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日益开放。一批具有特殊身份和肩负特殊使命的西方人也在各项条约庇护之下踏足中国，他们便是晚清时期受西方各国派遣来华的职业外交官。由于来华外交官主要负责处理本国和清政府之间的官方事务，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同中国官员、民众进行口头或书面的直接交流。事实上，来华前他们中很少有人接触过汉语，因此，学习汉语，克服语言障碍成为他们来华后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在众多来华外交官中，无论从个人汉语水平而言，还是从推动对外汉语教学角度而论，英国来华外交官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ａｄｅ）和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毫无疑问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佼佼者，尤其是威妥玛编著的《语言自迩集》（ＹüＹｅｎＴｚǔêｒｈＣｈｉ：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８６７）以及翟理斯编纂的《汉言无师自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１８７２）和《华英字典》（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８９２），不仅成为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亦对当时乃至后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威妥玛与《语言自迩集》
威妥玛，１８１５年出生于伦敦。１８４１年，年轻的威妥玛随英军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威妥玛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军队翻译，同时还担任香港最高法院粤语翻译。此后。威妥玛历任英国驻香港汉文正使、英国驻华署理公使，并“两次担任英国全权驻华公使”。１８８３年，威妥玛卸任回国。１８８８年，由于其在汉语研究及教学方面的崇高威望，威妥玛被英国剑桥大学聘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担任该职位直至１８９５年去世。威妥玛长期从事职业外交和汉语教学，“在华四十余年，公务之余博览群书，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独到研究”，在威妥玛众多的汉语研究著作与教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语言自迩集》
（一）内容简介
《语言自迩集》是威妥玛多年汉语教学与研究经验之总结。全书共分八章，涉及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词汇、语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翔实。第一章“发音”。在该章中，威妥玛采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的语音来描述汉语发音，并将汉语语音分为单元音和复元音、辅音及送气音。每个音之后都列出相应示例以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和模仿。此外，威妥玛对汉语语音中的声调和韵律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第二章“部首”。该章以《康熙字典》中所确立的２１４个部首为讲解纲要，帮助学生学习“汉字的书写”。威妥玛按照部首的笔画数列出了一份“部首总表”，其中包含了全部２１４个部首。第三章“散语章”。该章是汉字、词汇教学的核心内容，共分４０单元，包含１０８０个条目。威妥玛以汉字为讲解单位，先给出一个汉字，然后用“威妥玛式音标”注明其读音，再解释该字的各个义项。这种解释通常非常全面，往往会列举出该汉字的大部分常用字义。在讲解几个汉字之后，文中还会出现一组例句，分别展示上述汉字的具体应用，并且通过加注释的方法对句中某些字、词的习惯用法再进行解释说明。第四章“问答章”。该章共有１０篇课文，采用对话体形式，如：“您贵处是那‘儿？敝处是天津，没领教。我也是直隶人。阿！原来是同乡。……”［３］［ｐ．１７８］每篇课文之后，威妥玛先列出文中生字并加以注音，然后再对文中的生词、俗语、语法等进行详细讲解。第五章“谈论篇”。该章包含一百段两人对话。每段对话谈论一个话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个人修养和学习、儒家思想、生死观、因果报应观、鬼怪故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种社会活动礼俗等诸多方面。相比“问答章”中简短对话，“谈论篇”出现的对话不仅话语长度增加，而且谈话的主题性和探讨的深度进一步加强。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该章改编自中国传统戏曲《西厢记》。威妥玛“请来了几位中国朋友帮忙，删节和修改故事的主要情节作为骨架，然后充实其他”，最后由另一位汉学家禧在明（ＷａｌｔｅｒＨｉｌｌｉｅｒ）对整个故事做注释。威妥玛相信，“学生将会看到，要学习像在北京讲的那样的汉语口语，现在这篇作品，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帮助”。［３］［ｐ．９］第七章“声调练习”。该章实际上是第一章“语音篇”的延续，重点探讨汉语语音声调。在详细解释汉语声调变化的同时，威妥玛还为学生专门编写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和“声调练习”两大类近千余道习题。第八章“词类章”。该章是威妥玛对汉语口语语法进行总结的一次尝试。威妥玛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引入到汉语口语语法研究中来，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探讨了汉语句法中的“纲”“目”关系；同时，他还参照西方语法体系，将汉语中的“单字”划分为名词、冠词、量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叹词１０类，并通过实例一一说明。
（二）特点剖析
相比以往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无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首先，《语言自迩集》是第一部以北京话口语作为教学对象的汉语教材。此前，尽管已有相关汉语字典、教材出版面世，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但这些字典、教材所使用的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３］［ｐ．１４］而非北京音。然而，凭借多年的职业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威妥玛认为，北京话才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中，威妥玛解释道：“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习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３］［ｐ．１４］。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威妥玛果断地选择北京音作为《语言自迩集》的音系基础，希望借助《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在来华外交人员中推广北京话教学，从而使他们能够尽快胜任外交工作。《语言自迩集》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唯一教材。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考证，“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的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迩集》以外，再也没有了”［３］［ｐ．２］。其次，《语言自迩集》中所使用的拼音方案是众多拼音方案中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史称“威妥玛式拼音”（Ｗ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在此之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种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方案，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公认的模式。威妥玛通过总结前辈学者的经验教训，在其中国老师应龙田帮助下，创立了这套拼音方案，并首先将它公布于１８５９年出版的《寻津录》（ＴｈｅＨｓｉｎＣｈｉｎｇＬｕ：Ｂｏｏｋ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一书中，然而却没有马上得到普遍认同。后经威妥玛修改，至《语言自迩集》出版，这套方案才最终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体系。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章中，威妥玛向读者详细解释了这套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体系，包含声母２７个，韵母４０个，在声调方面，威妥玛摒弃了前辈学者坚持的“五声说”，而将汉语声调按照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定为“上平”、“下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并且在每个音节后右上角标注１、２、３、４分别代表上述四个声调；此外，在字母后左上角加“‘”符号表示送气音，具体如下表３所示：和以往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式拼音”不但“减少了音符的数量，力求各个音符的一致性并近似英语的发音，从而达到经济、一致的原则”［４］，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使学习者能够很快地掌握汉字的发音。再次，就教材编写角度而言，《语言自迩集》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纵观全书，《语言自迩集》包含了语言教学中的各个要素：语音、词汇、文化和语法。第一章“发音”和第七章“声调练习”主要针对汉语语音展开论述，“较完整全面地讲解了１９世纪北京官话口语的发音系统，尤其是极准确地记载了口语系统中最具特色的轻声、儿化、音变现象”［１］［ｐ．４１］；第二章“部首”和第三章“散语章”以汉字、词汇为核心展开教学，利用多种方式分析讲解汉字特征和词汇知识；第四章“问答章”、第五章“谈论篇”以及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在词汇教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汉语语言文化；第八章“词类章”则将西方语法体系引入汉语研究，并试图总结汉语口语语法特征。各章循序渐进、由易到难、逐步扩展。而在编写过程中，威妥玛十分注重所选内容的实用性，因为《语言自迩集》最初设定的教学对象为来华的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来华后主要的交际对象为中国官绅阶层及商人，因此威妥玛将与这两类人密切相关的内容均收录到《语言自迩集》各章之中，如“谦称、敬称的使用，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方式，官场上熟人间的相互照应，求人办事的表达方式，如何恭维别人，官场的勒索之风，捐官制度，如何向人赔礼和招揽生意，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宴会情况，包括如何寒暄、排坐次、招待和告辞”［１］［ｐ．４５］，希望学习者通过系统学习可以尽快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进而更好地胜任外交工作。此外，多年的汉语学习经历和教学经验让威妥玛认识到，中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西方学生兴趣之所在，因此，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威妥玛还采用多种形式对课文中出现的相关文化现象详加解释，例如，在谈到中国人姓名结构问题时，威妥玛通过具体实例向西方人“说明了中国姓氏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具体语用，如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结构是‘夫家姓＋娘家姓＋氏’，‘翁’则多用于文人”［５］，这种寓文化差异于语言教学中的模式，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有效缓解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枯燥和单调，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三）影响及意义
作为一部“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本、一百几十年前北京话口语实录描写及汉语语法研究集大成的著作”［４］，《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不仅对当时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而且对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均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首先，《语言自迩集》有力推动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尽管在威妥玛之前，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就曾编写过一些汉语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但这些著作或偏重方言、或零散而难成体系，《语言自迩集》则凭借其丰富的内容、系统科学的编排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很快成为当时英、美各使馆工作人员学习汉语的必备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汉语教材匮乏之不足。不仅如此，随着《语言自迩集》影响日益扩大，“日本也以它为蓝本，编写日本人使用的汉语课本。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所著《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介绍，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出版的广布精编《亚细亚言语支那官话部》（共七册），内容、结构多据威氏《语言自迩集》。１８８０年出版的《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更是威氏书的改订……类似的书还有几种。于此可见威氏书的合理性、适用性以及它的影响”［６］。另据相关史料记载，“《语言自迩集》也曾在朝鲜半岛流传，在韩国奎章阁就发现过它的一个手抄本”［３］［ｐ．２］，甚至在欧洲，“如俄罗斯１９０２年出版的《汉语阅读》—《汉语口语》（北京音）（参考书）一书前言认为‘最近有许多欧洲国家出版了学习汉语及其语法的教材……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至今为止大家认为伟德（即威妥玛）的课本是最好的’”［４］。可以说，《语言自迩集》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其次，《语言自迩集》无论是在教学方式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例如，在汉字、词汇教学中，威妥玛采用以汉字为核心，以词汇为引申，以注释为补充，以练习为巩固的模式，有效地实现了各语言点之间的串联和融合；在语法教学中，威妥玛充分考虑到西方人的不同语言背景和需求，以英语语法为参照，通过大量实例归纳总结汉语语法，开启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门。而在教材编写上，威妥玛则以系统性为纲，以实用性为目标，以趣味性为辅助，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此外，“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宣示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基本上是一种肯定、赞赏的倾向，客观上起到了向西方、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４］。鲁健骥先生在评价该书的编写时就指出，“这部教材在当时西方人编写汉语教材历史上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汉语教材的编写，有很大的影响”［７］。
二、翟理斯对汉语教学之贡献
翟理斯，１８４５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北雷帕德。其父贾尔斯牧师（Ｊｏｈｎ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是当时英国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在父亲影响和督促下，翟理斯从小接受古典式教育。１８６７年，年仅２２岁的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被派往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中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翟理斯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英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１８９３年因健康原因辞职返英。１８９５年威妥玛去世，而由他所担任的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一度出现空缺。两年后，翟理斯凭借其在汉学领域取得的骄人成果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在回顾其一生时曾说，从１８６７年起，他人生主要有两大抱负，其中之一便是“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做出贡献”［８］。福开森（Ｊ．Ｃ．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在评价翟理斯时也曾说，“或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使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变得容易多了。在这个方面，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从他的著作中受益，现在，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了”［８］。《汉言无师自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Ｔｅａｃｈｅｒ）和《华英字典》（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的问世正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汉言无师自明》
１８７２年，学习汉语不足５年的翟理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教材—《汉言无师自明》①。和以往汉语教材相比，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简单、实用，适合学习者自学，这也是书名《汉言无师自明》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一个重要信息。首先，翟理斯在书中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教西方人读中文—即用英语为汉语标注读音。例如“你为什么不来？”（Ｗｈｙｄｏｎ’ｔｙｏｕｃｏｍｅ）一句相应的读音为“Ｎｅｅｗａｙｓｈｕｍｍｏｐｏｏｌｉ”［９］（ｐ．３），这样的拼写在外国人，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眼中，可以很快转换为［ｎｉ：ｗｅｉ∫ｎｍｐｕｌａｉ］，而这种读音和汉语本来的发音几乎相差无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方式的优点就在于学习者可以借助熟悉的母语学习、掌握外语而不必专门学习汉语的发音规则以及纷繁复杂的部首，极大地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只要拿起这本书，学习者就能够讲出简单的汉语句子，进而达到会话交流的目的，因此对那些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些日常对话的外国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易学易用的有效方式。当然，这种标注法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按照英语的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８］。潘伟斌在《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翟理斯＜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Ｔｅａｃｈｅｒ＞研究》一文中，对翟理斯的拼音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翟理斯对于辅音的描述是十分接近威妥玛式拼音的，除了对于辅音ｊ、ｘ、ｚ、ｚｈ和ｒ的描述存在一定差异外，剩下的辅音完全一致”；“而对于元音的描述，翟理斯更多的是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出发，尽可能地选用简单的英语来描述汉语的元音”。［１０］值得一提的是，全书通篇没有出现声调，这并不意味翟理斯不重视汉语声调，只是在他看来，该书只是一本速成教材，使用声调无疑将会加大学习者的难度，故弃而不用。其次，书中所选场景、例句、字词等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实用性强。《汉言无师自明》全书虽然只有６７页，但书中却涉及基本数字（第一章）、旅游（第二章）、商务（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日常用语（第四章）、家庭生活（第五章）、运动（第七章）、航运（第九章）等多个场景；且书中所搜集之例句均短小精悍，口语化程度高，例如在请客吃饭这一场景中，先后出现“叫厨子来”、“明天晚上要请客”、“烤一个羊腿”、“煮一块咸牛肉”、“有鱼肉没有”、“要四样点心”、“烤两个野鸡”、“买一瓶奶子”、“炸几块面包”、“不要拿猪油炸拿牛油炸”、“叫厨子做鸡汤”［９］等常用句式；而在书中最后一章，翟理斯还特别收录了６００多个常用汉语词汇，供学习者参照使用。再次，淡化语法观念，强调实际应用。和其他汉语教材相比，翟理斯并没有在书中长篇累牍地详细介绍汉语语法，相反只是用了两页的篇幅极为简单地提及三条语法现象，“名词、形容词无词尾变化、同一词语可表单数或复数”、“人称代词介绍”、“动词除过去时之外，在所有体、态、数以及人称上均保持原形，而过去式通常在原词后添加‘了’、‘着’、‘过’来体现”。［９］很显然，翟理斯并不希望学习者过多关注语法从而影响实际应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实用主义”。尽管《汉言无师自明》内容不多，亦缺少《语言自迩集》所表现出的学术性，但其简单、实用的特色却让该书在出版后倍受外国人的青睐，短短数十年，一版再版。截止１９２２年，该书已经出版至第十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的确，即便今天，《汉言无师自明》所体现出的从学习者需求出发兼顾实用性的编写理念，对当今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华英字典》
《汉言无师自明》可以说为西方人掌握汉语口语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而《华英字典》的完成则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书面语提供了巨大帮助。早在１８７４年，翟理斯就萌发了编纂一部英汉词典的念头，并开始着手搜集相关资料。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华英字典》第一版于１８９２年面世。由于种种原因，第一版《华英字典》中存在较多错误。此后的２０年中，翟理斯不断修改其中的错误，直至１９１２年第二版《华英字典》出版面世。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的《华英字典》不仅更正了初版的许多错误，还增添了许多新词汇。相比早期来华西方人编纂的字典，《华英字典》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词汇量大，内容丰富。正如翟理斯本人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言：“编纂《华英字典》的初衷在于为外国学生学习中文提供有利帮助，因此本字典收录了尽可能多的地道的中文表达法。”［１１］全书共收录汉字单字１３８３８个，“对每个单字都给出了其不同词义的多个英语释文（对应词或说明性释义），起领头词作用的单字条目下所收的多字条目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不仅有单词、短句，还有完整句；……所收词目有文言和书面语言，有口语和俚俗词语，有专名也有成语、谚语、惯用语，全书所收多字条目粗略统计１０万余条”［１２］。其次，《华英字典》中收录汉字的注音也是同类字典中最为详尽的。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创立了一套“威妥玛式拼音”用来拼读汉字，然而，这套体系的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汉语语音特点，采用过多的附加符号，这也给学习者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不便和混淆。为此，翟理斯结合自己在《汉言无师自明》中制订的拼音方案，对威氏拼音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主要表现在用相同字母加点的办法来标识送气和不送气的汉语双唇音（ｐ－ｐ’）、舌尖中音（ｔ－ｔ’）、舌根音（ｋ－ｋ’）、舌尖前音（ｔｓ－ｔｓ’）和舌尖后音（ｃｈ－ｃｈ’）”［２］［ｐ．９６］。这一新体系又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氏拼音”（Ｗａｄｅ－Ｇｉｌｅ’ｓＳｙｓｔｅｍ）。这套拼音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且简单易学，因此，直至１９５８年中国政府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威—翟”体系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和专有名词的国际通用拼写方式。另一方面，翟理斯还根据《佩文韵府》为每个汉字注了音韵（翟理斯用字母“Ｒ”来表示音韵），并用数字１到４来表示该汉字的各个声调。此外，翟理斯还参照借鉴了庄延龄等人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在每个汉字下注明该字在不同方言中的发音，并用相应的字母来表示其所属的方言区。例如，“Ｃ”表示广东话、“Ｈ”表示客家话、“Ｆ”表示福州话、“Ｗ”表示温州话、“Ｎ”表示宁波话、“Ｐ”表示北京官话、“Ｍ”表示中原音、“Ｓｚ”表示四川话、“Ｙ”表示扬州话。［１１］“如此煞费苦心地给汉字详细注音，在汉英词典中可谓空前绝后”［１２］（ｐ．１３４－１３５），但这也正体现了《华英字典》的实用性。因为，许多使馆的翻译学生在学习两年汉语官话后被分派到中国各地，而在当地方言有时要比官话更通行，从这个角度而言，《华英字典》中所标注的各地方言读音为这些翻译学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也是该字典受到驻华使馆界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华英字典》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所收录词条很多是翟理斯在阅读和编纂中“信手拈来”之作，缺乏一定的标准和系统性；此外，“过多收录方言（特别是沪杭一带的方言）”、“极少收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经大量涌入汉文书报刊中的新词”、“个别汉语字、词的英语释义不准确以致有误”等也是《华英字典》存在的缺点。［１２］尽管如此，《华英字典》以其大量的词汇、丰富的内容、详尽的注音、完善的检索方式，成为“２０世纪头３０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１２］，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架构起一座桥梁。
三、历史的经验与借鉴—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的交往日益增强，汉语在许多国家以及国际机构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交际工具。全球出现‘汉语热’已是不争的现实”［１３］。而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汉语，就离不开与之息息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依然存在学科历史研究薄弱，教学实践模式单一、缺少新意，教材编写难出精品等等不足。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对威、翟二人汉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写、词典编纂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和剖析，不但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和线索，同时对该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完善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反观威妥玛、翟理斯二人的汉语教学实践，无论是创造“威—翟”体系来拼读汉字、还是选取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进行讲授，无不强调和突出“实用”的教学理念。事实也证明，这些方法在当时对来华西方人的个体和群体汉语学习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笔珍贵、丰富的历史经验，毫无疑问应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此外，回顾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翟理斯的《汉言无师自明》、《华英字典》等教材和工具书，虽然出版年代距今相当长远，但值得一提的是，威、翟二人均是外国人，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和编写教材的出发点与中国人在教材编写方面必定存在着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恰恰是中国人很难体会或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因此这些教材里所记录下的大量生动鲜活的语料、强调教学内容的趣味性、结合西方语言特征的讲解方式、符合西方人口味的编排体例、突出实用性的指导思想等，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之处。正如张西平教授所言，“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秀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
作者：卞浩宇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