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因素对选择引进外国美术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基本上是局限于苏联美术和某些欧洲的古典美术，美术史的知识结构被圈定在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框架中。而从70年代末以后，对于外国美术的介绍逐步冲破了禁区，研究性论著的译本日益受到了重视。尤其重要的是，在知识视野上的拓宽得益于同期更为大量地涌进中国的西方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译著，得益于与美术史研究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比较迅速地积累起来。很明显，知识框架的调整和内容的更新、扩充不是在自己的系统内可以机械地解决的。
“教材史”的艺术史难题，如果只是从内容结构上来看的话，几乎所有的当代学者所撰写的“世界艺术史”都会有一种“世界”的视野，不同的只是在比例、分量上的差别而已。但真正具有“世界”性意味的叙事，并非仅仅体现在叙述内容的分配比例上，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维观念和对以往“西方中心论”模式的反思程度。笔者认为这种结构是美术史撰写范式中很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从现在的这一部分“概念探析”来看，我们有理由指出其不足：所举出的概念太少，在分析中也缺乏与非西方语言中的相同或相类似概念的介绍和比较分析，因而显得仍然没有脱出“西方中心”的局限。
在理论上，作者对艺术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也是极为重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尝试将艺术作品还原至其发生背景的脉络中来进行阐述与讨论，当然，这也是世界通史著述中一直不易解决的难题。以一二人之力无法在每一个专门领域中“深入浅出”，而有些专家集体分头撰写，则使各章节之间或重复、或脱节，更遑论有统观全局、收放自如的眼光？我们意识到尽管尽一切努力，建构一种从基本概念到叙述方式都真正符合“世界性”普适要求的“艺术史”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被美国艺术史教师们奉为经典的H.W.约翰逊的《艺术史》在今年推出了第7版，此事再次引起了美术教育界的极大关注。新版本由六位学者连手修订。实际上，艺术史书写中的“谁进来”、“谁出去”的问题还不是关键性的变动，发生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坚持原来的叙述范式、固守历史传统还是与时俱进地吸纳当代创作、反映新的社会现实，这竟然有点类似于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笔者个人认为，扩大艺术史的关注范围、重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这些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也是在笔者撰写教材的过程中曾试图努力的方向。艺术史教科书在过去超过50年里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没有从特定时代学生的需要出发。
“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当然是教育工作者时刻不可以忘却的，但是，这种“需要”本身也应该被审视和分析。由时代与社会风气培育出来的实用功利思想、享乐欲望、逃避艰苦的劳动等这些都是今天中国的大学生较为普遍存在的状况，正是这些状况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他们的需求。也正是对这种性质的需求的认识和忧虑，使一些有责任感的教师铤而走险，冒着不被学生鼓掌的危险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今之间的厚此薄彼的问题不但是一种知识结构、关注维度的调整问题，而且也隐含着有意识的价值倾向和对塑造精神气质的向往。在当代全球化的大众商业文化语境中，不论艺术史教材的撰写如何面对难题，对历史价值的关注和对人文精神的坚持永远是美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立场。
作者：沈泓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