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基因与转基因报道概念的界定
转基因即转基因技术，就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报道就是关于转基因技术的最新进展、转基因技术的投入使用以及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消费和安全等一切有关问题的报道。大众传媒扮演着社会的瞭望者的角色，同时也是公众获取、传递知识和认知社会的主要渠道，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科学、准确、全面和客观的报道，既是媒体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通过近几年我国转基因报道的观察，却不难发现媒体在转基因报道领域存在着不规范媒介行为，以及这些不规范的媒介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近年来转基因报道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规范转基因报道的对策。
2我国转基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新兴的前沿生物技术，转基因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同时因为转基因技术的最终目的提高和改善食品的品质和产量，这就更是赋予了转基因这一议题的社会伦理、食品安全、商业利益甚至政治博弈和国家安全等属性。因此，转基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会对国家、社会和公众造成较大的较大的负面影响。转基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报道量小，且参与报道的媒体类别分布不均，党报和都市报关注少。笔者以“转基因”为关键词，以2012年10月1日到2013年10月1日为时间段，通过对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进行主题搜索，共获得296篇报道。来源报刊中除《粮油市场报》、《科技日报》、《中国食品质量报》、《健康报》等食品类、科技类等专业类报刊以外，其他类报刊数量均较少。比如《人民日报》6篇，《第一财经日报》3篇，《东方早报》3篇。中国知网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了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报纸，近一年内共296篇报道，平均每份报纸不到1篇的报道，足以证明报道总量较少的事实。同时对转基因进行报道的多为行业类专业报纸，《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和中国第一大报，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关注极少，财经类媒体如《第一财经日报》等关注更少。因中国知网收录的中国重要报纸中都市报、晚报等极少，所以在以上统计中得不到有力说明。但是通过对我国媒体的观察，不难发现，都市报、晚报对转基因议题的关注同样很少。
2）信息来源比例失衡。有研究者曾对1993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的消息来源进行较为详细的统计，通过比较和分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是消息来源几乎全部引自专家学者或政府部门；第二是消息源几乎全部引自转基因技术的专家学者。[1]另有研究者对2009年10月1日到2011年4月30日中国重要报纸进行统计，数据显示，“82.61%的积极类信息主要来源于专家或科研机构，而消极类报道只有50%，另外，NGO（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部门分别占18.75%、12.5%和12.5%。在《第一财经日报》的11篇消极类报道中，某专家署名的即有4篇。”[2]这都较为充分的证明了转基因报道中信息来源比例的失衡。媒体在信息来源上的选择，造成了专家和政府部门在转基因议题中话语权的垄断，且更多的是赞成转基因的声音。反对转基因的学者专家、来自一线的农业生产者和公众的发声机会少。在转基因的安全性尚处激烈争论的时期，这既使媒体报道丧失专业主义危险的情景中，又容易消弱媒体的社会公信力。
3）媒体工作者科学素养较差。转基因技术是一个前沿性和专业性很强的生物科领域，媒体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够敏锐的传达转基因技术的进展和使用，才能向社会公众传达科学的转基因信息。但是当前我国的媒体和媒体工作者长期以来对科学素养的重视不够，对科技类报道仅仅充当“传声筒”的角色，将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甚至将科技论文呈现给读者。转基因报道中，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科学素养弱的特点更加明显，媒体往往止步于对相关术语和理论的简单复制，不能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给受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妄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4）报道体裁的选择与转基因议题的特殊性和公众信息需求发生错位。转基因报道既是科学技术类报道，又属食品安全类报道，日益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但是科学技术类报道和食品安全类报道又恰恰属于专业性很强的报道领域，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转基因议题也掺杂了商业利益、政治博弈和国家安全等因素，这就赋予了转基因报道更加复杂的因素。公众也需要媒体通过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的深度和通俗的正确认知转基因，避免盲目的轻信或抵触，因此媒体的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就显得非常必要。但是纵观我国目前媒体在转基因报道中多选择的是消息问题，报道转基因技术的最近成果和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的政策和法律等，深度类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很少，这种报道格局不利于转基因知识的有效传播。
3规范转基因食品报道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梳理，对应我国转基因报道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媒体应该意识到转基因议题对国家、社会和公众安全的重要性，加强和改进转基因报道，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媒体应提高对转基因议题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大报道量。转基因技术从诞生至今，度过了从实验室到餐桌的历程，如果说在转基因技术在实验室和刚刚诞生阶段仅仅是科学界应该关注的事情，那么今天转基因食品已入“寻常百姓家”，科学界和社会名人等各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等由转基因带来诸多问题和讨论，媒体的报道就责无旁贷。各类媒体应该顺应社会公众的需求，给予更多的报道。另外，还应该重视的是党报、都市报和晚报等媒体也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角度对转基因进行报道，为政府决策与公众的判断选择提供依据。
2）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对从事转基因报道工作的媒体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科学素养。新闻专业主要指的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以及围绕着职业意识的一套新闻传播专业的操作要求。[3]它既包括报道内容的专业，也包括媒体的自律和专业精神的彰显。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具备所从事相关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有些国家明确规定：从事工业报道的记者，必须具有工程师资格证书；从事农业报道的记者，必须具有园艺师资格证书；体育记者要达到二级运动员水平；卫生记者要具备医师资格证书。[4]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鉴于转基因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报道门槛高的特点，媒体可以为从事转基因报道的人员制定专业的培训机制，进行相关生物技术学科知识的培训，致力于对记者转基因知识的长期培养，提升其科学素养。在报道中信息来源的选择上，媒体要注重信息来源的相对均衡，既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和学者意见的交锋，也有政府和官员的声音，又有相对独立的NGO组织的意见，也要及时回应对社会公众疑虑。在报道体裁的选择上，除了采用消息文体对国内外转基因技术最近科研成果、新出台的政策和法律等外，注重对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等深度报道体裁的运用。第一，媒体不应该仅仅止步于做各方事实和观点的“传声筒”，更要发挥深度报道的优势，挖掘转基因真相，检验争论各方论据是否真实。第二，要用通俗的语言对转基因知识进行解释性报道，为社会公众认识转基因，日常选择提供参考。转基因争论中，“挺转”和“反转”双方也存在着商业利益的博弈，媒体要在争议中坚守客观公正，避免被某一方利用，同时也应该防止新闻寻租，为自身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作者：曹琬晨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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