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实用理性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身的成长土壤，本文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表现中梳理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脉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心理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实用理性”的区别来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论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学以致用，我们对此都不会陌生，那么所谓“用”又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有益于世道众人或有利于国计民生。几千年来，先哲的总结使中国文化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使中国人的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有诗意，是否切合实用。中国思想当中的实用主义无论是在文化上、道德理智上，甚至在人情中都成为一种潜意识中的激流。
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反对玄谈、主张经世致用的趋向与欧洲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宗旨有一种相通的精神路数，二者的会通和结合对中国近代“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启蒙运动贡献良多；实证主义的归纳法和实证逻辑对中国古典哲学向近代的转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与重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当指出，在近代文化思想领域中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西来学说几乎都能在传统中找到与之汇合的活水源头，它们相激相荡，互会互通，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即近代中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体成分。至此，中西哲学的融合实际上造成一种内外夹攻之势，摧毁了清初以来儒学封闭外壳，奏响了近代历史上文化变迁和思想革命的晨曲，延宕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此开始崩溃。
一、文化心理
在文化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影响，彰彰在人耳目，毋庸置疑。但是汉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生活的民族，凡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在”。这种对现实利益的过度关注，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缺乏对超验价值的追求.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在中国，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个人生活，无不体现出“实用理性”。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将这一文化概括为“实用理性”，是一种湛深的表达。近代以降，中国之所以诸事落后于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实用理性”不无关系。有人曾说，中国古代在实际意义上并未曾开展自然科学，更是提出四个理由：一是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的基本原则；二是五行是构成宇宙的巨大要素；三是中国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四是中国学者都鄙夷体力劳动。
这样的说法无疑有失偏激，但是我们在大唱“国学热”的今天不得不去正视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主义的利与弊。
中国的四书之一《大学》曾经提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这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体系。而儒家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也无不体现着物需要通过“我”这一实用主体才能凸显其价值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缺乏理知，但是几千年的哲学目标—安定、中庸—决定了我们的处世态度。20世纪初叶，当进化论进人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价值，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披上道德外衣。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正是强调学习“经世致用”的器物，而非先进、民主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文化背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中流砒柱，那么文学作为一种表征，则时时处处体现出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思想内蕴。
柏拉图为西方人树立了“理式”思想的里程碑，造就了“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以他的唯物的科学的理念为西方文艺开辟了现实的境界，《诗学》是亚里士多德现实理念的集中体现。
亚里士多德，这位被马克思誉为“历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学者，以他长期生活在雅典的生活积淀，以他坚实丰厚的希腊文化底蕴，成就了《诗学》，在《诗学》之中他常常以自己的伦理观点去看艺术的目的。“在判断一言一行是好是坏的时候，不但要看言行本身是善是恶，而且要看言者，行者为谁，对象为谁，时间系何时，方式属何种，动机是什么”。这就使西方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偏向于滔滔不绝的阐明，以达到感化受众的作用。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则更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社会伦理的构建。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精神，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皆反映了儒学重实用而轻理论的致思趋向，儒家祟实尚行，在先秦有荀子力主“知之不若行之”的经验论，至汉则有王充著《论衡》揭扬“疾虚妄”和“见用实事”的经验论。唐代大儒韩愈用儒学的功利主义作为辟佛的武器。宋明理学虽建构了以超然的形而上的“理”，但无论程朱还是陆王，皆反复强调实践、力行、践履等道德经验主义。另外，程朱一系的“致知格物”之说对明清实学也有积极影响。明清实学的基本趋势为经世致用，它恢复了一些原始儒学精义，加之西学刺激，反对理学“清谈”、“务虚”，提倡“欲挽虚窃，必重实学”和“实学救世”的学风悄然兴起，实学于明末清初蔚为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力主实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皆主于实用”，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人从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上宣扬实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恭等人提扬经世致用，至乾嘉年间统治者着意提倡考据学，故导致清代中期理学在思想界开始没落的格局。可以说，以反对“玄学”(理学)、倡导实事求是的实用理性精神形成了有清一代的主要学术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又是在复兴汉濡“经学”的招牌下进行的，故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近代伊始，袭自珍、魏源再揭“经世致用”之学，从而吹响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号角。严复既是中国实用理性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者，又是力图把中国的实用理性精神融会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他不仅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而且把实证主义引向中国，这在政治上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思想和文化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一意识形态”的转型。
五四前后期，胡适在宣传杜威实用主义的同时自觉、明确地在东西方两种实证主义学说中寻长结合点。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B.Grider)说：“当胡适接触到杜威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早已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他从范填、司马光的不成熟的怀疑主义那里学到的东西，以及通过严复的译著对强调力量、能力的进取心的斯宾塞和赫青黎的了解，这两者在他的理性气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大于后来他在杜威的实验主义中所发现的有关理性—环境冲突问题的精妙论述。”“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儒学家的反应和实证主义者的反应又是十分接近的，并足以使从这个学说到那个学说的跳跃成为一件相当容易的事。”
继胡适后，冯友兰于30年代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一反严复、胡适重视归纳逻辑的做法，突出演绎逻辑和分析命题的作用，用形式逻辑方法构造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前后，实证主义是与进化论和各种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学说并架齐驱的一支有较大影响力的近代学术流派。
当然，无论是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胡适改铸过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问题，这一块领地自然要让给以革命性见长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传人，不能不说对中国思想从传统儒学实用理性向近代实证精神和科学主义的蝉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道德信仰
在道德信仰方面，中国注重伦理亲情，执着现世生活，所以外来宗教者想在中国流传、扎根，就必须经过人文精神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国人讲“信则有，不信则无”，基督教的思想是天国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讲究的是今世之德。所以在中国的“得道成仙”远比“来世受福”更具有诱惑力。所以，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开出道德理智的花朵。西方人努力想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更现实地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现实王国。
经常有人说，西方人不关心尘世，追求超越的“真理”(Truths)，而中国人不关心抽象的真理，只迷恋于发现“道”。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求真者与求道者的这种简单对比，其实掩盖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主要的是关心社会的和谐。只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历史处境不同，从而需要不同的策略去实现这种和谐。
西方人沉迷于真理，中国人则缺乏对真理本性的沉思。但是如果说中国人不关心“事实”，显而易见又是不恰当的。公正的说法是，只是不像西方人一样，会去探讨“事实”是否为“真”这样的二阶问题。
于是，在中国的文化中“人情世故”远远比真理定律更加可靠。而当“正德利留厚生”这一原则自上而下影响到中国的百姓后，中国人便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重现实重人情的心理。他们遵循这样的原则，把对物体本身的兴趣置于对物体之用的兴趣之下。音乐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艺术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培养高尚情操，益于世道人心。诚实有无用处?自然有用，因为你如果满嘴胡言乱语那么人们便会不信任你，那么在事业上、社交上也会败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注重与自然的结合。当然这不是探求自然法则方面，而是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可以使人心旷神怡。于是，西方的那种分析式的、科学式的价值观必会受到现实的中国式的审美价值所排斥。
三、实用主义的现实思考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政教合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为体用、形而上与形而下勾连缠绕的特点，价值理性的独立性与超越性相当脆弱，相反常常成为工具理性的奴仆。这样，中国近代政统的瓦解与工具理性层面的溃败就相当自然地引发了道统的相应的危机。
其次，实用主义哲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历史情势决定的。如果没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所谓工具理性层面或实用层面的危机，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伦理道德也许根本就无所谓“危机”(文化价值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危机，而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造反、藩镇割据或宦官篡权)，当然也无所谓重建之必要。正因为是在形而下倒塌之后才去修补形而上，所以形而上的思考怎么也超越不起来，不能不被形而下牵着鼻子走。所以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现代化的滞后造成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于具有速成之效的工具层面的革命表现出比价值理性更大的兴趣。即使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特点，或把本属工具层面的东西提升为价值理性(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宗教化)，其出发点始终是作为工具理性的强国，因而总是滑向意识形态革命或政治革命。
历史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超然地、从容地建构价值理性的问题。于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在中国知识界重新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这个问题在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大论战中被再次提出，绝非偶然。
西方文化如同一部庞大的精密的机器，倘若拆开尚可看到一些零件，而中国的文化正如同一个经过历练后的精美瓷器，是万万不可打碎的，否则只会剩下支离破碎的残片。求精与求概、理知与实用孰轻孰重?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决不可忘记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体系。历经千百年的经验和历代的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使中国人现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在大部分时候风平浪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弥新。所以，我们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接受与摒弃，而是如同在理智与现实之中如何架设中庸的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