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元化社会政治的基础结构
如果深入分析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类型的阶级社会都具有相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即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无论这些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或非特权阶层的历史承载主体如何变化，其社会发展的基本政治结构，即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始终没有改变。
(一)二元化政治结构及其基本特征
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动态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特权阶层统治和支配非特权阶层;而另一方面则是非特权阶层企图成为特权阶层，从而有机会统治和支配新的非特权阶层。两个阶层之间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替代，构成了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主要体现在两者在生产结构中承担着两种不可或缺的职能，即生产管理者的职能和生产要素的职能。因此，它们之间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才能创造出基本的生存与共生条件。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性使得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成为可能。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两者在宏观上的生产关系或者微观上的分配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两个阶层为获取生产或分配上的支配地位而展开的竞争和替代，使得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张力。
(二)二元化政治结构的内在不稳定性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野考察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矛盾，我们发现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非常容易被简单而重复性的阶级或阶层竞争的表象所掩盖。特权阶层的代理人即社会治理者，有时候会完全和他们同流合污。因为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但这样一来，他们又面对着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谴责甚至仇恨。因而他们不得不给非特权阶级或阶层最低限度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可以容忍的好处，以间隔性的缓解这种来自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压力。而作为社会治理者在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服务的时候，也要时常关照特权阶级或阶层的社会诉求。这种超越阶级或阶层竞争的政治意识和艺术，决定了社会治理者必须能够在特权与非特权阶级或阶层之间进行全面的权衡，积极促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的治理局面，为社会发展提供所必须的治理结构。由此看来，企图完全驯服甚至推翻特权阶级或阶层，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发展在政治上扫清道路，并不能最终解决社会深层的治理问题。因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将来也会走向和特权阶级或阶层相同的道路，成为新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因而这不是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对错，更不是打击或扶持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政治结构问题。这种简单的阶级或阶层竞争显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最终消解。因为无论是特权阶级或阶层还是非特权阶级或阶层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两个阶级或阶层。无论哪个阶级或阶层受到打压，另一个阶级或阶层都要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这是因为，它们在生产结构中的不可替代的合作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共生性，也决定了二元化政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问题是它们在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中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却往往成为引发阶级竞争或阶层竞争的全部理由。因此，理性的政治家或社会治理者应该消除阶级或阶层偏见，重塑两个阶级或阶层的阶级或阶层属性，强化特权阶级或阶层的生产管理专业职能，平衡特权阶级或阶层在生产关系或分配关系中的地位，突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在生产关系或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在社会和谐与社会张力之间谋求社会政治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试图消灭或打压一个阶级或阶层从而为另一阶级或阶层转化为对方创造条件。倘若社会治理者没有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受到冷落和打击的阶级或阶层就会寻找新的代理人以改变自己的阶级或阶层地位。因此，作为社会治理者必须拥有一种调节和整合社会阶层矛盾的能力。惟有如此，社会才可能从二元化国家政治结构进入和谐共生的社会治理结构中。
(三)二元化政治结构的形式稳定性
在特权阶级或阶层与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相互依存与替代中，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得以维系和更新。特权阶级或阶层总是利用自身在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支配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倾轧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当这种阶级或阶层倾轧不断地破坏着彼此在社会生产领域上的合作时，两者便共同走向消亡。而已有的阶级竞争历史或阶层竞争经验及文化又进一步塑造着新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和非特权阶级或阶层。二元化政治结构在间断性的阶级竞争或阶层竞争的灾难中不断获得生命力，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的更加审慎的选择是寻找一种更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而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似乎是一种更切实际的政治选择。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僚组织或公共管理组织作为平衡或改善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或者官民关系的组织平台，强化二者作为社会管理者与社会生产要素的专业性特征，调节二者在分配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政府向市场和社会广泛分权的基本模式，培育更多的社会权力中心。除了国家官僚阶级或阶层之外，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完善私人市场，培育市民社会等，将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广泛纳入各种社会权力中心，谋求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各个权力中心在宪政框架内的多元化平衡。这样既可以转移过多的阶级或阶层矛盾与能量，又在客观上广泛而深刻地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二元化社会政治的治理结构
在二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中，特权阶级或阶层与非特权阶级或阶层一方面在生产领域中存在合作与共生关系;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上存在着竞争与替代关系。显然，分配关系的水平与程度必须以生产合作关系的水平与程度为基础。因此，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合作系统与分配关系系统各自的专业化程度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
(一)以政治资源占有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循环运行结构
在二元化社会政治治理结构中，对于特权阶级或阶层来说，通过对传统政治特权的承袭与强化可以低成本的获得在分配系统的竞争优势。这种有效性反过来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在特权的获取上进行专业化的社会资本积累。因此，偶然性的权力获得或晋升，在特权观念支配下，会借助其在社会政治上的身份、资历、家庭与宗族关系等非理性化的因素得以巩固和强化，从而使得社会政治权力的发展在获得历史与现实合法性的基础上，失去了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发展面相，停留在了低水平的“分封－权势”的权力发展模式上。这种“分封—权势”的权力发展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它具有从特权阶级或阶层看来的高度稳定性。这会促使社会政治资源围绕“特权—保护—特权”的权力发展逻辑来配置，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围绕着权力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为实现权力的效率性，它会适度向权力外围分权，其限度以不损害分权中心的绝对社会政治利益为界限。它通过设置严格的等级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设计上以权力中心的绝对稳定为最高目标，其运行特点表现为，下一层级所拥有的全部社会政治资源不足以使其跃迁到上一层级，从而使得这种分权具有高度的等级封闭性，从而达到绝对的稳定性。这使得社会政治资源的流动性及其配置效率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社会政治资源相对低效的流动，使得很多社会政治资源的流动现象借助于偶然的因素或制度外的因素得到表达，从而强化了权力下层暴力革命或权力竞争上的非理性意识和权力上层在权力稳定与保护上的特权主义。这种双向强化的结果是将社会政治资源禁锢在了这种“特权—分封—权势—保护—特权—斗争—革命—特权—分封……”的模式上，社会政治的发展沉入死寂，进入历史的死胡同。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帝制便是这种权力结构的衍变。
(二)以社会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发展结构
二元化社会政治的微观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耗散为基础。由于特权阶层保护意识的存在，政治资源的流动及其配置无法通过规范化或专业化的社会制度渠道得以进行，因而依附于传统的家庭、宗族等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得以积累，客观上激励了制度外非专业化的制度渠道的发展。这使得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在微观上深深根植于传统社会组织的土壤之中，从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性。当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经历了这种政治社会化的选择后，便具有了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和伦理基础，而非专业化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很强的历史适应性。这导致二元社会政治的专业化、制度化和技术化的发展面相的普遍缺失，社会政治无法获得高效的发展形式。这种建立在传统社会组织基础上的非专业化的政治发展模式，其稳定性与效率随着权力中心社会资本积累与耗散的程度，表现出历史周期性。虽然如此，但由于其微观结构的历史适应性，从而使得其结构能够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空间范围内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当受到外来冲击时，人们才发现这种千百年来超稳的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所提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功能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家庭、宗族以及自然的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组织所凝聚的政治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表现出非专业化的低效率。承担社会政治资本积累的家庭、宗族以及自然的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组织，最终还是要从这种社会资本的投资中获得超额的政治收益，以维护这种模式的存在和发展。然而，这种政治发展上的非专业性注定无法提供出超额政治投资回报率，从而注定建立在非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二元政治发展模式表现出固有的历史周期性，难以达到社会政治的长治久安。
(三)以家庭、宗族等原始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结构
延长政治周期的基本做法往往是政治的伦理化，即政治中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迎合和满足社会基本组织所需要的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需求，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功能，达到亲民效果。而作为二元化社会政治治理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政治系统内部高效的提供政治功能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其他功能。由于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没有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预设出既定的理性化的制度渠道，导致政府不得不通过专政、极权、垄断等诸多程度不同的集权方式集中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以满足民众的需要。而作为政治系统，它在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功能时，又是非专业化的，注定这种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需求的满足是非常有限和非专业化的，从而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当民众付出了所有的社会资源换来的却是这种极其低下的制度和产品供给时，则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策调整、改革甚至政变革命等政权更迭形式不断上演以缓解着矛盾。除非这种变革在思想上或肉体上消除了已经积累起来的矛盾，否则对这种社会矛盾的调节都于事无补。
(四)以传统历史文化表象为基础的政治文化认同结构
承上所述，要相对低成本的解决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所积累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思想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主体在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既有历史文化地位不断进行强化，使得人们无法在足够的文化视野中体察到这种对既定身份与命运自我认同背后的人为设计，从而将二元结构所积累起来的既有矛盾成功地转移到了人们对相对狭隘的文化思想的反复体认中。而一旦人们在思想上失去了对这种社会矛盾深刻来源的积极探索后，我们就都成了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表象。因此，无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无关紧要，即使统治者当时快意，也难保其后代子孙不落入历史窠巢，沦落受难。即使是被统治者，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遐想，以待风云际会。而这些都无非是二元社会政治结构所产生的或善或恶的表象。当人们深陷历史现象的迷梦时，我们一起成为了历史材料，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同样是历史材料的后来者偶然的历史情怀或激情所回忆和追溯，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便万寿无疆了。而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则被禁锢在了这种二元社会政治结构所提供的有限低效的功能选项中。
三、二元化社会政治的演化结构
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由于存在着上述诸多局限，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局限性更加凸显。显然，通过革命或强制的手段回到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只能是一种历史倒退。那么，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合理演化趋势又是什么呢?
(一)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局限
在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由于政治直接获得了社会伦理基础，满足了政治自身追求合法性的目的，从而使得制度、法律以及经济市场、社会合作等这些需要理性精神支撑的结构要素无法在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得以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结构的功能要素。即使是政治要素，也由于在二元社会政治结构中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功能而无法得到相对专业化的发展。传统儒学的高度发达便是这种政治伦理化的长期文化认同的结果。不仅如此，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不断强化，极大的限制了专业化、制度化和技术化等理性精神的成长和发展，使得系统结构文化、制度文化与技术文化等理性文化无法彰显。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教育文化成为了在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表象，无法获得高效发展。
(二)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二元化政治结构由于缺乏专业化和效率基础，从而使得政治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整合来自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系统的发展资源，直至全部社会资源耗竭殆尽。因此传统的二元化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性系统结构，它无法获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持，从而难以摆脱残酷的政治周期的选择。不仅如此，这种社会结构经常性的表现出一种间歇性的社会性精神官能症，不但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使得社会生产力在周期性的社会阶级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革命与战争”抑或“和平与建设”的双重历史变奏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中周期性的穿插与交织进行着。然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却无法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得到不断积累，反而被周期性的毁灭殆尽。这使得原始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惟一资本形式，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留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低效而粗放的发展模式上。
(三)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演化的基本趋势
如何将现代理性精神内嵌于传统二元社会政治结构中，使得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结构功能要素能够在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中，实现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高效自由发展，同时又能使得这些功能系统彼此有机结合，在国家的层面得以有效统合?这是实现二元社会政治结构向现代多元社会政治结构演化的关键。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二元政治结构，必须改变传统政治结构的资源配置方式，向二元化政治结构中引入专业化和技术效率因素，提高政治系统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合理构建具有负反馈机制的政治系统，重视民主的修错功能，实现政治系统的制度效率。其次，积极提升政治系统的信息化水平，提高政治系统的技术效率。最后，借助民主与效率机制，积极释放政治系统的矛盾，降低政治系统运行的熵值，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当政治系统的发展获得相对独立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就可以得到长期不断的社会化积累，从而为生产力的高效发展提供了可能。以此为基础，不仅政治系统会获得充裕的发展资源，而且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系统都将获得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充裕资源，从而高效的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四、结语
可以设想，一个以政治系统为核心，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系统的平衡发展的多元化生态发展模式将会是二元化政治结构演化的基本趋势。
作者：高娟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