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的初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立是同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当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毛泽东思想也必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的道路、依靠力量和革命前途等政治性问题。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因此，从其本质上看，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政治理论，既然是政治理论，那么它就属于政治学科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创立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所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著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政治问题的处理奠定了政治原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成果。然而，本应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却遇到了发展的危机，在1952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内容被分别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国家与法、政治思想教育等其他学科和专业，而且当时的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后，消灭了阶级和剥削，政治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就此中断。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其地位以来，中国政治学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方法论的多样化、政治理解的多视角特征，而且受到西方政治研究方法的影响比较深。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其已经不具有一统天下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问题，这一问题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没有阐述的问题，在中国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成果体系首先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执政党建设、人民民主、法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创新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其初建时期的一些特征，即政治实践在学科研究中的引导性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一方面承接执政党提出的政治理论的深入研究任务之外，也呈现出向独立研究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研究领域从权力的注脚走向自主追寻政治规律。而且一大批学者也尝试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中融合更多的现代政治研究的新技术，繁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发展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在学科建设上，出现了一批新教材，例如刘吉发、陈怀平、殷峰编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该教材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内容，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学科建设也包含着研究机构的发展，为了能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更好地发展，在学科建制方面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科，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依托机构，而这些研究机构与大学中的政治学系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理论自觉和自信的主张，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激励，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需要加快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些不足和障碍。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的发展要在政治性和学术性之间做到平衡。这种平衡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学科发展的新问题，追求政治学科研究的真理和规律其次，应当做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明确该学科研究的学术信念。一直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过分强调政治统治的工具性,对政治理解在后果上使得整个国家公共权力日益凌驾于社会和社会公众之上的状况将不会起到任何帮助，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应该有追寻科学的信念。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应该注重体系的建设。体系建设首先应该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体系，将现代政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概念进行整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中将其体系化，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只有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就为整个学科打好了理论基石，也为学科形成体系准备了条件。再次，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的研究方法，虽然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来讲，方法的创新也有必要，可以借鉴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以充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去深入研究。比如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政府管理问题、政府与社会关系、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问题，党的执政问题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通过理论研究加以解答，在繁荣学术的同时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功用的彰显，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理论自觉所阐述的，理论要有创新，但也有中国本土意识。总之，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恰逢其时，但其构建则任重而道远。如何在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主题、思路和方向，以及未来研究中的重大而亟待突破的难点问题方面达成基本的共识，这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工作者的自觉和联合，这也是整个中国政治学界的历史重任。
作者：任志新 柯彪 单位：许昌学院法政学院
第二篇
一、大众政治学的学科特征
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兴起的大众政治学，从整体上看，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成熟完备的学科，但由于这些大众政治学的著作在指导思想和理论运用上，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己任。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下政治学界从本学科出发，分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由大众政治学家们创立的大众政治学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科特征。知识结构精炼化。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邓初民。1939年3月，邓初民在出版他的《新政治学大纲》时，沿用了他在1932年出版《政治学》时的知识结构，将丰富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精炼为阶级、国家、政府、政党和革命五个方面。每一方面从概念解说到历史溯源，再到中国现实政治状况的剖析，自成一体，由此形成了被后世称为政治学“五论说”(即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和革命论)的知识结构。他之所以将知识体系进行如此精炼，其基本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求真，二是求精。所谓求真，指的是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之真，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政治现象;而求精，则是政治学科适应政治实践的需要。
在《新政治学大纲》一开篇，邓初民指出:“任何科学都成为与实践不可分的‘契机’而和实践统一在某种方式上，政治科学尤然。……伴随着抗敌救亡运动之逐渐展开，‘抗战建国’任务之必需完成，这是一个如火如荼社会斗争的大时代，由于这种社会的实践，政治的实践所迫切要求，担当着这一门斗争的全中国人，尤其是进步的人群，必须要有新的斗争武器，新的战术战略———新政治学为他们服务。所以新政治学也在中国开始向完整的方面走了。”［2］
1除邓初民外，傅于琛、卢宁夫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在《国民救亡政治知识》中，傅于琛指出:“我们在全民救亡的运动中，发扬国民救亡的政治知识，是一件很迫切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都忙于紧急的救亡工作，没有闲情逸致的工夫，去研究厚本的政治理论，更不需要学究式的没有消化于实际问题的陈腐理论。所以，我们只有抓紧现实的主要问题，来展开薄本的政治知识。换句话说，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实践的理论，为的是要拿来武装国民的救亡战线。”这段话不仅表达了当时政治学者精炼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原因，而且也强调了精炼的依据和目的。
2、思想内容现实化。所谓现实化，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指大众政治学的思想内容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从实践中来。要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从事大众政治学的理论工作者，就必须抛弃那种只知道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学究式作风。傅于琛在《大众政治学》中批评了这种学究式的作风，他说:“这样的主张，显然是离开大众政治运动的，是根本不懂得政治学而发出的谬论。假如这些谬论是对的;那么，政治学一定是学者们可以在象牙塔内编造的。他们可以任意独出心裁，即可以给政治学制造各种庞大理论体系来。这岂不是失掉了活生生的政治实践的空谈的笑话吗?”他认为，“像这样的研究政治学，就好像研究一个人只是看他的口、耳、眼、鼻、面孔、身材等个别现象，而不去研究他的生活、环境、思想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一样，是把握不着基本意义的。这样研究的政治学，仍旧要得到闭门造车，车不合轨的结果。”［4］32另一方面，大众政治学的思想理论还要能指导政治实践，及时将科学的理论转化为现实政治发展的动力。在阐述大众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时，傅于琛明确指出，政治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每一种理论都是由革命实践中所得的结论;因而每一种理论便是革命实践中的指导原则。除傅于琛外，其他学者也很重视大众政治学这种服务现实和指导实践的功能。如卢宁夫在阐述大众政治学的任务时，明确指出:“政治学的任务是在把政治现象当作一个发展的过程去考察，实行各种客观的分析;认识它的本质、构造和机能;探求它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各种特殊的因果律，并依据所探求出来的因果律指示改造的方法，以促成由一种政治形态到新的政治形态的转变。”［5］10大众政治学家这些理论主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更加贴近现实并指导现实做出了努力。
3、语言表达通俗化。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和传播思想的工具，语言表达的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大众化的关键一环。大众政治学在语言表达上的通俗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口语化表达使用频率明显提高。在《大众政治学》中，傅于琛在解释什么叫做“政治”时，没有一上来便使用学究式的表达，而是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口头表达习惯开始，指出政治不是“滑头手段的运用”，也不是“聪明才智的人统治普通人”的意思，政治更不应该属于少数人的专有品。在指出这些口头表达纰漏的基础上，再归纳出政治的科学涵义。这种贴近老百姓日常用语的口头化表达，既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也使劳苦大众容易接受。二是巧用图表来表达艰深的理论。与文字相比，图表的最大特点就是表达效果直观化。对图表这种表达效果的利用，也是大众政治学表达通俗化的具体体现。如在阐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过程时，傅于琛便制作了一个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政治生活过程图表;在阐述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发展过程时，他又制作了一个政治形态发展图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图表直观化的表达效果。
4、出版发行便捷化。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普及于大众，还必须在文字的编排、出版、发行和体例等方面进行创新。大众政治学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巧妙使用语录体来编排文字和传播知识。中国儒家经典《论语》的语录体编纂形式，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创造出一种传播知识的优良语境和氛围，对一些艰深理论的阐释娓娓道来，使知识的传播变得轻松快捷。抗战时期，大众政治学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传播的这一优良传统，巧妙使用语录体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如卢宁夫撰写的《大众政治学问答》一书，共分五章，每一章下分若干节，每一节下列若干问题，全书以88个问题及其回答，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从而充分发挥出这一体例方便快捷的优势。二是在出版发行方面使用口袋本(袖珍书)来普及政治常识。为了便于携带和方便传播，大众政治学著作的编排者通常采用一些体积小、重量轻的口袋本来传播政治知识。如傅于琛的《国民救亡政治知识》、《民主政治与救亡运动》等，都是这类口袋本，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大众化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发行体例。
二、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从大众政治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学科特征等方面看，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规律。
1、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已普遍建立的条件下，必须实行整体推进与分科深入相结合。现代学术分科不单是适应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且也是传播思想和传承知识的一种组织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宏观层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其大众化，既需要从宏观上整体推进，也需要从各学科入手分途推进。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这些基本要素以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便形成了该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认知理论的基本要求来看，这种严谨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记忆。正如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鲁纳所强调的，“我们能够说的最基本的东西，也许就是，除非把一件事情放进构造得很好的模式里面，否则就会忘记。详细的资料是靠简化的表达方式保存在记忆里的。”［6］42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普及于大众，为大众真正掌握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无产阶级政党在整体推进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各个学科提供的这种“构造得很好”的知识结构，实现整体推进和分科深入的相互衔接。
2、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始终将改善民生和维护民众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将马克思主义普及于大众，调动他们参与革命斗争的政治热情，必须首先让大众认识到，这些理论知识是改善他们生活、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战斗武器，并在实际政策层面作出具体部署。否则，一味宣传和灌输空洞的理论，大众化的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论述大众政治学的科学体系时，傅于琛明确指出:“我们认为:仅只是客观的研究，是难于透彻的;必须要站在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方面，才可以获得正确的结论。”［4］36这种科学的治学态度和立场，与一切反动派强迫人民“休谈国事”的做法正好相反。傅于琛的论述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将“改良人民生活”作为第七条专门列出，强调要“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1］329。这些都与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在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对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也就更加深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这类维护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举措还有很多。
3、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看似相互独立，实则辩证统一的两对范畴。内容解决的是“化什么”的问题，形式解决的是“怎么化”的问题，而“化什么”和“怎么化”又与“化”的具体阶段紧密相关。普及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与提高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相比，是存在着较大区别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大众化为例，其所要解决的是政治知识的普及问题。要普及，就得有与普及目标相适应的形式。正是根据这一逻辑路径，大众政治学家们开创了如上文所述的精炼化知识结构、现实化思想内容、通俗化语言表达方式、方便快捷的文字编排和出版体例。同时，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开创出了很多与普及目标相适应的大众化形式，如快板、三字经、顺口溜、诗歌、板报、壁画等。这些通俗、快捷的形式，与普及阶段的内容和目标相呼应，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大众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整体推进和分科深入相结合的过程。大众政治学的兴起，就是当时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治学科分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尝试。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原有知识结构和思想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创新语言表达方式和出版发行体例，从理论上关照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诉求，实现了政治学科发展与政治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为当前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启示。
作者：王冠中 郑振龙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首都师范学院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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