近10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以及储量十分丰富的资源中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需求,已使得非洲成为国际直接工程投资的新热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非洲地区的直接工程投资回报率高达20%—27%,远高于发展中国家10%—13%的平均投资回报率。[1]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并支持本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随着在非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大,中国投资企业在非洲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以2012年入选全球最大250家国际工程承包公司的中国企业为例,在非洲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其海外投资市场占有率的第一位,且超过居于第二位的亚洲市场高达27.527.5个百分点(见图1)。在此背景下,针对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进行全面而有效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明确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具体问题,并为中国在非的投资企业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工程投资活动。本文试图对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并结合具体问题为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层次不断提升。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额已经由2002年的不足5亿美元迅速增加至超过200亿元。在非洲的外商投资中,约有10%来自于中国企业。[2]目前,中国企业对非直接工程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呈递增趋势且波动较大

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存量为217.3217.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工程投资存量的4.1%4.1%。其中,2012年中国对非洲投资规模为25.225.2亿美元,同比下降20.6%20.6%(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2004-200820042008年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流量逐年增加,其中2008年对非投资激增至54.954.9亿美元(增长率高达248.8%248.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迅速下滑至14.414.4亿美元,其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开始逐步回升,2011年增加至31.731.7亿美元,2012年略有下降,至25.225.2亿美元。2009-201220092012年,年均增长率达20.5%20.5%。从投资存量上看,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存量由2004年的9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217.2217.2亿美元,增长24倍。尽管中国对非直接工程投资规模呈现增长的良好态势,但其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仍较低,除2007年和2008年外,基本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

(二)投资区域扩大大,但分布不平衡

非洲地区共有55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吸引外资的能力和数额也有所不同。初始阶段,中国企业将苏丹、埃及、南非和赞比亚作为对非洲进行直接工程投资首选的投资区域。[3]随着非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开始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积极寻求新的投资区域。截至2012年,中国企业已经在非洲的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529家境外机构,投资覆盖率达85%,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11.6%11.6%。然而,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区域相对集中,分布很不均衡。中国企业在南非、赞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5个国家的直接工程投资额占对非洲投资总额的51.9%51.9%,相比2011年的48.4%48.4%增加3.53.5个百分点。

(三)投资领域多元化

选择合理的投资产业,对于深入拓展非洲市场、实现中非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的行业领域已经从采矿业、建筑业、农业等传统行业延伸至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资源产品深加工业、房地产业等新领域(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在13个主要行业中,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和房地产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这5个行业占比达到85%以上。其中,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重点领域,投资企业数量分别达到了521家和439家,分别占中国对非投资全部2177家企业的23.93%23.93%和20.17%20.17%。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中国对非直接工程投资的投资总额中,矿业占29%,制造业占22%,建筑业占16%;中国在非洲制造业的直接工程投资存量达34.334.3亿美元。

(四)投资主体多元化

2000年之前,大型国有企业基本构成中国对非洲投资的主体。随后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带动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积极申请对非洲投资项目,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非直接工程投资的新生力量,使得中国对非投资企业构成从2004年开始形成多元化格局。目前,中国在非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占比已经超过70%。在中国商务部注册的对非投资的民营企业项目,由2005年底的52个迅速飙升至2011年底的923个,并在中国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区域的总计1586个投资项目中占55%。民营企业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扩大对非直接工程投资的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地域分布。在对非直接工程投资的过程中,涌现出诸如华为、万向、力帆等知名民营企业,其中华为已发展成为非洲电信行业的主流供应商之一,其服务覆盖超过非洲的40个国家。

三、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非洲所蕴含的丰富的农业和自然资源,日益发展的消费群体以及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国将投资目光聚焦非洲,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大了中国在非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压力。根据美国对外公布的《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略》报告一文,将非洲定义为“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地区”,甚至断言非洲将发展成为“下一个亚洲”。[5]美国不断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并正在积极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商讨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2011年,沃尔玛公司以24亿美元完成了对MASSMART公司51%股份的收购,被收购方MASS-MART在非洲的14个国家拥有超过300家门店。此外,美国进出口银行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美国贸易发展署等机构在策划设立“美非清洁能源发展与自主中心”,进一步扩大对非投资规模;[6]印度不断拓展对非投资领域,已成为非洲地区在海外的第五大投资来源国。2010年,印度国内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巴帝电信以1.071.0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扎因公司,后者在非洲的15个国家拥有电信服务业务。2011年,印度对外宣布其对非信贷援助计划,计划总额为50亿美元,涉及信息、教育、交通等行业领域,具体涵盖网络大学教育培训、铁轨建设、科研机构建设等项目;近年来,马来西亚在对非直接工程投资中取得较大进展。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仅次于法国、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对非投资国。2002-201120022011年,马来西亚完成对非投资总计达193亿美元,在其全球投资总额中占比达24%。

(二)中国企业自身存在不足

中国一些企业在对非投资之前,由于对于投资国当地政府法律法规、合作伙伴资信状况、市场环境等具体情况缺乏全面、透彻、谨慎的实际研究和调查,致使其在非投资过程中遭受损失。例如,部分企业在对非洲目标市场前景、消费者购买能力等信息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投资生产,最终导致其产品滞销;很多非洲国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后发现其进行生产所需的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自行建设相关设施的费用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成本;部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其在国内常用的运作方式,忽视当地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如中国一些企业无视当地政府劳工法律,在签订用人合同、解雇当地职员、制定工资标准、维护劳工权益等方面违背相关法规,给其投资活动造成极大的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投资过程中,面临企业中的国际人才储备不足的突出问题,缺乏具备国际化管理经验、熟悉非洲当地市场环境、具有相关专业素养并且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综合型人才。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这种问题在大多数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由于非洲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低下,中国企业在当地聘用符合需求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也较为困难。中国一些企业缺乏对非投资的长远规划,难免在投资过程中采取一些短视行为,对非投资整体水平较低,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格局,难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对其在非洲投资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制约。对于中国一些企业(特别是许多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而言,非洲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投资地区。一些企业在进入非洲市场的初始阶段,并未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进行长远规划,也未主动从当地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咨询机构获取专业咨询建议,存在脱离企业实际状况盲目跟风进行投资决策的现象,这极易增大投资风险,使得企业的业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

(三)各类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1)政治风险。尽管非洲市场整体前景令人乐观,但不可否认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政治风险,具体包括战乱、恐怖主义、国家征收、政府更迭等。2012年,利比亚、埃及等部分北非国家爆发民主革命,使得包括中石油在内的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活动受到限制,部分在非资产被没收,损失超过数十亿美元。(2)社会风险。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困人口庞大等负面因素,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各种偷盗、抢劫等案件频繁发生,不可避免地给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财产和人员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此外,工会在非洲国家中普遍较为活跃,具有较大影响力,这使得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一旦面临劳资纠纷较易陷入被动局面。(3)法律风险。由于历史上曾经长期被不同的西方列强侵占为其殖民地,非洲地区的法律制度较为复杂。一些非洲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财政税收和投资等相关政策不明晰,稳定性不足,政府的法律执行力较弱。例如,一些非洲国家的海关系统管理比较混乱,中国企业在办理相关投资手续时经常面临不规范现象。

四、促进中国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层面

1.为企业提供详尽的指导和配套服务。鉴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工程投资起步较晚、经验相对不足,同时非洲各国政治经济环境复杂,需要中国政府在企业对非投资过程中积极发挥指导和服务的职能。有些中国企业只关注资源供需的短期形势,缺乏对投资前景和行业全局的深入分析,对投资风险和困难没有进行预估和充分准备,导致其盲目跟风进行投资。此外,部分中国企业在进入非洲市场前缺乏对非投资的经验,忽视当地相关法律和政策,也未对当地市场环境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不具备科学的投资战略规划,致使其在非投资遭受惨重损失。对此,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对非洲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和分析预测机制,确定对非洲直接工程投资的重点行业和重点投资目标国别及地区,明确对非直接工程投资的方法和措施,实现对非投资的信息共享,为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提供平台。同时,加强政府相关机构与对非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断改善为企业在非投资活动所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强对企业的相关政策支持。政府应为在非投资企业提供优惠的财政、税收、融资等方面的支持,为其构建有利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第一,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给予资金支持,以满足资金短缺的优质企业对非洲的投资需求,如提供优惠的援非贷款、对非加工贸易业务资金鼓励政策、银行的政策性中长期出口信贷、债务资本化、援非合资合作项目基金以及设立专门的援非投资金融机构等。第二,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指导和组织支持,给予它们一定的政策扶持,为到非洲进行直接工程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进出口便利等。第三,鉴于非洲市场存在相对较大的政治风险、金融风险、信誉风险等不稳定因素,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对非投资风险基金,为对非投资企业分担风险,进一步解决中国企业的后顾之忧。第四,政府为在非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各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商检和司法协助、避免双重征税、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等相关协议,为在非直接工程投资企业创造有效的保护机制和有利的投资环境。

(二)企业层面

1.重视风险预估和可行性调研。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复杂多变,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市场机会和发展前景也不尽相同。因此,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必须加强对当地市场的调查和研究,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和应对机制,具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当地所投资行业的格局及市场行情;当地市场的相关准确信息,包括市场容量、消费水平、人口结构等因素;非洲国家政府更迭率、突发事件的数量;是否与中国签订多边投资保护协议及是否加入国际投资担保公约;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等。在以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撰写政治风险评估的可行性报告,为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保障。总之,应提高企业自身在预测和应对市场风险方面的能力,及时收集各方信息,充分考虑潜在的各种风险,提前制定应对各种突发事态的应急机制,切实保障中国企业在非直接工程投资过程中的自身利益。

2.合理选择投资规模,拓展投资领域。在投资规模的选择上,中国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投资动因,充分分析当地投资环境和区位优势,分行业、分阶段进行综合决策。要对非洲地区的政治环境、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选择适度的投资规模,同时应充分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企业自身的资金状况及贷款取得的难易程度等。鉴于前文分析中中国企业对非投资领域的不均衡现象,企业在制定投资策略时除了应考虑投资规模的适度外,还应积极探索新的投资领域,以平衡在各个领域的投资额。中国企业不宜继续过多集中于制造业、能源、采矿等领域对非进行直接工程投资,否则难免会面临部分非洲国家的地方保护主义风险从而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企业应积极拓展非洲地区的其他行业投资领域,如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新兴产业,这样既有利于优化中国对非直接工程投资的投资结构,同时有助于提高非洲当地的就业率,实现互利共赢。

3.与其他国家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西方跨国公司在对非直接工程投资方面拥有人才、运营模式、技术等各方面的优势,中国企业应积极寻求和加强与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有助于中国企业拓宽投资渠道,学习先进的投资方式和运营模式。例如,中国企业可考虑与西方优质跨国公司采用合资、合营或者双方协议,由外方采用技术入股等形式共同对非进行直接工程投资。此外,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本土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企业与投资项目落地国公司进行投资战略合作,有助于进一步保障中国企业在非的合法权益,并分散投资风险。例如2010年,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与非洲矿业公司(Timis)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铁物资出资2.52.5亿美元,获取后者12.5%12.5%的股权。[7]通过此类企业合作入股的方式,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参与非洲能源开发,促进其对非直接工程投资效益的提高。

作者:杨江 万科 黄新建 单位:南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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