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组织场域外部的行动主体及其影响方式
外部的强制性因素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往往会限制大学组织的办学自主权和个性发展，造成大学组织对外部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顺从与依附，导致大学组织的同构化与同质化；另一方面，外部的强制性影响并不总是不利于大学组织发展的，当大学组织内部存在较强的文化惰性、缺少足够的自我变革动力时，外部的强制性力量可以迫使大学进行必要的组织文化变革，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如我国政府及其高校主管部门近年来强调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这对于促进各高校加强专业建设与教学管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就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促进作用。因此，对于大学组织的外部强制性影响，不能简单加以肯定或否定，需要基于大学组织核心价值观来加以审视和评判。二是基于合作互利关系的契约性影响。在宏观的组织场域中，许多社会组织之间并不具备垂直领导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需求、彼此合作的“客户”关系，它们之间需要通过法律或契约形式来明确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组织与企业组织、金融组织、社区组织以及没有隶属关系的政府组织之间，大多属于这种关系。通过这种契约关系，外部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影响大学组织场域，包括提供人才和技术的市场需求，接纳大学毕业生，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或科技研究，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大学也按照契约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随着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互动联系的日益密切，这种契约性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和广泛，包括大学的市场竞争力、社会美誉度等等都与此有关。有学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公立大学的外部契约结构的产生原理及其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2］。外部组织对大学的契约性影响也同样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履行契约协议承诺的过程中，大学组织为了适应和满足“客户”的需求，会积极进行专业调整、教学改革和科技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规格、科研方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提高办学水平和服务客户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契约性影响是促使大学不断变革、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契约性影响也可能损害大学组织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一些大学组织往往经不住企业、银行等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诱惑，失去大学作为教育文化组织应有的价值立场，偏离自身的学术逻辑和教育逻辑，从而陷入资本逻辑的“陷阱”。此外，学生家庭对于大学组织的影响，按照当下高等教育的“非公共性”特征，学生家长通过缴费为子女“购买”高等教育，因而大学组织与学生及其家庭之间也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三是基于利益相关性的关涉性影响。凡是没有直接进入某一大学限定性的组织场域、但与该大学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性关系的组织或个人，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影响可称之为关涉性影响，这里包括国内外的大学同行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可能对于特定大学组织产生的影响。尽管它们存在于“规模性的生产场域”，社会力量和世俗力量有更多的渗透，场域边界比较模糊［3］，但它们对于特定大学组织场域仍能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不同大学组织之间的关涉性影响。事实上，每一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都有一些自己所特别关注的“同行”，或是那些国内外的高水平大学，或是那些办学水平与自己比较接近的大学，或是那些学科结构与服务面向与自己比较相似的同类大学，或者是同一地区联系比较密切的大学。在国家资源与市场份额有限的情况下，任何其他一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发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所大学的机会、排名与影响力等。
二、大学组织场域内部的行动主体与行为逻辑
按照大学内部的组织系统、岗位设置与角色分类，其内部主体主要有学校领导者、中层管理者、大学教师、员工群体和大学生五大群体，他们同样各自拥有自己的符号资本、群体利益与价值取向。其中，领导者—管理者—普通员工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层级关系，行政权力在他们之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共同构成大学的行政管理群体，他们对大学师生群体负有管理兼服务的双重任务；大学师生群体作为办学主体，处于教学科研一线，对大学管理拥有参与监督的权利。而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构成一组矛盾关系，那就是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大学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存在着管理与服务、参与与监督的互动关系。这样，他们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就构成了大学组织场域内部的“主体性力场”。在这一力场中，行为主体的思想与行为主要遵循着以下三种逻辑：一是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逻辑。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其本源性与核心性的元要素，就是学术性。不管大学组织规模、机构的发展演化达到怎样复杂的程度，其本质功能还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它应当是大学组织内部力场中的第一牵引力。一方面，学术发展表现为不断分化、裂变的倾向，不断形成新的学科边界与范式；另一方面，学术发展又表现为不断融合、相互贯通的倾向，原有的学科边界与范式不断被突破，产生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因此，大学内部的院系设置与组织结构，也就存在分-合-分-合的螺旋式变化，并伴随着这一变化，进行相应学术资源、学术权力等学术要素的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学科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整合，而学术资本与学术惯习作为重要力量，必然会影响到大学学术场域的生态建构。一般而言，学科结构体现了大学内部的学科设置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不同的学科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文化，特别是一个学科的成长与成熟，往往与学术组织的成长相类似，需要较长时间的积淀发展，因而会深刻影响到大学组织文化的样态与功效。伯顿·克拉克认为，“在主要的文化形式中，学科文化在近几十年中明显地升高了”，比彻也认为“每一门主要学科就是一组次级专门化，这些次级专门化成为他们成员的有一点儿不同的文化之家”，他们甚至认为，“学科是文化分析的适当基础”［4］。二是大学主体权力的运作与制衡逻辑。大学组织内部不仅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存在着各种主体权力结构及其运作问题，它与大学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结构主要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的二元结构，这种概括固然是正确的，但不免有些简单粗略，因为大学组织内部结构十分复杂，相应的权力主体与权力结构也呈现出多元性，按照大学内部组织的权力主体分类，至少存在党委会的政治领导权、行政系统的行政管理权、学术组织及成员的学术自主权、教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和学生群体的民主自治权。五种权力主体，有着各自的符号资本、利益诉求，彼此之间按照既定的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模式，在特定的时空中共同构成了大学组织内部的权力场域［5］。无论是政治领导权、行政管理权还是学术事务权，只要没有制度规则的约束，就存在着扩张的内在冲动，可能造成对其他几种权力的僭越，特别是政治领导权与行政管理权，凭借着组织外部上级主管部门赋予的强制力，往往会超出自身的权力边界，压缩教师与学生行使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利的空间，这是当下大学组织内部权力场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与调整，防止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形成五种权力之间分权共治的格局，才是大学组织内部权力场域的理想状态［6］。当然，每一种权力都是与特定的群体及其利益相联系的，权力场域的冲突实质上就是大学内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权力场域的游戏规则应当兼顾和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否则，权力场域的失衡失范，最终会在大学组织成员利益的不平等等方面体现出来，形成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的侵犯与剥夺。当下，国内许多大学内部各种权力的权限界定、彼此关系、组织载体、运作模式、实现路径等等都很模糊，权力要素同时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这些情况的存在不仅导致大学管理效率低下，而且导致有限资源难以集中运用于学术研究，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这正是大学组织发展绩效提升的体制性障碍所在。三是大学组织特有的时空结构逻辑。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在特定时间空间内存在和发展的，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时间与空间的心理体验及其价值指向，是组织文化深层的最本质的假设之一，因此，研究大学组织文化的内部影响变量，还必须关注和思考大学组织内部构建的时间与空间假设及其表现形式。关于时间要素，埃德加·沙因认为：“对时间的认知和感受是任何组织运作的最核心层面。一旦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有所差异，巨大的沟通和关系问题就会出现”［7］。就大学组织内部的时间向度而言，它包括组织成员对于大学组织历史的感知与认识、对大学组织运转周期的感受与评价、对未来大学组织目标实现期限的认识等几个主要层面。首先，大学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所承载的记忆、故事等作为大学组织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资源，对于大学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心理体系与行为习惯都有重要影响。其次，大学教育制度中一个重要的时间性概念就是学制，它与学年、学期、学周以及假期制度有关，其中本科生四年制、研究生三年制几乎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这些长短不一的时间单元，被嵌入到大学组织的制度化运作体系中，对大学师生员工的工作状态、行为习惯乃至心理体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大学组织特有的时间管理模式。第三，一所大学提出未来的组织发展目标，需要同时确定完成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如有的学校提出“用xx年左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并相应提出办学规模、师资水平、科研指标等届时将达到怎样的水平，这里的组织时间假设如果与师生员工的心理假设不一致，在大学组织成员中就会产生负面反应：时间假设过短，教职员工会认为目标冒进，急功近利；时间假设过长，教职员工会认为遥遥无期、与自己无关，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大学组织绩效，或者引起挫败感。组织文化的空间维度，包括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两方面，前者对后者具有明显的影响。人们时常引用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8］，其中就涉及了大学的物理空间问题———校园设施与环境。首先，大学校园的功能分区反映着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价值假设，也影响着日常教学科研活动及其师生员工的人际互动。其次，大学组织内部对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空间的分配原则与结果，对个人与组织的心态与行为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有形的物理空间中蕴含着无形的组织文化，到一所大学中注意观察一下组织空间结构，即可感受到该校的特殊的组织文化。
三、外部依附性与内部行政化的价值同构：当下中国大学组织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特征
上述大学组织场域内外部主体因素的影响方式或行为逻辑与大学组织文化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但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实际上，每一种外部或内部因素的作用力与影响力的强弱大小各不相同，导致大学组织文化在处理外部适应性与内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诸多差异。正是依据大学组织场域内外力量强弱大小对比的差异情况，可以划分出以下几种大学组织文化类型及其价值取向。一是外部适应型大学组织文化：政治主导或市场主导。当外部因素影响于大学的合力大于大学内部力量的合力时，大学组织的利益与意志则为外部因素所控制，大学组织活动就以满足和实现外部组织的利益需求为转移，这种情况下的大学组织文化就表现为适应型文化。从大学组织核心价值观、制度设计与战略规划到组织动员等各个环节，都会体现出这种“适应性”或服从性，而且大学组织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适应性与服从性的大小高低，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影响和控制大学组织的能力成正比，也与它们能够给予大学组织提供办学资源的多少与发展空间的大小成正比。在外部环境中足以影响和控制大学组织的各种因素中，政府因素与企业因素是两大主要因素，两者对于大学组织的利益需求并不完全一样，影响机制与影响力大小也呈现显著差异。根据两种外部力量的对比差异，大学组织文化又可分为政治取向型、市场取向性以及二者的混合型。政治取向型大学组织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组织，其组织文化结构表现为与国家政治文化的高度相似性或同构性；市场取向型大学组织文化主要基于市场机制的企业组织对于大学组织的影响力足以超过政府影响力，大学办学的价值取向在于适应市场变化、满足企业需求，其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都会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二是内部自主型大学组织文化：学术导向或行政导向。当大学组织外部各种因素的力量相对较弱，或者对于大学组织的控制相对宽松的情况出现时，大学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更多依靠自身的力量，大学能够自主处理与外部组织的各种关系并维护自身利益，能够比较独立地决定大学内部的各种学术或行政事务，大学组织文化就表现出“自主性”的品质。其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差异，使得大学组织文化可能形成学术权力导向型、行政权力导向型。学术权力导向型大学组织文化，类似罗伯特·伯恩鲍姆所说的“学会式组织模式”［9］，代表学术权力的主体因素处于相对强势，学术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全校形成“以学术为中心”的理念共识，奉行“教学科研优先”原则和平等民主原则，行政管理的科层比较弱化。这类大学表面看上去，似乎管理效能很低，组织内部及其成员之间处于“松散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往往为教师和学生充分释放创造的潜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文化氛围，因而学术成就与办学水平较高。行政权力取向型大学组织文化，则近似于伯恩鲍姆所说的“官僚组织系统”，其特征在于行政权力处于相对强势状态，行政管理人员决定着办学的重大问题，并习惯于以行政管理手段处理学术事务，内部组织结构呈现鲜明的科层制特征，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活动受到行政性管理体制的制约，即使是在学术权力内部，也存在着行政化的层级与差异，即所谓“学术权力行政化”。上述基于组织场域内外因素力量对比，实际上就构成了几种基本的大学组织文化价值取向类型，它反映了大学组织在特定组织场域中如何处理外部适应与内部整合之间关系的可能性选择方式。基于上述大学组织场域内外因素的系统分析，特别是不同因素之间的影响力场分析，笔者认为，如果把当下中国大学组织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概括描述其基本类型特征，则它属于具有鲜明外部政治取向和内部行政权力取向的适应型的大学组织文化。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大学组织内外部场域的权力要素之间具有明显的强弱级差，外部控制力大于内部自治力。就外部而言，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大学由中央和各级政府主办，教育部代表党和国家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负责领导和管理各级各类大学，掌握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直属大学领导者的任命、大学办学质量的考核等，以确保大学的办学方向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发展战略，无论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是其他地方高校，首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上级的政策规定与工作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组织自主办学的选择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国家对大学组织的领导权与控制权绝对优先于和大于学校的自主权与选择权。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与社会其他组织对于大学办学行为的影响正在逐渐增强，但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相比还比较弱，还不足以与政府权力形成均衡局面。同样，就学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大权力要素而言，总体上仍然是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对于学校许多重大决策、学术活动以及学术组织的设置等，基本上还是党政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在大学学术事务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真正凸现出来。这样就形成了由外而内、由上而下以政治（行政）权力为中心的中国大学组织的运作体制。二是中国大学组织内部核心价值观在强度属性上也存在梯度差异，非学术性价值观强度大于学术性价值观强度。组织价值观不仅有内容属性，而且还有强度属性（即界定某种价值观的重要程度），霍夫斯泰德正是通过对价值观强度差异的测量，描述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同样，大学组织价值观是一个由不同维度的价值观构成的体系，这些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大学组织的利益诉求（内容属性），而且依托这些利益主体所拥有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的大小，在大学组织价值观体系中具有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也就具有强弱高低之分（强度属性）。从功能维度划分，大学组织存在着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与学术价值观等分类，其中政治价值观居首要位置，关系到一所大学的政治立场与办学方向；其次是强调大学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无论是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还是科学研究方向，都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社会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工具价值观与目标性价值观的关系，即以后者为实现前者的手段与工具。显然，这种价值观体系内部强度差异，与大学组织内外部的权力关系存在着高度的同构性。以上就是基于组织场域差异化理论而提出的中国大学组织文化基本类型及其价值取向特征，它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大学组织文化许多外部表现的结构性根源所在。要进行中国大学组织文化变革，必须从改变这一组织场域权力结构和价值观体系结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上述任何一种大学组织文化的基本类型，都不是绝对的、纯粹的，正如伯恩鲍姆反复提醒的，“即使某些大学组织看上去常常只表现出一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可能有哪一所学院或大学总是只表现出一种模式的特征”［10］。现实生活中的大学组织，往往是上述各种组织文化类型相关因素的叠加与融合，从而造成大学组织文化的多样化。第二，上述大学组织文化的基本类型，只是依据大学组织文化场域中内外部力量对比的一般性描述，而事实上，大学组织文化场域中的互动情形远比上文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恩格斯曾经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理论深刻地阐释了历史发展的复杂动因［11］，其实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大学组织文化场域的“合力”形成机制。研究大学组织文化，同样要充分考量组织内外部各种影响因素所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及其合力。第三，布迪厄认为，在各种组织场域中，学术组织场域的差异化程度是最高的，政治组织场域差异化程度最低，但是与国外大学组织相比，我国大学组织场域的差异化程度不高，大学异质化发展程度也不够，由此导致大学组织文化的个性化特征不够鲜明，中国大学组织文化的个性化与差异化发展，还需要假以时日，通过不断地进行组织文化建设与变革来逐渐生成。
作者：蔡世华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科技教育管理专业在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